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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还提出了一种“反射理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的变化又会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认识。例如，投资者如果认为美元会上涨，拼命地购买，则他们本身的行为就会促使美元上涨，进而降低美元利率，刺激美国经济。这反过来又使美元的增值有了根据。如果投资者认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会上涨，并大量买进，将促使其股价上涨。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利用高股价的有利条件去收购别的公司，从而反证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增值是有理由的。这也就是索罗斯所说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好比战场上有大雾，你无法获取所有的信息，但等雾停了，你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时，战局又发生变化了。证券市场上实际是炒朦胧题材，当一切都变得清晰时，你也就输给了市场。在索罗斯看来，投机者的一窝蜂行为是无法用经济学中的价格供求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如果价格上涨，按照书本上的供求理论，这时供给会增加，需求会减少，从而制止价格的上涨。但是如果人们预期价格还会上涨得更高，待价而沽，则供给反而减少，需求反而增加，从而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因此，在市场上左右股价变化的并非供求理论，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价格的预期。
索罗斯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他不同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人对市场有完全认知的能力。人们身处的世界每一刻都在变化，无人可以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有完全的认知。因此他也不相信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近20年来有长足发展的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些方法，而竭力去寻找那些非均衡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发出了促进他采取行动的信号，并觉得当人们要通过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而作出任何决定时，那实际上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人的行为是会影响环境，但环境亦同时会影响人的认识和行为。这就是乔治·索罗斯所谓的反射理论的出发点。他指出，现实反映了人们的想法，人类行为都会改变客观环境，是基于人对现实环境的理解而作出的决定，索罗斯称之为参与作用，那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这两种作用相反地运行，又相互影响，而每一个作用的产生，都需要一个对立的因素，当环境对人们生产影响时，其他连锁反应亦会陆续发生，因此统称为“反射作用”。
在股票市场上，人们一直认为股价是股票本身价值的反映，从而股价与股票的价值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就认为其中的关系是一种微妙的反射关系。他认为投资者通常对股票市场及股票的认可均会有所偏差，而且市场本身亦具有某种程序的预测或估计的能力。索罗斯认为投资者的偏差会造成种种反射作用，并会与投资者所身处的市场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由于投资者仅是市场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决定又会影响市场。这样，索罗斯就以市场的偏差代替投资者的偏差。这种偏差实际上就是指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者的判断，它会直接影响到股价的走势。看好的市场偏差，将会使股价上扬；看淡的偏差，便会使股价下跌。
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2）
不过，在索罗斯的理论中还包括另一个因素，即市场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论是否为投资者所察觉，均能影响股价。但是，这种趋势的影响力有大有小，亦会受投资者偏差的影响。因此，股价的走势是由市场的偏差及市场的趋势两者相互影响而决定的。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方式，就是反射理论所谓的被动式的认知作用及主动式的参与作用的过程。这就是市场的趋势影响了投资者，因此，股价其实就是由市场趋势及市场偏差的反射作用所影响的，但同时两者却又受股价的影响。这三者均能加强其他两者的影响力，当它们向同一方面加强时，或在此后又往另一方面发展时，它们的形态就是常说的盛或衰。
索罗斯把股价加强市场的走势称为自我加强走势，反之则称为自我调整过程。同样，市场趋势和市场偏差也会以自我加强或自我调整的形态表现出来。当市场趋势被加强时，市场的预测与实际股价的分歧将会扩大；如果相反，就会自我调整，将分歧缩小。这些现象就称为股票市场的上升或下调。如果市场偏差令股价向上游动，这是正确的偏差；如果下浮，则为负面的偏差。索罗斯指出，市场的趋势可以令市场的偏差进一步加速或令其调整。
上述就是索罗斯反射理论的主要内容，虽十分简略，但亦可见其敢于否定传统思维的勇气。他另辟蹊径，独排众议，相信市场的运行并非都是有效率而合理的，其中必有一些漏洞，而且市场的价格也往往有错，并按照这种理论思路去寻找所有其他投资理论的缺陷，从而能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并注意观察那种趋势可能即将告终的隐约可见的迹象，做到在趋势发生转折之前背潮流而驰，从而大获成功。也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魄力和基于哲学思考的神奇感觉，使他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有影响的人物。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史蒂夫·汉克的说法，他以此证明了“一个清楚的头脑和大量的金钱并不是必然一起出现的”。
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听过他的课。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为索罗斯向世界专制政权宣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索罗斯亲身经历过独裁政体的暴政。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犹太儿童的索罗斯曾被父亲用篡改过的身份证明隐藏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官员家中。后来又被迫流亡英国。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索罗斯自己也认为他离精神错乱并不太远。他的祖父就是偏执狂。他偶尔也幻想自己会发疯。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使他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为此他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开放社会”来自于卡尔·波普的哲学概念。
开放社会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同时需要有一种公共机构去保护所有的人，使每个人都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开放社会”这个术语是通过波普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流行的。广义地说，开放社会的特征是依赖法律的裁决，存在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多种多样和朝气蓬勃的文明社会，并且尊重少数派和少数人的意见。
对于什么是“开放社会”，索罗斯这么说：“‘开放社会’是指没有人能够垄断事实，人人都可以有不同见解和利益，因此需要有某些机构出来保障人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权利。”由此可知，索罗斯的所谓“开放社会”，事实上是和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人权异曲同工的。因此，在索罗斯的言谈中，人权是个常见的词汇，也因为这样，索罗斯1997年1月间在布达佩斯的一次演讲中，强烈批评缅甸的军人执政团是残暴的独裁者，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到缅甸投资，呼吁游客不要到缅甸去旅游。
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3）
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受到基础价值观不足的负面影响，并随着我们开放社会的全球化的提高而进一步恶化。当人们正式生根于他们的社会，他们必然注意到社会对他们的看法；但是当他们能轻易地迁离时，他们仅仅关注自己。全球的文化、宗教与习俗有如此之多的差别，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也就相当困难。于是，人们放任自由理念，承继了自利的行为导向原则，忽视了市场倾向中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
可是，经济理论创立了一个理想世界，即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相互独立，价格由这两个因素作用而达到某一均衡。但是在现实社会，金融市场价格在形成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本能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自由放任主义否认金融市场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事实上，不稳定性已大大超出了金融市场的范围，它影响着人们行为导向的价值观。在经济理论诞生以前，人们由一系列道德行为规范所诱导，这些道德行为规范已根植于传统、宗教与文化之中。但市场价值观带来冲突与对抗，有凌驾于传统价值观之势。广告、市场营销以至包装都将影响人们的偏好，这已颇为常见。随着市场机制不断扩张自身的影响力，人们仍在原有价值体系上我行我素的神话，将越来越难以维持。
索罗斯把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众多社会问题归结为存在着的开放社会的障碍。
开放社会是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不完全是可以改善的。在开放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与政治的改进、文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无限的，但是所有这些对于建立开放社会却存在着极大的障碍。
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的概念表面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终极的真理具有不可获得性，我们又怎么能将一种谬误视为一种真理呢？而对真理的需求也仅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拥有完全的信息，信仰就变得可有可无。
信念应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要迫使我们去遵守这一系列的规则。如果我们认识到，信念而不是终极真理只会压制我们的选择，我们就更可能忍受其他信念并以我们的经验进行修正。大部分人倾心于证实他们的信念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这种证实通常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判别。由我们自身的失误而得出的信念苍白无力。这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概念，比仅仅的纯理论更难以奏效，比如我的国家（或家庭或我们自己的兴趣）的对与错。
索罗斯认识到，事实上，开放社会较封闭社会可能导致更为繁荣、更富革新精神、更令人振奋。但是成功并不是建立一种信念的基础，与成功并不能被认为一定是正确无误的真理一样。开放社会中，对成功的崇拜已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我们的正误观，这在当今开放社会已经发生。以先取得成功作为判别正确与错误的依据是一种极大的危害，特别是以金钱为标准的判别。更为甚者认为只要失去了金钱，一切皆已远去。
但是，这并未穷尽所有问题。即使开放社会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也不至于能有效地保证它得以奏效。开放社会仅仅提供了一套框架，该框架中可以融合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观点，并没有对这些事件提供某种固定的结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