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装裤上擦了擦手，摘下口罩，拉开庭院的小矮门。邮差把一个薄薄的信封交到我的手上。
我拆开来，是两张Neil从纽约寄来的明信片，我和顾里一人一张，背面写的字都一样，只有一行漂亮的英文短句，那是我们都很熟悉的，Neil流畅的英文笔迹。
我捋了捋头发，在庭院的石头台阶上坐下来，眼前浮现出Neil那张充满荷尔蒙魅力的英伦脸。他深邃的眸子，挺拔的鼻梁，肌肉结实的宽阔胸膛和肩膀。离我们在机场送别他，仅仅只是过去了几天，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感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我回过头，发现顾里已经没有了踪影。
我站起身，朝屋里走去，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没有看见顾里，我回到一楼客厅时，发现顾里把自己锁在了卫生间里。
我趴在门上，轻轻地敲着门，没有说话。因为我听见了顾里在里面哭泣的声音。
我的额头抵在木门上，木板传来的冰凉让我莫名地有些伤感。我的右手持续地拍着门板，仿佛和着空气里某种听不见的悠扬的节奏，如果此刻有谁看见我的样子，一定会觉得我像是一个失心疯的女病人。
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其实是在幻想着自己轻轻拍打的不是木门，而是俯拍着顾里的后背，就像每一次我们喝醉后抱着马桶呕吐的时候，她站在我们身后，一边撩着我们的头发，一边在我们后背上轻拍时一样。
我怎么会不知道，最难过的人是顾里呢。
这个巨大的别墅，这个曾经被我们在无数个类似“我他妈今天又要加班，没办法准时回家了”“你回家的时候，帮我把这份资料带回去吧”“家里纯净水用完了没”“晚上别在家里吃了，去外面吃吧”的句子里，称呼为“家”的地方，就是顾里一手建立的啊。
我慢慢地蹲下来，靠在门上，不时地小声唤她：“顾里？”“顾里？”我一边茫然地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阳光，一边等着她从厕所里面出来。
我的目光再一次落在Neil写给我们的笔迹上：I will always miss you like a darling。
刺金时代 chapter。13
进入秋天之后，上海的早晨就经常挂起雾来。迷蒙的天地在青灰色的天光里总是显得很凄惶。上海的经济仿佛也随着温度而冷了下来，虽然没有踩下刹车，但是之前恨不得把油门踩穿的劲儿，总算是卸下来了。
天塌下来，姚明扛；经济垮下来，房地产先扛。除了内环那些依然摆着“皇帝女儿不愁嫁”嘴脸的顶级楼盘依然坚挺之外，从中环到外环，然后再到郊区，和上海周边，所有的楼盘都仿佛被霜打了的叶子一样，蔫了。无数曾经高傲的房地产中介推销员，默默地摘下了他们手上的18K金腕表，脱下了脚上的鳄鱼皮鞋，换上NIKE或者PUMA的气垫运动鞋，纷纷冲向了高速公路，他们满脸视死如归、背水一战的表情，就差在头上绑一条白毛巾，腰里别一把剖腹刀了。——他们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那身永远的灰色西装，无论何时他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永远都是一件明显码数偏大的西装外加一条又宽又笨的丝绸领带勒住他们粗壮的脖子，也许他们踢足球、洗澡、游泳、蒸桑拿的时候，应该这样吧，随时都准备着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名片递给你。就像那句老话，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你的真命天子，那么，同理，你也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你的潜在客户。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房产中介死命把名片塞给一个在路边系鞋带的红领巾——当然，他最后还是补了一句“记得把名片一定交给你爸爸”，否则我真的要怀疑这个世界了。
此刻这些中介们顶着秋老虎的太阳，在高架桥下汗流浃背地拦截着各种高级轿车，举着手上用毛笔和纸板做成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类似“跳楼价楼盘，仅此一套”，“独栋别墅白菜价，白菜如今价更高”，“房主坐牢被抓，家人移民贱卖产权”，“小三抓奸在床，老婆贱卖豪宅”，“卖房养女”等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标语，有时候真心觉得他们手上举着的是TVB八点档连续剧的故事提纲。他们和街上要饭的乞丐看起来也没什么区别，都是对里面开车的人赔上无比谦卑的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拍打着车窗。但有时候，开着高级车的人，往往只是司机而已。他们总是关紧了车窗，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国家调控出台，就仿佛一枚茅山道士的符咒一样，立刻就让无数按照草台班子标准搭起来的中介公司现了原形。他们已经不能高枕无忧地坐在办公室里，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发几个短信，钞票就仿佛吃了迷药的母鸡一样哗啦啦地就扇着翅膀往他们银行账户里钻。
几个月之前，满大街的房产中介店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大大小小地在上海所有缝隙里迅速滋生。而一阵秋风扫过，无数门面昨天还人声鼎沸，第二天就已经人去楼空，卷帘门拉下来的玻璃幕墙后面，可以看见内部满地的废纸，和翻倒的垃圾桶。
不仅仅是地产业，所有的行业都风雨飘摇。零售超市、连锁书店、电子产品、百货商场、蔬菜粮油、股票市场……唯一例外的就只有奢侈品行业了。LV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无论是山西开煤窑的老板夫人，还是本地省吃俭用，准备花三个月薪水买一只包包回家拿香炉供奉着的小白领，她们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所有奢侈品牌都在迫不及待地对外面公布他们的财务报表，第一季度增长了多少，第三季度盈利得更多，无数巨大的雪球从山顶轰隆隆地滚下来，它们越滚越大，碾碎了无数人的梦。
在这个秋天里，上海的经济生态仿佛持续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微弱地震，并不会天崩地裂，血肉横飞，但是所有人都在隐隐的轰鸣声里，惶恐度日。人们的脚底抓不紧地面，头皮绷紧的感觉让他们担心随时都会被抛向天空。
我们公司也一样。
《M。E》的广告总额下降了27％，销量下降了18％，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事态。当然，你不能指望人们在担心明天是否还能拿到薪水、后天超市的西红柿是否会变得比猪肉还贵的同时，还有心情拿出宝贵的时间悠闲地一边喝咖啡一边翻阅着文艺杂志——外滩艺术馆的展览关我屁事，几百年前欧洲的哪个作家曾经写过中国游记关我屁事，某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快要失传了关我屁事，哪个雕塑家在卢浮宫里开了展览关我屁事，哪个设计师在出柜之后就立刻出轨了关我屁事。
人们忙着活命，没有心思怡情。
我偶尔路过街边的报刊亭，发现不只是我们的杂志，另外还有大堆大堆卖不出去的时尚杂志花花绿绿地堆在地上，车轮和鞋子带起的灰尘把那些封面上明星们靠PS修饰得完美无瑕如同鸡蛋壳般的虚假面容，弄得灰头土脸，几近狼狈。
宫洺的脸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他总是紧绷着面容，人中拉得比伏地魔都长。要不是他的眉毛浓密漆黑、鼻梁挺拔英武，看起来离伏地魔的造型有点远的话，我真的要怀疑他随时都能从西装里掏出一根魔杖对着打瞌睡的员工念出一句“阿瓦达索命”来。
他不再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去研究最新从西班牙过来的瓷器是不是值得下手收藏一套，也不再有心思不断指示我和Kitty满上海为他搜寻各种口味的咖啡。他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打不完的电话，看不完的文件。他的手机只要一空下来，就是连接着充电器的，否则在他一个电话平均四十五分钟的高耗电状态下，别说是iPhone了，就算换成电力强劲得简直像是使用了核电池一样的国产山寨机，我相信也一样垮棚。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司正在全力准备启动明年新增加的一本艺术类的杂志。本来在策划产品线的时候，正当《M。E》的高速增长期，那时候源源不断的客户资源和读者群，让公司对新的刊物有着足够的信心，在之前针对广告客户召开的内部招商酒会上，无数品牌的营销部门头子都挤破了头地想要将《M。E》旗下的新增刊物作为他们新的广告营销平台。然而，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天地仿佛都换了颜色，之前的朝阳红瞬间被刷成了黄瓜绿。当初所有财大气粗，恨不得直接拿几公斤重的成捆成捆的粉红色现钞砸到我们脸上的品牌厂商们，仿佛都像是被扎了眼儿的轮胎一样，不再蹦跶了。他们口中最高频率出现的对话也从“没问题，多少钱，我们投”，变成了“不一定，便宜点，再看看”。
因此，在整个上海都风雨飘摇，所有公司都在削减开销、缩紧战线的时候，我们却比谁都忙。甚至公司不仅没有裁员，反而为了即将到来的崭新刊物而组建了新的团队。别人对我们临渊羡鱼，然而我们冷暖自知。这究竟是世纪末日般的饮鸩止渴，还是釜底抽薪的背水一战，谁都说不清楚。大家都像是被突然赶上钢丝绳的小丑，战战兢兢地往前行走着，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全军覆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尽管公司还是维持着运营，没有从我们的薪水方面缩减开支，但是，在这个CPI指数就像是一个发烧的胖子胳肢窝下的温度计般猛蹿不止的时代，不加薪就等于是扣钱了。
就连Kitty最近也不再疯狂地购买高跟鞋了。要知道，她以前最羡慕的就是蜘蛛了，她一度想要在肩膀上弄一个蜘蛛的文身，面对我的困惑，她说：“因为它有八只脚啊！每天能穿四双不同的高跟鞋！”我讽刺她：“那你去羡慕蜈蚣好了！”她严肃地拒绝了我的提议：“不行，那我会破产。”公司甚至有人开始带盒饭来上班了——要知道在以前，《M。E》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吃饭的人，比如Kitty为首的那帮死瘦子，一种是只要吃饭就可以开发票报销的人，比如以顾源、顾里为首的那帮死总监。既然做不成穿金戴银的饿死鬼，那么至少也别变成皮包骨头的穷光蛋吧——多吃一点，至少气色看起来红润，面相不至于格外带衰。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捉襟见肘。总有一些人，是上帝的宠儿。我以前一直将这个标签贴在宫洺、崇光，或者顾源、顾里身上。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把这个词语放在南湘头上。她可以是“薄命的红颜”，可以是“悲伤的灰姑娘”，可以是“空谷幽兰谁人知”，可以是“空山关外清弦月”，但她怎么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上帝的宠儿”。可我错了。南湘对艺术品市场的了解和她自身对艺术知识的强大储备，让她在新杂志的筹备过程中如鱼得水。在近乎完美地完成了几项统筹工作之后，她就已经从美术助理晋升为美术主管，然后前几天，我刚刚听说她变成了新杂志的运营总监。她就是那条翻身的咸鱼，她就是洛阳的贵纸，她就是那条跃过了龙门的鲤鱼，大摇大摆地从浦东游到了浦西——更何况她背后有一个掌握着公司一大把股份的男朋友作为坚强后盾。
进入《M。E》已经三年多的我，现在行政级别比南湘还要低。尽管我和Kitty都算是特例，手上的隐形权限非常地大，毕竟我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就算吹不了枕边风至少也能嚼舌根。但是在台面上，南湘是凌驾在我们之上的——至少叶传萍召开的每周例会上，有属于她的一把椅子，而我，只有在宫洺需要咖啡的时候，才有资格推开那扇紧闭的大门。
每一周，我都端着一杯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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