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朗指着天对我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你们今天不该出门干活。”
我笑着说：“我们今天非出门不可。”
没想到在水稻地里，真的被一场大风刮回来了。
到地里，我已经叠好了60米长的稻埂，突然一阵风狂卷而来。接着，泥土、雪籽一起扑上脸，放在一边的衣服也给刮得好远，我追回衣服逆风而行时，风吹得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使劲跑回稻埂边，趴在地上避风，只见肖明双臂抱胸，像傻瓜一样，被四面昏天黑地的现象惊呆了。风猛烈地把雪籽和泥土抽打在他身上，痛打着他的脸，发出“噼呖啪啦”的响声。他呆呆地忍受着。
15分钟后，又是一个风和日暖的好天气，可是西山那边，却隐隐约约地集合起铺天盖地的乌云，慢慢地压了上来。
队长宣布收工。
晚上，社员大会讨论一个上中专的名额，大家推荐了我。
我并没有很高兴，一是因为邵子昂已经被推荐上大学，今年肯定要走；我想好好干一阵，并没有马上要离开的想法。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是很想读书，但不想去读中专，想去上大学！
我知道，如果明年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开完会，几个知青把我叫到食堂，说明天没人干食堂了。
饭桌上，碗碟筷匙，乱七八糟，都还没洗；
灶房里，铁锅开着盖，锅里的残汤“吱吱”地冒着蒸汽。
我想，也许是邵子昂即将上大学，社员又推荐我上中专，让做食堂的知青一下子产生了想法：当头的知青一个个都被老乡推荐走了，我们凭什么在食堂埋头苦干？干脆都走吧，谁也不要干了。
我笑了笑，说：“没事，先把明天食堂人员安排好。”
插队干部老孙也对我说：“来，咱们先挑点水。”
我和老孙打着电筒，一人一副水桶，在黑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
半夜，四下寂静，只有井轱辘转动滑落、水桶落在井中的声音，还有桶里水随着我们的步伐发出的晃荡声音。
我想对老孙说不想去上中专，但又觉得难以开口，还是不说了吧，先把食堂的事安顿好。
二天后，公社传来消息，同意推荐我去读中专，并且明确了是黑河中等师范学校，让我准备四天后去县里考试和检查身体。
蔡景行看到我呆呆地坐在炕头上，知道我的心事，就嘀咕了一句：“上黑河师范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早一点离开农村罢了。”
我很明白这一点，但现在去讨论有没有意思还有意思吗？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放在面前：我反复问自己：“能提出不去读中专吗？”
在知青的眼中，我如果提出不去，一定会认为我嫌黑河师范不是在上海，不是在北京，甚至不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我要等待和占用以后可能属于他们的大学名额，是有私心的。
还有，我如果坚持不去，明年即使有大学名额，社员和知青还会再推荐一个曾经放弃了他们推荐的人吗？
我陷入了困境。
脑子里有两个人在对我说话：“你不去读，是一种私心，没有人会原谅你。”“你去读的话，太可惜了，此生与大学无缘了。”
带着犹豫和困扰，我去县里应试文化和检查身体。
由群众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是1970年在北大、清华试点后，1972年春开始在全国高校推广的。邵子昂和我的被推荐，正是全国推广招收工农兵学员的第一年：1972年春。
第一年从全国范围招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的大多数人虽然比较优秀，但文化考试却是必须的。
有一个知青答题出来后说，干了几年农活，连1/2＋1/2＝？都忘了，写了等于2/4。他是党员，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家庭历史清白，可是最后学校没有录取他。
听说还有一人参加考试时，面临解不出的数学题，嘴里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可那也不行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要我们平时这样去钻研学习，而不是临阵解题的神符。
推荐的人被涮掉一半，我顺利通过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考试，并且也顺利通过了内科、外科、透视三项体检。
正文 83、如花逝去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1 本章字数：1665
正当我在为要不要去上中专纠结时，接到了一个噩耗：沈爱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是老知青，1969年插队前，她叫沈爱芳。
1970年，我们来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领我们来到黑龙江边说，江中的主航道就是中国的边境线，你们来到了中国最北疆啦。
他很得意地介绍：“在你们生产队的知青中，有三个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改成了边疆的疆，成为黑龙江所有知青的一段佳话。”
我们听得瞠目结舌，心中对“三疆”充满了钦佩。
沈爱芳就是其中一个，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沈爱疆。
“三疆”只比我们大一二岁，那时不过才18岁。一个像老大哥，宽厚照顾；一个像老大姐，细心体贴；唯独她，很少听到她的声音，也很少看到她的笑容。
这是我们新知青与她只有半年多相识的时间里，留下的印象。在所有知青中，我们新知青对她的了解是最缺乏的。
下乡第一年，对我们知青来说，日子过得竟然是这么快：一会儿外出去水库挖水渠；一会儿外出去兴安岑修战备公路；一会儿外出去小三线抢收小麦；53个知青，东分西散，从来没聚齐的时候，半年下来，人头儿才算刚刚混熟。
黑土地的粗粮让我们这些纤细的城里人变得胖了，田野上的太阳让我们这些白脸的年轻人变得黑了，唯独她，脸色一直是黄黄的，整天心事重重，身体也很虚弱。
每次回到生产队，见到的是她黄色的脸，沉闷的心事，还有不断增长的脾气，她变得对任何人都爱理不理了。
转眼，到了1970年年底，当知青结束了没完没了的外出回到生产队时，她已经回上海探亲去了。
第二年春天，探亲的老青年结伴而回，她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听说，她得了脑瘤，病倒在床。
又一年过去，东北大地春风吹过，在春风的背后，铺开了万紫千红的田野，婆婆丁、蒲公英、马兰花儿开了那么多。黑龙江也已经化冻，满江里都是洁白的冰块，撞得叮叮咚咚地响。
然而，沈爱疆却再也没有力量撑过生命的这一道坎，最终医治无效，她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才刚刚开始的世界。
如花的年龄，就这样走了。
1972年，她20周岁，成为知青中最早的逝者。
至此，我们才理解，她为什么脸色黄黄，为什么心事重重，为什么脾气增长……
我相信，一个曾经满腔热情把“爱芳”改成“爱疆”的青年人，一定对未来充满了志向。是病体让她无能为力，壮志难酬。
她在远离父母的边境线上，曾经独自一人支撑着快要熄灭的生命。其心之苦，其路之危，是她难以言表的。
想到此，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丝豁达：好死不如赖活，什么中专大学，相比生命的幸存来说，那算得了什么呢？
好多好多年以后，她的脸庞，在我们的印象中，逐渐模糊。有人已经忘记有一个叫“沈爱芳”的女知青，只有提起赫赫有名的“三疆”时，大家才会想起，说：哦，还有一个叫沈爱疆。
她，尽管像风儿一样轻轻地掠过，但依稀还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她当年的热血，她当年的激情。以及她当年留给我们的钦佩和留给我们的伤感。
我还记得和她仅有的一次私下交往：一天，她见我在看一本《乐观集》，这本书的词句很华丽，作者是史凝，196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满心喜欢，开口向我借去。
在她匆匆回上海时，我正在金水的小三线抢收小麦，书没能还给我。
沈爱芳离开这个世界后，女知青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这本签着我名字的书，书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但随后又被别的知青借走了，再没有回来。
那个年代，面对生活艰辛、劳动苦累、前途渺茫，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寻找能让自己乐观起来的理由。
沈爱疆却从此不用再寻找，那个世界，没有病痛，只有乐观！
正文 84、雷管鞭炮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1 本章字数：1647
邵子昂平时是个十分成熟的人。
今天晚上，却像个孩子一样，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个雷管，满脸是笑地对我叫着：“我把它放了！”
我正抱了一堆柴禾想去烧炕，觉得他有点反常，就问：“放那有啥意思？”
邵子昂笑得嘴都合不拢，说：“待会儿告诉你。”
他拉我到院子里，只听见“砰”一声，雷管炸了一响。
邵子昂说：“就当放鞭炮庆祝了。”
然后，他告诉我：“刚接到了大学通知，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周后报到。”
我傻傻地看着他玩。
自从生产队推荐他上大学后，就有了他肯定要走的心理准备。但等到他马上要走时，不免有点心酸：又一个好同伴、好兄弟要离开知青点了。
我想起一年前，我、邵子昂、施卫疆三人说过“大家将来肯定不会在一起”的话，如今一点点地真的来了。
施卫疆走的时候，我流过泪；现在，邵子昂要走，尽管心里难过，但我不再想流泪。
有人说我这个身上有很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也弄不清楚：自己平时再苦再累流血流汗都不流泪，就是在兄弟分手时要流泪。
这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吗？那么古代没有小资产阶级时，离别流泪，那算是什么阶级的情调呢？
为了不让别人再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决定这一周都到大田里干活去。
试试看，劳动阶级是不是还会流露“情调”？
邵子昂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临走前他提议我们几个陪他到南树林一游。
正当春季，绿葱葱的松树十分精神，林子里鸟语花香。
我们往林子深处走，一直走到与外世隔绝的密林之中，才坐下休息。
这里的松树有两人合抱那么粗，到处弥漫着松油的清香。
中午，暖暖的。“布谷鸟”叫了。
邵子昂想起那首：“漫绘远景笑田头”的诗来，提议今天再来一首留作纪念。他开了个头：“插兄插弟携手来”。
我紧跟一句：“空腹饱赏南林海”。确实，已经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第三句想了半天，当我们拿锹去挖一棵小松苗时，蔡景行想出来了：“栽松留念意味凡”。
在知青点食堂的南窗下，我们把这棵小松苗种上，刘鹏晖把最后一锹土盖在松苗根上，然后一拍大腿说：“愿与青松共成材”。
就当是一份祝愿吧。
晚上，知青点开了欢送邵子昂的会。
插队干部老孙也从黑河赶回来，告诉我：“你上黑河师范的事已经没有问题了，但上学的时间要延后。”
我本来就对去黑河上师专没什么兴趣，开学时间延后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其实，我更乐得在生产队多待些日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邵子昂还没上车，发现昨天从南树林挖来，种在食堂南窗下的那棵松树苗只剩下一根光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