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未落，电线已经“咔嚓”一声落下来了。
一片漆黑。
我听到国明那气得呼呼直喘的声音，拍了拍他，让他不要生气，然后轻轻地钻进被窝睡觉。
第二天，我在被窝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电筒。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学习的。
正文 11、捅马蜂窝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6 本章字数：1708
晚上，生产队团支部召开了一个团外青年座谈会。
支部书记是本地青年杜义田。
会议主题就是前几天关于本地青年张庆民和曹士英在水稻地里打架的事。
杜义田一上来批评了打人的张庆民。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发言表态。
冷场。队部会议室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互相看不清脸，谁也不愿意开腔。
杜义田点名让我先说。
我也没多想，说了一句：“打人总是不对的。”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骂人也不对。”
杜义田双眼紧盯着我。
我想他可能嫌我说得太简单了。再说些什么呢？我想起那天曹士英说队长脚扎了活该，于是就多说几句吧：“现在队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大家不是互相关心，而是互相发难。比如有人打骂还不会干活的新知青，嘲讽年轻队长孙洪才，甚至新知青下班回来给老乡挑水、晚上组织学习，都会受到白眼。我希望改变这种风气。”
团支部书记听了我的发言后竟然大发雷霆：“让你说稻地打架的事，你怎么岔开了？”
我说：“这都有联系的，大家平时一直很有意见。”
杜义田见我还嘴，更生气：“你们新知青刚来没几天，别把尾巴翘到天上去！”
我很纳闷：我捅了谁的马蜂窝呢？
第一次参加团的会议，再加上我又不是团员，只是团外青年，可能是我多话了，于是不响。
会议不欢而散。
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你不知深浅而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而是你的存在本身就让人不舒服。更何况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就鲁莽和粗心的人。
记得母亲讲过我三岁时的一个故事：在公园里远远地看到一个草地，我兴奋地奔向它，跳了进去。
但我却跌进了一个长满了浮萍的水塘！
“鲁莽和粗心”就此成了我儿时一直被大人唠叨的缺点。
然而，在我依稀的记忆中，那次事故留下的只是它的美：我挂着一身的碧绿，没有一丁点儿灰尘。
在大人的唠叨下，这竟然成了我的性格，便也决定了我的命运。
尽管我现在小心翼翼地不像儿时那样“鲁莽和粗心”，但难以改变的是：我骨子里仍然不会在乎周围的环境，我追求一切顺其自然；我从来也不十分担心上当受骗，我喜欢所有美好的感受。
在我的生活里，似乎一切还刚刚开始，而且也并无目标，性格决定了无论历史或者周围的人和我有过什么误会，有过什么争吵，我就像儿时跳进水塘再爬起来一样，已经记不起一身的泥水了。回头望去，留在我心里的只有很美的、一尘不染的碧绿，还有远离了琐碎和污浊的快乐。
管它得罪谁呢，我无所谓。
会后，新来的邵子昂打着手电和我一起回知青点。
邵子昂是上海68届高中生，大我们五岁，早就是团员，他原来在别的地方插队，后来他父亲来到我们生产队当插队干部，他把关系也转过来了。
毕竟他比较成熟，分析说：“事情没那么简单，队里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我们是在公社所在地的古城插队，就拿本地青年来说，有社直干部的子弟；有父辈过去在古城开饭馆、照相馆、做小生意人的子弟。他们岁数大一些，学历也高一些，好多是高中毕业，再加上下乡早一些，经历了**初期的运动，和队里的老农积怨甚多。
他们虽然人不多，能量却很大。
邵子昂说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所批评的现象正是这些人所为，而团支部书记杜义田则是他们一帮的。
反过来，本地青年中纯粹农民家庭出身的，一般都只读到初中就务农了，年纪略小一些，比较实在，不搞帮派，受到老农的支持，年轻的队长孙洪才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
邵子昂表示：我们应该支持生产队长开展工作。他还向我透露：上级就要派工作组进生产队，整顿团支部班子；而且，插队干部也正在酝酿建立知青点领导班子。
说实在话，我弄不懂这些复杂的关系，也不愿意参与这些复杂的关系。
正文 12、工作组进村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6 本章字数：1712
听邵子昂说，第二天团支部再开会，没让我们团外人士参加，但会上团员吵了起来。
争吵的导火线竟然是因为我！这天会议是讨论发展新团员，老知青中有三名团员，提出要吸收我入团，团支部书记反对，双方吵了起来。
不让入团就算了，没想到团支部书记还开始搜集我的材料，对外放风说我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同时，因为在会上与上海知青中的团员发生了争论，他干脆鼓动一些当地青年对其他上海知青也进行排挤。上工时，不让上海知青和他们同坐一辆马车；劳动时，嘴里哼着“剥上海人的皮，抽上海人的筋……”
我最讨厌这种政治斗争，想躲却又躲不掉。正好这时解放军工作组来了，三个人，是边防连的老潘、老高、小江。
他们一来，就宣布全体社员每天早晨5：30到队部学习半小时，然后再上班。
要说这几个当地青年比我们岁数大些，虽然心机很重，但他们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狂傲让他们最终走向了失败。
学习的第一天早上，只见曹士英手里挥着马鞭，浑身摇晃着向队部走来，嘴里哼着“农业学大庆，工业学大寨，全国解放军学工农。”哼完了哈哈大笑。
杜义田也笑着大声说：“看来你是需要学习啊，到现在了，连谁应该向谁学习也没弄明白。”
大家都知道他们话里有话，但谁也没搭他们的话碴。
在半个小时学习中，工作组老潘等人自我介绍了一下，再讲了一些现在的形势。
然后，大家出工。
已经进入夏锄铲地季节，这天去西边铲黄豆地，每根垅有二里长，铲一个来回，就已经到中午了。
一进田里，大家就像打仗一样，你追我赶，拼命向前。
杜义田、曹士英他们上工都要比我们晚，我们早上六点到地里铲地，他们到地已经七点。因为他们土生土长，会干农活，尽管晚到，收工时也不比知青少干。
他们总是自顾自铲到地头后，就坐在那里休息，看我们铲到头了，才站起来往回铲。我们只好一刻不停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想休息一下也不可能。
但毕竟这并不是什么技术活，下乡好几个月了，知青也有的是力气，几天铲下来，已经与他们并驾齐驱。
中午时分，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晒得大家浑身冒油，汗水刷刷地淌。
杜义田几个显得很亢奋，一会儿他们叫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马上就有人接着叫：“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一会儿他们又学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台词，拿腔拿调地说：“李向阳的突然出现，是有他的目的的。”然后一起高唱：“庄稼汉，嘿，庄稼汉，武装起来千百万……侵略者胆敢来，打的他人仰马也翻！”
他们叫呀唱的，不断为自己打气。
由于他们一向看不起才初中、或者说连初中也没读全的上海知青，平时就没给过上海知青好脸色。狂傲的心态，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把知青放到了对立面，认为知青是和那些贫下中农一伙的，是和年轻队长孙洪才一伙的。
11点半过了，知青食堂已经把饭送到地头，大家也正好铲完一个来回。带工的团书记杜义田看看手表，却说：“每人再干一根，就完成任务下班了，加油干哪！”
有几个知青嘀咕着：这不是捉弄人吗？
我算了一下，再铲一根垅就要到下午2点才能吃上饭，食堂送饭的回去还要挑水喂猪，时间也不够了。但一想，他们正在风头上，又是带工的，与之争吵没意思。只要他们能干，我们也能干。
于是，我什么也没说，走到垅前拿起了锄头。
杜义田这时阴阳怪气地笑了：“休息吧，我是考验你们知青的觉悟高不高！”
他们几个觉得很开心，一起大笑。
其实真没什么好笑的，他们的大叫大唱，已经让我们感到一种怪异；而他们对我们的所谓“考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被嘲弄。
一种最起码的自尊，让我被迫从心底里对他们产生了反感。
在他们开心的笑声中，我打破了原来不想与他们作对，只求明哲保身的幻想。
正文 13、背后暗流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6 本章字数：1719
中午，满天乌云，雷声隆隆，一股潮湿的土腥味，从西北奔东南而来。
这场雨如果下下来，那么干涸了的土地，又可以饱饮一顿了；半枯焦的苞米，也可以展开叶子，迎接雨水的沐浴了。
这天，杜义田这帮人被工作组叫去办学习班了，西边这块大豆地里铲地的都是上海知青。
吃了午饭，我们在田间的地营子里避开火辣的日头休息。
这种地营子是老乡在田头用土垒起的简易窝棚，因为地离家实在太远，又大得一望无边，中午可以在地营子里休息，天气不好时也可在地营子里挡风避雨。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正好路过，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前几天队里评的五好社员不作数，现在要重新提名。
其实，那天在评选会上知青就很有意见。队上规定新知青才来几个月，没资格被评选也没资格选人。这就算了，但也正因为这个规定，知青的选票少了一半，来了一年多的老知青，也没有一个被评上五好社员。
好多知青当时就想公开提意见，但被施卫疆和邵子昂压下，他俩让大家忍着点，说是要通过正规渠道向上反映。
现在，大队党支部宣布重选，大家在地头欢呼了一阵子。
郭书记接着问：“杜义田这人怎么样？在青年的不团结现象中起了什么作用？”
大家七嘴八舌说：“早就看不惯了”、“这样下去还像什么生产队！”
郭书记静静地听后，讲了一通要大家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的话，走了。
雨没有下，天气格外闷热起来。
解放军工作组去搞外调了。到县、地区、西岗子跑了一大圈后，工作组和贫协的人开会沟通情况。听说我写字快，把我叫去作会议记录。
在记录会议的谈话中，我发现队里的情况还蛮复杂的：
西岗子在日本占领时期是日军的重要据点，当年队里有人就曾在那里给日军当过保甲长；还有人经常去西岗子煤矿逛窑子；斯大林期间，从苏联逃难过来一些白俄罗斯人，其中有一个白俄女人跟本队好几个人搞过破鞋。那年头大雪一下，人就开始“猫冬”，闲着没事尽出绯闻……
远的不说，就说这曹士英吧，他已故的父亲解放前在瑷珲古城里有一家最大的商店，解放后，被定为当地的“资本家”，现在的大队部和武装民兵连部就是曹家当年开的商店。
尽管曹家的商店在公私合营时被合并了，但家里毕竟有些“老货”，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