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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厂报上发表的诗拿给她看，她懒洋洋地坐在体检床上，对我说，已经看过了。我就做出很深沉的样子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反正也看不懂啊，好像不错，有骆驼和鸟什么的。后来她皱着眉头说，你一个小电工，应该写点灯泡和马达，写什么骆驼和鸟啊。我听了很生气，照她这个逻辑，只有动物园的饲养员才能写骆驼和鸟。但她不愿跟我绕舌头。我说，白蓝，这些诗是献给你的。她瞪大眼睛说，既然是献歌，为什么不在副标题上注明一下，反而要跑过来特地告诉她。我说我怕厂里人碎嘴，而且这些报纸都用来擦屁股了，怕玷污你的清白。她就笑我是个神经病，写的诗那叫什嘛玩意。这件事写出来也很肉麻。
九三年厂里换了新厂长，风纪为之一变，再也没有阿姨敢在上班时间打毛线了，吃零食也是不允许的，洗胸罩尤其禁止。犯了事的，就被写到劳资科的黑名单上，以便日后发配糖精车间。此后没多久，白蓝的医务室里又来了个厂医，是个大嘴肥婆，屁股像麻将台一样大，嗓门低沉雄浑，据说是新厂长的亲戚。此人上马，大家就猜测白蓝也要去糖精车间了，因为医务室本来就清闲，属于冗员，放着两个厂医在那里，不符合当前的管理原则。这个大肥婆令工人感到恐惧，她不太懂医术，有一次小李眼睛里飞进一粒铁屑，疼得睁不开眼，跑到医务室去治疗，白蓝正好不在，大肥婆把小李按倒在体检床上，翻开眼皮吹了半天，还是不管用，她就用镊子夹着一块纱布，按在了小李的瞳孔上。李光南惨叫一声，从体检床上弹起来，捂着眼睛逃出了医务室。
自从有了大肥婆，我就不能去医务室了。谁要是去找白蓝，大肥婆就会站在她身后，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到底是应该揍她的左眼呢还是右眼。这种念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假如付诸于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白蓝说，外面有传闻，你也要去糖精车间。她就笑笑，也不回答我。后来我去问小噘嘴，劳资科到底什么意思，厂医也要去上三班吗。小噘嘴说，现在厂里的劳动力紧缺，本科生都要去上三班，以前的规矩都不算数了，全都乱了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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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白蓝，她说：“让它去乱吧。”
九三年秋天，厂里开大会，由劳资科长胡得力主持，干部和工头们都必须参加，普通职工也可以站在后面旁听。开会的地点是在食堂楼上，那里是一个大礼堂，有一个舞台，还有DJ台。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搞舞会的，或者联欢会，或者卡拉OK大奖赛。据老师傅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长年累月开思想斗争会，不搞娱乐，娱乐生活就是回家干老婆。
那天我也站在后面，叼着香烟旁听。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中层干部，台下的情形是这样的：基层干部坐在最前面，后面坐着工段长和班组长，再后面坐着先进工人，之后就是些叼着香烟嗑着瓜子的普通工人。普通工人全都站着，而且有一条白粉笔画出来的线，就在脚底下，不许跨过这条线。这情景和卡拉OK正相反，娱乐的时候都是工人抢在前面，干部被挤到后面。
我发现白蓝坐在最后一排，但她没回头看我。
那次大会开得很顺利，首先是庆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产值计划，其次庆祝糖精车间扩产，再次庆祝新厂长走马上任。最后是重申劳动纪律问题，胡得力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基层干部，然后点名批评了几个懒散工人，其中就有路小路，上班时间调戏化验室的小姑娘；另一个是水泵房的阿骚，至于她上班干什么坏事，倒是没有明说。后来工人起哄了，在下面大声问：“胡得力，阿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胡得力不理，继续对着麦克风说话。有个师傅揪着我问：“路小路，你调戏阿骚啊？”我说操你妈，长了个猪耳朵啊，我是调戏化验室小姑娘，没有调戏阿骚，我跟阿骚没关系。周围人听了，哄堂大笑，将我一把推到白线以内。我要往后退，他们就往前推我，后来我索性就站到了前面去，孤零零地凸出在人群之外。白蓝回过头来，她对着我看。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行将枪毙的人，站在刑场上，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围观叫好，正前方是神情肃穆的刽子手，而她就是我的秘密情人，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向我观望，不知是悲伤还是嘲弄。
所谓的大会顺利召开，就在那一刻结束了。胡得力见我站在人群前面，从他那个角度看去，我大概不像个枪毙鬼，倒像是闹工潮头目，起义军的首领。胡得力对着麦克风大喝一声：“路小路，你就要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了，还这么嚣张！”下面的工人听了，面面相觑，送到糖精车间是最严厉的惩罚，厂里调戏小姑娘的多得是，从来没听说被送去造糖精的。
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听胡得力这么说，我就用双手拢在嘴巴上，对他喊：“胡科长，不要乱讲话噢，这里有很多糖精车间的人噢，去糖精车间我觉得很光荣噢。”工人们回过神来，有个糖精车间的阿姨说：“胡得力，操你妈，糖精车间就不是人了吗？”这阿姨真可爱，要不是她身上散发着甜味，我简直想拥抱她一下。
后来保卫科长站了起来，抢过话筒，指着我说：“把路小路拉出去，拉出去！”两个厂警跑过来，扶着我的胳膊。我们都很熟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动真格的，就对我说：“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走吧。”我说：“不用你们架着，老子自己走。”但后面的工人却堵着门，哈哈大笑，就是不让厂警押我出去。我对厂警说：“我也没办法，除非你们把我从窗口扔下去。”那两个厂警试图扒开人群，忽然之间，帽子被人摘走了。后面的工人抢到了大盖帽，就在半空中扔来扔去。厂警很尴尬，大家其实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能发怒，就对我说：“都是你小子闹的，明天你得请我们吃饭。”两个厂警回过头来，对着保卫科长挥手示意。保卫科长还在喊：“押出去！押出去！”厂警也火了，对他说：“操他妈，押个鸟啊！有本事你自己来押！”
那天会场上一片大乱，后面的工人哦哦地起哄，前面坐着的干部和工头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舞台上的干部都板着脸。保卫科长也下不来台，跳下舞台，打算亲自来押我。我隔着很远，指着他鼻子说：“鸡芭，你敢过来，老子把你淹死在厕所里。”这时大家想起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茅坑里的事情，简直都笑翻了，有人大喊：“方瞎子拉电闸喽！”干部们大惊，纷纷抬头看顶上的日光灯，灯都亮着呢，分明是造谣。
这时，胡得力拿起话筒，用足力气大喊一声：“不许胡闹！！！”我们厂的礼堂，用的是两个大音箱，就放在舞台两侧。冷不丁一声大吼，音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坐在音箱前面的人齐声大叫，向后倒下一大片。爬起来之后，有几个干部指着胡得力大骂：“胡逼！耳朵都被你震聋了！”
保卫科长这一边，因为我揭了他的短，就扑过来要跟我拼命。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雄伟，好像最近吃多了激素，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跟方瞎子较劲呢。事后白蓝提醒我，保卫科长这是要在新厂长面前表现表现自己，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当众揭短，他当然要拼命。我当时可不知道这些，摆好架子，等着他扑过来。我和他之间相距大约五十米，趁他跑过来的工夫，有个师傅朝我手里塞了一根电工皮带，对我说：“照他脸上抽，准保躲不开。”我身边两个厂警吓坏了，一个攥着我的胳膊，一个抱着我的腰。我说见了鬼了，人家要打我，你们抱我干什么，拉偏架啊。厂警说：“把皮带放下！”我把皮带扔地上，可他们还是不放手。与此同时，后面的工人一哄而上，架住了狂奔过来的保卫科长。厂警对我说：“求你了，路小路，路小爷，你赶紧走吧！”
我对厂警说，本来是要走的，但他既然要冲过来打我，我就不能走，不然他还以为我怕他！别的干部我不敢打，保卫科长我可不怕，打赢了他，我就能取而代之。厂警又好气又好笑，说：“你当我们保卫科是山贼啊？”趁着身后的人群松动，他们两个死命把我往外拽。那一瞬间保卫科长的上半身也突破了人群，身体呈45度角，两个拳头在我眼前乱舞，他妈的，这种拳法能打得死个鬼。
就在这时，舞台那头一阵惊叫。众人回头去看，只见胡得力浑身精湿，目光呆滞，水泵房的阿骚拎着一个塑料水桶站在他边上。这塑料水桶我们都认得，是清洁工用来拖地板的。胡得力被阿骚浇成了落汤鸡，胡得力被拖地板的脏水从头到脚浇了个透，胡得力被浇过之后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一刻，全场无人说话，我和保卫科长也忘记了打架。我们都静静地看着胡得力。在一片静默中，阿骚阿姨鄙夷地说：“胡得力，你这个王八蛋。”然后她扔下水桶，轻盈地扭动着胯部，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
那次大闹会场，白蓝在大礼堂外面对我说：“路小路，你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后来她又说，这不应该叫政治生命，应该叫职业前途。我对她说，我的职业前途本来就是做工人，我该怎么混，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多插嘴。她说：“你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是找死吗？”我不耐烦地说，我读过一本书，叫《红楼梦》，里面有个叫袭人的，就这么罗嗦。她说：“你就嘴硬吧。”说完就走了。
那天我还去参加了工会的卡拉OK比赛。厂里本来安排在大会之后举行这么一次比赛，后来大会闹成一锅粥，干部全都跑掉了，工会的人就很犹豫，打算取消比赛，但工人师傅不答应。工人师傅说，今儿个真高兴，卡拉OK助兴。工会的人说，不行啊，这是卡拉OK比赛啊，评委都跑光了还比个屁啊。工人问，评委是谁。工会的人说，当然是干部啦。这下工人师傅都不干了，说：上班要被他们管，唱他娘的卡拉OK也要他们管，简直狗屁，我们自己做评委。就有几个工人自告奋勇跑到主席台上去打分，后面有人把电视机混音器LCD全都搬了出来。当时我在楼下，望着白蓝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六根拽着我的袖子，拖我上去唱卡拉OK。
倒退十多年，我所生活的戴城，满大街都是唱卡拉OK的，不但家里有卡拉OK，连饭馆、茶馆、澡堂里都有。那时候也不去包厢，包厢太贵，通常是在一个大厅里，两块钱唱一首歌，对着电视机轮流嚎叫。后来我也成了个卡拉OK迷，嚎叫谁不会啊？
那天在大礼堂，别人把我推上去比赛，我唱了一首《吻别》，又唱了一首《风再起时》，下面的工人哗哗鼓掌，还有一些比较骚的师傅，拖着阿姨在人群中跳交谊舞。两曲唱毕，评委亮分，9。99！工会的干部在一边直呲牙。我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