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位比我低，我不会以大欺小，却绝不容许你以“下”犯“上”。
这样看来，中国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但事实绝非如此。在中国社会，职位低的人是不宜反驳职位高
的人的。举例说明，如果你的上司冤枉了你，你该怎么办？据理力争的话，他会明白是他错而非你错，但
这又如何呢？他身为上司，竟然失察而冤枉了你，自然觉得相当没面子。
中国人没有面子的时候，最要紧的，便是设法找回面子。如何挽回他的颜面？很简单，一心一意地找
你的毛病，只要被他抓着了，他的面子便全回来了。他一心一意找你的差错，你真的插翅难逃，因为“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你迟早会被他逮个正着。
但是，如果上司冤枉你后，你保持沉默，一句话都不讲，表面上看你是忍辱负重，其实不然。你的上
司看到你居然一言不发，就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搞的？难道我屈说了他？”于是，他自然想着解开
谜团，结果发现自己确实冤枉了你，并由于自己内心愧疚而善待你。
一般来说，上司冤枉你，纯属偶然，很少有上司故意颠倒是非，存心而为之。但是你若不幸碰上这种
上司，足以证明上司早已容不下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据理力争又有何用？不如另谋高就，“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如果你没有别的门路，最好忍气吞声，说不定上司见你一直逆来顺受，网开一面，不再针
对你。
如果你不幸遇到的是个迷糊的上司，这种情形倒是常见，因为无能者却身居高位并不是稀罕事。遇到
这种上司，你说得再对，他都可能斥之为狡辩，于事无补，不如安静下来，好好做事，以免被他抓住把柄。
迷糊的上司不好，但过于是非分明的上司也很难相处。因为太过分明，以致刚愎自用的人，总是认为
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说你错，你就错，你再说多少话他都不会更改原有的判断。你据理力争的话，只会
弄得面红耳赤。
如果你的上司不是以上三种人，那他就是无心犯错。这种无心的过失，是应该谅解的。没有必要得理
不饶人，让无心错怪你的上司难堪，所以应当用沉默来暗示他有错误，使上司自己察觉，自行校正。
如果有人和你职位相当，却指出你的错误，而且到处宣扬，那你就会积极找他的过失。这不是面子问
题，也不是心胸狭窄的表现。如果他发现你有差错，当面规劝的话，虽然你一时可能无法接受，但是他既
然说的是事实，出发点又是为你好，你终究会心生感激，又怎么会记恨他呢？但他却没有和你说，反而到
处宣扬，分明是让你难堪。中国人一向是交互主义，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相反，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所以，你也只有全力找他的差错，照样宣扬一番，让他尝尝同样的滋味。
如果有人职位比你低，却敢在背后指摘你的过失，你通常不会有任何顾虑地去整一下；而且“当年别
人教诲我，如今我也应该教诲别人”的想法，很容易变成理直气壮的借口，整他，是让他明白做人的道理：
有话最好当面说，不要背后胡扯。 →文·冇·人·冇·书·冇·屋←
所以，对方不同，你采取的措施也应该不同。先问清楚是谁说的，再做定夺，这就是一种“经”，如
何应变，则是个别的“权”。
中国人既然以人为主，那一切事都离不开人，也就是离不开人际关系。何况我们一直重视伦理，对于
人的身份地位十分关心。看见或听说一个人，总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的人，并且依据身份地位做出不一
样的反应，才算合理。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进一步达成预期的企图。这不是势利眼，只要保持
合理的程度，不要前倨后恭，没有什么不好。
相传，清代大书法家郑板桥去一个寺院游玩，并去拜见方丈。方丈见他衣着俭朴，以为他是一般俗客，
就冷淡地说了句“坐”，又对小和尚喊“茶”。一经交谈，方丈顿感此人谈吐非凡，就将郑板桥引进厢房，
一面说“请坐”，一面吩咐小和尚“敬茶”。又经细谈，得知来人是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时，
方丈急忙将其请到雅洁清静的方丈室，连声说“请上坐”，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最后，这个方丈再
三恳求郑板桥题词留念，郑板桥思忖了一下，挥笔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
“茶，敬茶，敬香茶”。方丈一看，羞愧满面，连连向郑板桥施礼，以示歉意。
这个故事通常用来讽刺方丈势利眼，其实方丈是根据对方的身份，采取了相应的方式和态度，只不过
一开始就没弄清楚、看走眼罢了。
小心才不会上当
西方人在同别人打交道时，不论干什么，都要通过法律途径约束他人来防止自己上当，而且对于欺骗
别人的人是相当鄙视的。中国人不会要求别人怎样，只会提醒自己“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很少去笑那
些骗子，反而多少有些羡慕：“他真高明，居然骗了这么多人！”而对被骗的人，在同情之外，还有几分
不屑：“你怎么这么笨，这种当也会上？”好像责任不在骗子，而在被骗的人。
其实，嘲笑被骗的人与鄙视骗子的目的完全相同，都是遏止骗人事件的发生。
西方人鄙视骗子，使其备受压力，抬不起头来。而中国人认为人人应各自小心，不要上当，使那些骗
子无从下手。我们用“嘲笑被骗的人”的形式，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骗，否则不但损失惨重，还要惹
人嘲笑。所以在中国社会，那些被骗的人，反而不敢以正面示人。
西方人的想法很对，只要大家齐心，共同指责骗子，便可以减少骗人的行为。而中国人更实际一些，
要求自己岂不比要求别人更容易一些？“求人不如求己”，要求别人不要欺骗，远不如自己提高警觉更可
靠。防人之心其实就是让人小心不要上当，因此“反求诸己”更胜一筹。
试想，如果你和别人初次见面，就老实地对别人说：“我是个老实人，人家说什么我都信，所以请不
要骗我。”那对方会怎么想？当然是：“他最容易上当，不骗他骗谁？”如果蛮横地要求对方：“你不要
骗我，否则我要你好看！”对方就想：“骗你又怎样？你既然被我骗了，说明你不如我，你又有什么能力
要我好看？”结果照骗不误。
一般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他往往会有拆穿骗局的能力。比如，老板对干部
说：“我不会亏待你，但你千万不要骗我。你若是骗我的话，我绝不轻饶。”笨的干部就以为老板是个好
骗的人，一开始虽然没想欺骗他，久而久之，就忍不住做些欺上瞒下的事。结果很快就被老板发现了：“我
警告过你，千万不要骗我，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只好开除
如果认为中国人专门欺负弱者，谁吃亏就笑谁，谁倒霉就笑谁，没有同情心，那就错了。中国人只有对
自己人，对熟悉的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人，才会“痛心”地嘲笑他，目的在于“加深他的印象”，使他
深切体会“人家在你面前同情你，实际上背后都在笑你”，因而决心“自己小心不要上当”。对于陌生人，
我们根本无从笑起，因为彼此没有“关系”，产生不出任何联想。对于认识而交情不够深厚的人，我们只
会背后嘲笑他，但当面尽量不提，万一对方自己说出来，我们会表示支持，痛骂欺骗他的人。
但是“小心不要上当”，并不是“不要相信别人”，而是不给坏人可乘之机。
正因为小心，才会时时用心。可以相信的时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可以相信的时候，“知
人知面不知心”，“人心善变，不可不防”。这些话都是中国人常说的，看起来互相矛盾，却是因“时”
而制宜。
在人际交往中，你可以选择相信别人，也可以选择不相信别人。你相信别人，万一被骗，大家就会嘲
笑你，“三两句话，把他骗得团团转”，结论是你“缺乏判断力”。你不相信别人，又怎能与其相处？在
信与不信之间，需要自己拿捏。
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应该相信别人，但是只能相信到合理的地步；遇到不合理的地方，就不应该相
信他。站在不相信的立场来相信，才不至于一相信就上当。对任何人都相信，受骗的几率就会大幅度增加。
你无法要求别人绝对诚实，因为没人能做得到，所以只能自己小心。社会上骗子并不多，但是喜欢被骗的
人太多了，才会发生那么多骗人的事件。骗人的人当然不对，而被骗的人也未尝全对，谁叫他不小心？“防
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彼此互相合作才能生存。人应该相信别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过分相信
别人，同样引起别人欺骗的兴趣，以致上当，也是不争的事实。吃亏上当，人人不喜欢，却又经常发生这
种不愉快的事情，主要是人们喜欢占小便宜，才造成因小失大。提防上当，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切记不要
贪小便宜。
凡事都追求合理
中国人的观念是凡事追求合理。换句话说，把事情做到合理的地步，人们才会接受。我们虽然重视典
章制度，却明白典章制度容易僵化而不合时宜，因此在典章制度的范围内，多半中国人喜欢权宜应变，以
求合理变通。凡是不会变通的人，都会被人斥之为“死心眼”、“死脑筋”。
中国人认为，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应该“反求诸己”，即“要求
他人合理之前，先求自己合理”，以自己的合理来影响他人，使他人亦能合理。
自己不合理，却希望他人以合理待我，结果经常不如意，这时怨天尤人也是枉然。自己先求合理，再
来期望他人以合理待我，才是合理的态度，也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合理不合理，各人的标准未必一致，有
时候你认为合理，我就认为不合理，因此这个“合理”也会引起很多争执，产生很多不愉快！
在中国社会，凡事自己求合理，就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即使你的“合理”和他的“合理”会有些误
差，但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起码会问心无愧。至于是否会引起争执，听天由命吧。虽然这听起来比较消极，
但总比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使大家心里不高兴，甚至造成误解的好。
自己合理不合理要通过他人的反应来判断。他人的反应就像一面镜子，会如实地反映你是否合理。当
对方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时，不要指责对方的缺失，而是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合理。如果是的话，赶快
先把自己的缺失调整过来，对方也可能跟着表现出合理的反应。要改变对方，最有效的方法是先改变我们
自己。
举个例子，中国人认为，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所以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不清楚对方的意图的时候，是不会承认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
贸然问起别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得到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自己的行为不合理造成的。
乙和丙是熟人。一天，甲和乙聊天时，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