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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东西闻上去就不对，”他说，“他们不当一回事。”他低头继续吃。看到我用筷子拨拉着面条，又说：“放心，这是刚做的，肯定干净。”
“你…很会过日子啊。”我好不容易挤出这样一句。
“一个人过嘛，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家里人呢？”
“父母都过世了。”
“你…怎么还没结婚？”
“什么叫‘还’没结婚？”他笑了。他的笑容多么明净，我的鼻子发酸，他工作的时候笑容很少，但我们在一起时他好象要放松一些，高兴一些。能够让他高兴我也会快乐。为什么我会相信他同事闲聊的话？这种闲极无聊时说的插科打诨的话里有多少真实的成份？我为什么怀疑他？就算他真的做过牢，改过自新后为什么还要被人翻老账？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泰雅说，“我30岁了，一个人过惯了，也挺好。”
“你真的30岁了？”我脱口而出。
“什么叫‘真的’30岁了？”他说，“你今天怪话可真多。你到底听说什么了？”
我知道这下瞒不过去，只好说：“昨天听见你的同事闲聊，说起你了。”他居然没有再问同事说了他什么，低头吃饭。我实在忍不住，先发问：“你不想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他摇摇头：“我又不是弄堂里的阿姨，传什么闲话。”我语塞，隔了一会儿鼓起勇气又问：“你不在乎被人叫人妖？”
他抬起眼睛望着我，目光犀利如剑，使我寒战：“你看我象吗？”我急忙说：“不象，一点也不象。”他冷笑了一下：“你见过人妖吗？”“什么？”我心道不好，肯定又说错话了。他说：“人妖啊，你这个做医生的不会不知道泰国的人妖吧？”“我…在…”我想说我在什么杂志上看到过照片，但是没有一个杂志的名字能够从我的喉咙里吐出来。“NATIONAL
GEOGRAPHIC，那上面就有过，”泰雅说，“你不是喜欢看那个吗？”我就象找到救星了一样连连点头：“对，就是，就是。”泰雅丢下筷子，拿条毛巾擦擦嘴：“那上面的人妖穿什么？好象是粉红裙子吧？嗯？”他大步走进房间，打开衣橱。我叫道：“泰雅！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仿佛没有听见，只顾把挂在衣橱里的衣服一件件拽出来扔在床上：“这个？这个是男人的衣服，不能扮人妖。这个？这个也不够嗲。”
“泰雅！住手！”
“住手？这是我家！你不是没见过人妖吗？不想看吗？哈，瞧这个！”，他取出一条浅蓝色兰花图案的大浴巾，抖开，在身上比划了一下，“这个勉强合适吧。”他一把扯掉扎着辫子的橡皮筋，开始脱毛衣。
“泰雅！泰雅！”我绝望地叫道。
他很快脱下深烟灰色的高领毛衣，又把里面黑色的圆领毛衣和长袖T恤甩在床上，在他开始脱背心以前我死死地抱住了他。“泰雅！你这是干什么！”我哀求道，“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何苦作贱自己啊！”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把头靠在他肩上，流下了眼泪。
很多年以来这个缺点都没能改掉。我就是容易哭鼻子。无论是和别人争论问题，看书或电影，还是听音乐，只要触动了感情，就会掉眼泪。为此在上大学时没少被笑话过。毕业聚餐时我喝醉了，更是哭得一塌糊涂，被拍下了一堆照片作为“珍贵文物”。我酒醒以后记不得自己都干过些什么了。那些照片当然也没有脸去看。
看到泰雅这样伤害自己，就象看到电影“莫扎特传”中患病的莫扎特不好好休息反而出去喝酒，或“悲惨世界”中芳汀已经剪了头发拔了门牙还穿着污秽的舞裙在冰天雪地的军营前卖笑。没有什么比美好的东西的毁灭更让人悲伤的了。
“傻瓜，哭什么？”泰雅淡淡地说。
“你这是干什么呐！”我说，“我当然知道他们编排你而已，何必动气啊。他们要说就让他们去说吧，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我相信你。哪怕全世界都说你坏话，我都会相信你。”
他沉默了。这时，我感到屋子渐渐亮了。冬日的阳光虽然惨淡，但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还是爬上了窗台。
“快穿上衣服吧，会着凉的。”我说。
“傻瓜，你这样让我怎么穿衣服？”
“对…对不起。”我红了脸，松开手。
他盯着我的眼睛，似乎要说什么意味深长的话，但最后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去厕所洗把脸吧，里面有洗面奶和面霜。”
“哦。”我答道。在我跨进厕所前，他在我背后说：“蓝毛巾洗脸，别拿错了。”
我洗了脸，漱了口，打开了泰雅放在盥洗架上的几个盒子，仔细辨认了一会儿才肯定某个盒子是剃须膏，另外几个可能都是面霜，不是淡香就是几乎没有香气的。泰雅身上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淡雅香气，肯定不是这些化妆品中任何一种的香气，甚至完全不象化妆品的气味，也不是花香。那种气息只有他身上才有，也许是他自己孕育的吧。我不知道应该用这些面霜里的哪一种。这个大概只有他才搞得清楚。所以干脆什么也没有用。
我出来时他已经穿好衣服在厨房里热面条：“看，你刚才不吃，都凉了。这回只能吃烂糊面了。”“谢谢。”我小声说，接过面条坐在桌边，拿了包子吃起来。他在屋子里收拾东西。
把最后一件衣服放好以后，他坐在床沿上，幽幽地说：“你真年轻啊。”
“什么？”我没想到他会说这话，即使他真的已经30岁，只不过比我大5岁而已。
“我象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接着说，“绝对不会说这种话。我听过太多真实的美丽的谎话。”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总得相信什么才能活下去。”我说，“并不是每一句好听的话都是假话。”
他慢慢地梳着头发，把头发都抓在左手里，然后右手很快地绕了一下，就梳好了辫子。他走进小厅坐在我面前，问我：“那么，你相信什么呢？”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说：“我相信爱和理性。”
“为什么相信这个呢？”
“爱给人动力，理性给人方法。”
“呵，真有哲理。”他说，“如果人人都这样想，岂不是天下太平？”
“那当然啊！”我说，话一出口，再次感觉到自己很傻很孩子气。
“我碰到过一个人，”泰雅说，“他只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认定的东西决不会改变。”
“他是谁？”
“一个检察官。”
我的心收紧了，他会告诉我全部真相吗？泰雅神情自若地说：“那时候我一时找不到工作，为了生活帮邻居做生意。他有个小制作室，把外语片子翻译成汉语，打上字幕，再卖给别人做成批量卖掉。他自己翻译法语片，让我翻译日本片。”
我说：“那和法官有什么关系？”但我心里已经猜到了。
“那些都是盗版片，当然会和法官有关系。开始一直很小心，只和一个比较可靠的批发商单线联系，也没出什么乱子。克林顿访问前，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盗版唱片和VCD深恶痛绝，为了给他们一个我国政府打击得力的样子，连续搞了好几次‘严打’、‘突击’活动，已经把几个大批发商给抓了。多数片子是广东、福建一带的生产线上做出来的，那里的警察立了大功。而本地警察因为抓不到制作人觉得没有面子，所以穷追不舍。最后打听到一些小语种的片子是在本地制作，到那边去成批生产的，就盯住这个方向追查。”
“懂法语日语的人多了，他们怎么查？”
“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方法。比如可以让社区民警查所有没有工作但手头宽裕而且懂点法语日语的人。最后他们用了一个省力得多的办法，他们想法让那个和我们有关的批发商招供了。他和我邻居还是亲戚呢。”
“哦？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们就‘进去’了。我们提前销毁了所有原始资料，所以他们除了其他罪犯揭发的证词以外也没有什么证据。但检察官同志相信我们就是罪犯，为了‘从严、从快’打击犯罪，让民警可以用任何方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供词。”
“什么叫‘任何方法’？”
“打，踢，用皮带，警棍，穿着皮靴踩光脚的脚趾。非常聪明，专拣外表看不出的地方下手。据说如果做得比较老练应该足够让人招供，又不至于伤人性命。但这批警察显然太嫩。我们被拘留2天后我的邻居就送了命。”
“老天！”
“后来听说法医出了报告，说他死于急性心肌炎。他身体好得很，只是嘴比较硬，而且还不知道是谁卖了他，以为自己咬咬牙可以挺过去。”
“那你呢？”
“我比他看得透。他们才动手我就招了，不管怎样这不是死罪，想法活下来再说。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因为‘非法所得’确实不多，够不上判刑。而且我的邻居死得不明不白，如果深究下去怕会很麻烦。最后我给送去劳教，邻居就这样白白送了一条命。我在农场里种树，挖沟，过了1年。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工作。不但没有工作，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为什么？”
“啊，这个说来话长。简单点说我叔叔婶婶早就看中我以前住的公房，那是我父母去世后我一个人住的。我劳教去了他们就迁来户口住了进去。而且不会再搬走。”
“怎么能这样！”
“我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人生。那时‘美丽人生’招一个清洁工，有住处，一张床而已。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我就过去干了起来。”
“你过去的经历不影响吗？”
“当然影响。所以他们只供给我一日两餐和一张床，6个月内没有工资。”
“什么！”
“后来我告诉他们我会一点美发美容，只是没有执照。他们让我再兼任一份助手的工作，做一天休一天，这份是有工资的。”
“那你还要每天上班？”
“当然，6个月还没满。我还可以吃两顿饭，还保留了一张床，空下来可以躺一会儿。”
“你有了工资就租了这房子？”
“不，这是我姑婆的房子。她是个老姑娘，一直住在这里。她知道叔叔的事，就让我户口落在这里。国庆节后她去世了。虽然婶婶拿走了很多东西，但剩下的足够我一个人生活。和早早送命的人相比，我的运气还算不错。现在这样我挺满意啦。”
我心里一阵难过，虽然我这一生也不顺利，但是和泰雅相比，我实在是太顺利太幸运的一个人。“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问，“这美容院的工作能长久吗？”他淡淡地说：“再看了。”我说：“你不是学过日语吗？你有这学历就安心做这种工作？”“我没有学历，”他很快地说，“日语是东拼西凑学的。我只有高中肄业，比你差多了吧，大医生？”我脸上一阵发烧。很多年以来家长、学校和周围的人都是以小孩读书好坏来评价一个小孩的好坏。本科毕业似乎是踏上社会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基本要求。这个观点在我脑子里一直延续到现在，直到刚才我还不知不觉中这样评价泰雅，他竟然看了出来。泰雅有什么不好？他能熬过那么艰难的时候，我自己也能熬过来吗？也许也象那个邻居一样早早送了小命。美容师的工作有什么不好？不用值班，富于创造和想象，而且收入没准也比医生丰厚。
“那，你就打算一直做下去吗？”
“也不是，我想攒一点钱，读个美容美发的执照，做正式的美容师。”
“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