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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形，严嵩每逢巨大的贪污案件败露，人赃俱获，受到监察部门官员纠举弹劾，面临杀头坐牢的危险时，他就去长跪在宫门口，或长跪在朱厚熜面前，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罪不可逭，惟求大皇帝开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别种心肠的官员围攻，却都是因为他太忠心耿耿的缘故。朱厚熜最欣赏他这种婢膝奴颜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这就是严嵩看穿了朱厚熜的肺腑后的大胆适应，他知道朱厚熜认为贪污算不了什么，不过恬不知耻而已，而那么多人不断围攻，正足以证明严嵩只对皇帝一个人忠贞，这恰是朱厚熜所要求的。严嵩对朱厚熜的了解，超过朱厚熜对自己的了解。所以严嵩从不说一句使朱厚熜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这正是一个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养。
严嵩当权二十年，六十年代一五六二年，终于被朱厚熜勒令退休。并不是他的法宝有什么不灵光，而是严世蕃对他的工作日久生厌，每天沉于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谕旨放在心上。严嵩年老，无法控制儿子，只好自己提笔应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熜的欢心。
严嵩虽去，但纯政客类型的政治形态，从此在中国政坛上生根，成为以后数百年间最丑陋的政治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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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政治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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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日益加强它的掠夺，从旧大陆掠夺到新大陆，从欧洲掠夺到亚洲。黄种人、棕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被侵入的白种人无情地奴役和屠杀。全世界都听到亚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的呼喊，也都听到欧洲人的磨刀霍霍。只有中国人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王朝政府正闭着眼睛，一日千里地向着使它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
张居正所辅佐的第十四任皇帝朱翊钧，完全继承他祖先朱元璋和祖父朱厚熜的劣根性，而且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撤了堤防一样，使朱翊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死的，朱翊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五八九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的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翊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翊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二十六年后的本世纪一十年代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作一次亮相。
那一次亮相，也不简单。如果不是发生了使人心震动的“梃击案事件”，连这一次亮相也不会有。那一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被警卫发现后逮捕。政府官员们对该案的看法分为两派，互相攻击。一派认为张差精神不正常，只是一件偶发的刑事案件。另一派认为它涉及到夺嫡的阴谋——朱翊钧最宠爱的郑贵妃生有一个儿子朱常洵，她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所以收买张差行凶。朱翊钧和朱常洛都不愿涉及到郑贵妃，为了向乱糟糟的官员们保证绝不更换太子，朱翊钧才在龟缩了二十六年之后，走出他的寝宫，到相距咫尺的宝座上，亲自解释。
这一次朝会情形，像一场有趣的卡通电影。朱翊钧出现时，从没有见过面的宰相方从哲和吴道南，率领文武百官恭候御驾，一齐下跪。朱翊钧屁股坐定，就拉着太子的手向大家宣布：“这孩子非常孝顺，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叫三个皇孙也出来，说：“孙儿辈都已成长，不应该再有闲话。”太子朱常洛跟着说：“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亲爱，群臣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使我也成了不孝的儿子。”朱翊钧问大家：“你们听见太子的话了吗，还有什么意见吗？”方从哲除了叩头外，不敢说一句话。吴道南则更不敢说话，两位宰相如此，其他臣僚，自没有一个人发言。监察部委员（御史）刘光复，大概想打破这个沉默的僵局，开口启奏。可是，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朱翊钧就大喝一声：“拿下。”几个宦官立即扑上去，把刘光复抓住痛打，然后摔下台阶，在鲜血淋漓的惨号声中，被锦衣卫的卫士绑到监狱。对这个突变，方从哲还可以支持，吴道南自从做官以来，从没有瞻仰过皇帝的长相，在过度的惊吓下，他栽倒在地，屎尿一齐排泄出来。朱翊钧缩回他的深宫后，众人把吴道南扶出，他已吓成一个木偶，两耳变聋，双目全盲，经过几天之后，听觉视觉才渐渐恢复。
这是隔绝了二十六年之后惟一的一次朝会，没有一句话说到国家大事，群臣们印象最深的只是皇帝展示威风地大喝一声“拿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朱翊钧就死翘翘了。
——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熜、朱翊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翊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翊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十年代一六一○年，中央政府的六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都御史），已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被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囚犯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宫门之一）外，跪在地上，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朱翊钧哭号哀求，行路的人都跟着他们痛哭，但朱翊钧没有任何反应。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同样没有反应，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翊钧视若无睹，对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视若无睹。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朱翊钧也不追问。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宫门之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翊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宫门之一）外跪求，朱翊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翊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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