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中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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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中国美食-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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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与干部制度以及干部的待遇挂钩。鱼开始成为一种象征。所谓姜太公钓鱼,实际上垂钓的是名利也。他在渭水之滨做做渔夫的姿态,最终上钩的却是周武王这一条大鱼。垂钓者由此便被奉为贤德。在我们这个内陆的民族,鱼的身价是因其与平民生活的距离而决定的———鲤鱼跳

  龙门,便一举获得富贵的席位,这简直是传说中最原始的科举制度。中国的第一代哲学家们,也大多对鱼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孟子口口声声地宣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美味佳肴,能够与鱼相提并论的只有熊掌了,只可惜二者皆是不可兼得之物———所以孟子无法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孔子不爱夸夸其谈,却悄悄地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鲤”———对后代寄予厚望。至于庄子,其著作的首篇即《逍遥游》,《逍遥游》的首句即“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同样也是他人生理想的雏形。还有谁(似乎就是庄子本人),喜看众鱼戏水,并称之为欢乐的最高境界。当旁观者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便傲然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在古人眼中,鱼是蛟龙、鲲鹏的近亲,也是离荣华富贵最近的种族———它跃出水门就是龙,化而为鸟就是鹏,总之它是有可能创造人间的神话的。它离神话的境界,常常只差一步。所以,鱼便因为古代帝王将相、文人侠客的事迹而被描绘得出神入化。鱼之乐,已不在鱼本身———正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食无鱼者,成为最早的慷慨悲歌之士(早于荆轲),唱出最早的《归去来辞》(早于陶渊明)。弹铗而歌与弹冠相庆,绝对是两重意境,划分出对功名利禄的失落与拥有、守望与享受、悲观与乐观……更多的人则采取积极的态度。“临渊羡鱼,莫如退而结网”———这种儒家色彩的进取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甚至一直贯穿到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对鱼的态度,戏剧性地透露出人生的态度。难怪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像一张恢恢天网,存在了那么多年。漏网者都是失败者。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漏网之鱼,因为即使漏网者,也毕竟曾经心向往之(包括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功名之网,已牢固地笼罩在古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但他们都成不了隐士———包括食无鱼而呼唤长铗归去的歌者。他们都摆脱不了网的诱惑,正如无法抵抗鱼的诱惑。自姜太公钓鱼开始,中国的隐士时代就结束了,真正的隐士寥寥无几。人们纷纷垂钓功名利禄,垂钓若即若离的身外之物———以至为其蛊惑,实际上也被所追求的对象一网打尽。鱼与人其实是在相互设伏、相互诱惑、相互制约。围绕着鱼与人的关系,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鱼人或者人鱼,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与审美性相背叛的———功利性的故事:关于诱饵,关于渔夫,关于钓钩与网……幸好鱼与玫瑰一样,是带刺的。鱼刺意味着内在的伤害。自孟子号称“鱼我所欲也”开始,鱼便与欲望结缘了。结网者同样也是结缘者。欲望是幕后的一张网———人类进入了欲望的时代。欲望同样是造成伤害的一根刺———功利性,伤害了人类原始的朴素的感情,更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于鱼的典故,还有很多。譬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譬如“缘木求鱼”,以及“相濡以沫,莫如相忘于江湖。”就不再例举了。因为以上这些,就足够联缀成一篇文章了。

    本来是想从饮食的角度谈论鱼的,结果话题游移得太远。让我们再回到鱼本身。或者,再回到本文开头的第一句话,“鱼在古代肯定是美味中的美味。”这在当代仍然如此。虽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一席盛宴,如果没上一条鱼,那是不可想象的,至少烘托不出应有的气氛。我童年时尚处于一个清贫时代,老百姓家家过年时仍要供上一条鱼,轻易不敢动筷子———象征着“年年有余”。鱼在这里是对富裕的期待。而今价格最昂贵的宴席仍是海鲜———粤菜风行全国,许多内陆城市的酒楼也以水柜饲养着南方空运来的海鲜,供食客挑选。一桌海鲜宴席,虾兵蟹将纷纷登台,但鱼依然是主帅———值得一提的是还引进了日本生鱼片的吃法,雅称“三纹鱼”。我在顺峰酒楼吃过一回,结帐时暗自咂舌(不仅仅为鱼肉之鲜美)。可见现代社会,口腹之乐也绝不是无偿的;人间盛宴,钱财是真正的背景。只要有钱,就不用担心“食无鱼”,数千里之外陌生水域里的海鱼都会召之即来。工薪阶层,在海鲜酒楼门前会望而却步。鱼之乐,同样已不在鱼本身———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食鱼之乐是要有购买能力的。穷人安知鱼之乐?安知富人之乐?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往今来,鱼作为富贵生活的象征,一直游泳在金钱的背景里———食无鱼者,绝非贵族。我推翻不了古人的理论。

    吃河豚

    有些食物因价格昂贵,令芸芸众生望而却步。有些食物即使你愿意一掷千金,也不一定寻觅得到。还有一些食物,哪怕你腰缠万贯,纵然将其无偿供奉在你面前,你也不见得敢吃———譬如河豚。吃河豚是需要勇气的。它使和平环境中的饮食也成为一次冒险。在我心目中,这简直是非敢死队员不能胜任的一项事业。难怪江南古谚云:“拼死吃河豚”。笼罩着英雄主义式的悲壮气氛。河豚仿佛成了鉴别胆量的一块试金石。凡是惜命的食客,肯定会退避三舍的。但古往今来,自告奋勇吃河豚的仍大有其人。有的不幸中毒,似乎做鬼也风流。

  至于那些有惊无险的生还者,皆一副不虚此行的架势,河豚之美味,似乎天堂里才配拥有的。这就是河豚的魔力:你必须以性命作为抵押,才能饱览那终极的风景。否则,还是远离河豚为好———别人强迫不了你,你也强迫不了自己。吃河豚是要心甘情愿的,要有点“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

    苏东坡的一句诗使河豚大大地出名了:“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但他本人是否曾趁着春江水暖尝试河豚,则不得而知。我宁愿相信他是有这等勇气的。古人对河豚大多是津津乐道的,即使不敢亲口品尝的人,谈论起来也很兴奋———譬如以河豚诗得名的梅尧臣所作《食河豚鱼》诗中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我想关键在于:河豚是一种有毒的美食,因而有特殊的诱惑力。难怪有人最终弄明白了:“河豚有剧毒,老饕们为什么还要争相品尝?就因为其鲜美远在一般鱼之上”。此话若是由吃过河豚的人口中说出,将更具说服力。朱伟在《考吃》中记载古人烹杀河豚的方法,其小心谨慎近似于外科手术:“剖河豚,要先割眼,再去腹中鱼籽、内脏,自脊背下刀剁开,洗净血迹,肥厚之处血丝要用银簪细挑干净。然后剥皮,将皮入沸水一滚捞起,用镊子镊去芒刺。然后鱼切成方块,用猪油爆炒后下黄豆酱入锅烹煮。烹河豚,又告诫必须烧透。要是烹不透,必死无疑。”

    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吃河豚之风气,仍在江南流行。听汪曾祺老人说过:“江阴当长江入海处不远,产河豚最多,也最好。每年春天,鱼市上有很多的河豚卖”。曾多次有同学邀他上家里吃河豚,并说:“保证不会出问题”,但不知考虑到什么,他最终都未赴约———估计有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吧?直至晚年,他才后悔当初拒绝了诱惑:“我在江阴读书两年,竟未吃过河豚,至今引为憾事”。只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此时他已移居北方,远离江水,远离河豚生长的地方。况且即使在江南,夸耀自己吃过河豚的人也寥寥无几。这令我颇为费解:这究竟因为河豚本身几近绝迹,还是因为现代人越来越怕死了?现代人以吃生猛海鲜为时尚,但恐怕经受不住河豚的考验。在城乡林立的饭店酒楼中,河豚已是一阕古老的神话了。

    汪曾祺在谈论河豚时,话题一转,开了一个玩笑:“河豚之毒在肝脏、生殖腺和血,这些可以小心地去掉。这种办法有例可援,即‘洁本金瓶梅’是”。这个妙趣横生的比喻,把我逗乐了。避免中毒,也是一门艺术,需要胆量更需要技巧。

    卖河豚的饭馆,也是有风险的。据说江阴有一家老字号,门口悬挂一块祖传的木牌———上面印刷着保单,大意是如在他家铺里吃河豚中毒致死,主人可以偿命。这等于先给食客喂一颗定心丸。烧好的河豚菜在端上餐桌前,厨师或店主要在灶台上先行试吃的———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试验品。看来做这样的生意,也真不容易———哪怕跟私运军火相比,也不见得安全多少。好在艺高人胆大。但不见得所有卖河豚的饭馆,都有店主担保———许多时候,食客自己必须是志愿者,估计立下字据的必须是食客自己了:“如有意外,与他人无关”。跟前者相比,后者应该更能体会到吃河豚的惊险、激动与快乐———虽然吃到的同样是河豚肉,其中的滋味肯定大有不同。如果有口福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的方式。否则,那才真正叫“暴殄天物”:你仅仅品尝到河豚肉质的细腻与鲜美,却无法体会到“拼死吃河豚”的那分刺激———它其实才是最好的调味品。或者说,它才是河豚的本质。

    大白菜(1)

    有那么一个年代,北京的冬天,几乎是让大白菜垄断的。由于地理位置偏北,气候寒冽,冬季蔬菜自然由耐寒且便于储存的大白菜占了主席,尤其老百姓的饭桌上,顿顿都是根据大白菜来花样翻新:涮火锅、包饺子、炖粉条……倒也不厌其烦。还出了地地道道老北京特色的名菜:醋溜白菜———即使口味挑剔的南方人尝了,也赞不绝口。于是全国各地许多餐馆的菜谱里,都点缀性地增添了这么一个名目。严格地说:南方的白菜与北方的还是有区别的,南方的俗称小白菜,就像是给水灵灵的小女子起绰号———难怪有一折地方戏叫《杨乃

  武与小白菜》。北方的白菜则无比强大,生命力旺盛,在严酷的生存环境里出落成浓眉大眼的大姑娘模样的。所以它在北方人艰苦粗糙的日常生活中唱了重头戏。

    我启程来北京时,送行的亲友们善意地提醒:“小心北京的大风沙。那儿冬天没什么可吃的,只有大白菜。你会怀念南方的水果和新鲜蔬菜的……”他们怜恤的神情仿佛在送别一个亲人去横穿大沙漠。由此可见,在那样一个年代,北京的大白菜与大风沙同样赫赫有名。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便与大白菜狭路相逢———这些年来总重复地加深着印象。每当秋风渐紧,住平房的小市民们开始储藏生炉子的蜂窝煤时,肥头大耳的大白菜便在城市的舞台上隆重登场。深夜里有形形色色的车队把大白菜从附近的农村抢运进京城;一觉醒来,发现街头巷尾都改造成露天菜场了,整车整车的大白菜被卸在路边(像堵砖墙似的),由披军大衣的外地菜农用称生猪的那种大秤成筐成筐的叫卖,而市民们也全家出动,井然有序地排队购买。那时候的大白菜几乎相当于一项社会福利事业,一斤只值几分钱,许多家庭一买就是几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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