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盎司地喝着这种能带来无穷快乐的龙舌兰烈酒。”看来他还是没有喝醉。如果真喝醉了写小说，会更有回味一些———至少，会忘掉那些古怪的酒名的。邱华栋所谓的新市民小说，其实是写给买办阶层的情书，可简化为一句表白：“我爱你呀，洋货！”
又譬如，某些或谋求与商业接轨或耐不住寂寞的摇滚乐队或歌手，开始进入酒吧“卖唱”了，为了“招徕听众”吗？我总觉得这是令人心痛的“降价”（或降格）的姿态。灯火暧昧的酒吧，只配放放古典音乐或流行歌曲的；胸襟狭隘的排档，如何容纳摇滚这只气吞万里如虎的“钢铁猛兽”？在这小资产阶级的温柔富贵乡里浸泡久了，只会孵化出软骨头的摇滚：重金属变得轻飘飘的，人类逐渐丢失嚎叫的本能……绝对不能用声带去换扎啤的，这不是等价的交换。
还譬如，跟摇滚一样，诗歌（这文学中的最强音）也开始借助酒吧的台面了。最早是一对诗人夫妇开了黄亭子酒吧，因为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而出名———“东方时空”还介绍过。随即迎来众多酒吧的效仿———继网吧、音乐吧等等之后，出现了诗吧的现象。许多文学活动都转移到酒吧召开了———两者之间，不知究竟是谁附庸风雅？诗人们寄身于酒吧的屋檐下朗诵，发挥水平各有不同———毕竟是在别人（商人）的地盘上。有一次，“嚎叫派的中国传人”伊沙自西安来北京的黄亭子酒吧朗诵，表情很腼腆，声音也没敢很放开（恐怕没有朗诵那首《饿死诗人》的缘故？），这多多少少出乎我的预料。朗诵的最高境界应该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在广场上进行。至少也该有金斯堡的气概，在万人体育馆“嚎叫”。时代不同了，诗人的朗诵，如今只能在小范围的酒吧里孤独地举行———就像一次为已逝的黄金时代追悼的仪式。朗诵完了，诗人们还要自己掏钱买酒喝———如同他们大多要靠自费出诗集一样。除了同仁之外，在座的听众基本上是听不懂朦胧诗的。如此媚俗的场地，伊沙不该来，汪国真来或许合适。我之所以反对诗歌与酒吧联姻，还有一个不便挑明的原因。后来卧轨山海关的诗人海子，出于寂寞或谋求与世俗社会沟通，曾经迈进北京昌平的一家酒馆（那时酒吧还没形成潮流），跟老板商量：“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诗，能否给我酒喝？”老板笑了（我估计属于冷笑）：“我可以给你酒喝———”他停顿片刻，“但是你别在这儿朗诵诗！”这发生在别的诗人身上的事件深深伤害了我作为诗人的一颗心。也许，他们的对话比任何形式的朗诵（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更具有灵魂的震撼力与杀伤力吧。尤其在于这一段诗人与商人的对白并不是编排出来的，而是两种社会观念在两种人身上的反应与回音。从此我个人拒绝在酒吧以及任何场合，为无关的听众朗诵自己的作品。
酒吧（2）
在这个时代，跟酒吧有关的文化现象还有许多。我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没有特别的好感。也从不期望真正的文学，能在自命清高、附庸风雅的社会阶层寻找到真正的读者。所以我借酒吧的故事，提醒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人：虽然这是个价值观迅速裂变的时代，但不用特意去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他们的耳朵，已被风花雪月的故事磨出了茧子。他们乐于收购的，总是那些乖巧的宠物———如同他们本身是社会的新宠。不管是文学抑或艺术，要么彻底的平民，要么彻底的贵族，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即使做成小资产阶级欣赏
的偶像，也会不伦不类的。举个什么例子呢？汪国真的诗歌，余秋雨的散文，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产物，最对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胃口。它们是畅销的，但也会是速朽的。从鲁迅的时代开始，中国真正的文人，就和这类浮夸、伪饰、苍白的审美趣味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斗争。譬如鲁迅檄击梁实秋为“……破落资本家的乏走狗”，在《野草》中暗喻徐志摩为在花树下幽怨的“瘦的诗人”。文人可以瘦，但不能没有骨头；可以憔悴，但不能没有钙质、没有血色。文学也是如此。在浓得化不开的脂粉气包围下，文学会窒息的———还不如索性去接受人间烟火味的熏陶与考验。哪怕多一点浊气、多一点野气、多一点匪气、多一点土气，也比那种人工雕琢的帅气要强———文学毕竟应该是一门远离流行、远离时尚的事业。
食堂
我读大学时，食堂周末之夜常作舞厅用，其面积可想而知了，一到开饭时间仍然人山人海。“加塞”的太多，于是索性都不排队了，抡胳膊伸腿的，空饭碗一律高高举过头顶。据说饭后炊事员打扫战场，没准能扫出一两只不成对的拖鞋来。
连女生窗口都插满了和尚兵，使不少穿了漂亮衣裙的小姐们急流勇退，焦急且无奈地作在水一方观望状，幸好慨然相助的白马骑士不在少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窗口挤去……
学生食堂荤素兼备，但要么是肥肉炖土豆，要么是白水煮似的豆芽青菜，两个极端———有些蜜罐子里倒出来的学生娃这么形容。人对生活真是能挑剔则挑剔，于是增设了小炒。现在消费水平提高了，加上小锅菜速度慢，显得等小炒的学生比其它窗口反倒多些。
平心而论，吃食堂也有好多得天独厚的乐趣。上午第四节课放学铃迟迟不响，肚子饿得咕咕叫之时，食堂这个概念就变得格外亲切。拎空饭碗去教室的人数量俱增，“民以食为天”嘛，上课时偶尔有调匙无意中碰落在地上所发出金石之声，老师和学生居然都不受干扰。谈恋爱的人更是愉快且充分地利用这一公共场所，老去双方的集体宿舍毕竟诸多不便。谁跟谁好上了，意味着两个人的饭碗将要合并，统一编制，一只装菜，一只装饭，两根调匙你来我往，好不亲密。也许确实有那么些校园情侣，多年以后回想最初的契机，会由衷地怀念那熙熙攘攘，且留有自己青春投影的场面，感谢食堂！
大学毕业，我来到另一座城市。单位里单身汉少，连食堂都没有，我只得辗转托人在邻近一家机关的食堂换点饭票。那个国家机关是军人把门，我只能趁人多时混进去，成为其食堂的额外“食客”。晚餐照例没多少人，我在冷冷清清的饭厅里默默吃完饭，联想到大学食堂的温暖如春，一切恍如昨日，心里顿时有点湿……
吃食堂成了习惯，也就用不着像饮食大众那样为一日三餐操劳。我和单位同事开玩笑：“以后纵使结婚我也不为柴米油盐、人间烟火忙碌，两人各吃各的食堂，星期天到酒馆‘搓一顿’！”同事们既羡慕我的超脱，又根本上否定我的浪漫设想：“摆弄锅碗瓢盆自有其乐趣，那才真正像个家。”听到家这个字眼，我愣了一下，终于明白自己何以喜欢食堂热热闹闹，连拥挤或排队都被视为一份温情，因其至少给我一种大家庭的感觉。人都是害怕孤独的。只有无家的单身汉才能理解这份对食堂的依赖和热爱……
小酒店情结
豪华的大酒家令人望而却步，与我辈默契的是星星点点散布于街头巷尾的小酒店———这种小小的奢侈还是能够胜任并且值得的。尤其在外地读书那几年，孤独之时，小酒店简直可以作为家来假设了，它热闹，使人温暖。我去过各地不少大学，几乎所有校园里都有它的存在。我们武汉最受人欢迎的是川味酒店，再陪衬以烈性的小黄鹤楼，对于索然无味的日子不失为有效的刺激。
最初是谁得了奖学金，他所在的寝室就全体出动，仿佛八个人都有份；很晚才面红耳赤地回来，在走廊里吼一嗓子“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唤起其它房间的嫉妒。后来每隔一段时间便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出去改善一次，几个好朋友凑份子下酒馆已成了规律，哪怕剩下的大半个月里啃馒头也毫无怨言……
毕业好几年了，我仍能回想起当时每一次聚餐的情景和原因。我们几乎都是带着微笑跨进那道小小门槛的，哪怕是由于烦恼而来，但每个人都能预见到彼此倾诉之后那份轻松。运动场边一溜小酒店都吃遍了，我们以美食家自居，挑剔、评比起老板们掌勺的手艺来。被选定为根据地的是最东头的“周记”，以至毕业时老板还请我们喝过一顿告别酒。
说起毕业的酒宴，几乎每个毕业生都有过难忘的一次。我还记得那个夏天，运动场边一溜小酒店灯火通明，几乎都被即将分手的毕业生们占据了。世界很大，而一张酒桌很小；沉醉的时候很短，而需要保持清醒的时间很长。或许在剩下的一生里，很难再有机会和缘份如此这般地围坐一处，即使还有，每个人身上又将发生几多变化？那段日子校园小酒店里歌声不断，女生为男生唱的是“哥哥你走西口”，男生为女生唱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工作以后和新朋友们照旧爱去街边的小酒店，次数多了就受到女友干涉：“瞧那种地方多不卫生啊，一双筷子都不知多少人用过了。”我没有反驳的理由，但多想跟她讲讲以前给予过我温情的小酒店，以及曾经共坐一桌而今星散四处的老朋友，还有我们那时的热情，我们那时的话题，如果她愿意听的话。
更直接的是生活很忙，很少有闲情逸致去小酒店泡一泡了。偶尔路过难免感叹：难道我和小酒店的缘份就这么完结了？我常思忖负笈外省那几年，何以偏爱具备某种特殊氛围的小酒店。———除了它可作为假设中的家，可以享受到与亲情相似的友情，还由于小酒店对我们步履匆匆的生活起着驻足小憩的效用。它实质上是我们情绪上的旅馆，相对于那种年龄里才具备的精神的远游而言。
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位于北京城西的展览馆西侧，五六十年代颇为红火过一阵子。民间称其为“老莫”———就像把苏联喊作老大哥一样，很亲昵。那时候的北京青年（高干子弟居多），把去“老莫”吃西餐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仿佛这不是一次饭局，而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没去过“老莫”，就像外地人来北京没晋见天安门城楼，别提多遗憾了。“老莫”简直在给北京新兴的青年贵族进行精神上的授勋。
“老莫”的西餐究竟有多好吃，说不清楚，但那时候北京的冬季蔬菜几乎让大白菜独占，主食也不乏棒子面、窝窝头之类粗粮。坐在落地玻璃的欧式穹顶建筑里，胸前围着漂白的餐巾，手持沉甸甸的镀银刀叉，慢条斯理地切割喷香的炸猪排或烤小牛肉，小口嚼着开胃的杜松子酒或伏特加，可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动物凶猛》确实写到过在莫斯科餐厅的生日聚会，当年的顽主们喝多了酒，出了门便把吃的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全慷慨地吐在栅栏旁和草地上。醉后的惟一印象是：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米杜拉”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他另一篇小说（好像是《橡皮人》），似乎还写过在“老莫”冷饮厅吃冰淇淋和果盘，规矩是先吃而最后清点桌上的碟子结帐，顽主们边吃边乘服务员不注意将空碟子塞进胸挎的军用黄书包，或索性悄悄抛进窗外的池塘里……这些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