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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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韬略-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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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发展不利的因素。

孙刘之合,有曹操赤壁之败,形势鼎足之分。孙刘之分。有蜀汉猇亭之败,刘备白帝之哀。吴蜀再合,有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举。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这种联合;东吴江山之固,得益于这种联合。

三国时代,分与合的决策,演化成和与战、强与弱的结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ZE i8。电子书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生死存亡的分水岭:利害论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 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故有祸 患。

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三国韬略凡衷倩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经常运用利害关系,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和胜利。他们依据利益原则,采用以利相诱韬略,使敌人落入圈套,加以打击。孙策以卑辞重礼说动称雄于江淮之间的庐江太守刘勋率兵攻打上缭,以上缭富庶相诱,引虎离山。刘晔识破孙策之谋,力阻刘勋。只因刘勋利欲熏心,执迷不悟,终于使孙策得逞,迫使刘勋败奔曹操。吴将孙布、周鲂前后以诈降败魏王凌、曹休。曹操、傅于、张既、贾逵等均曾以利诱利,因利制权,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诸葛恪采用诱之以利、慑之以害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齐王拒迁问题……都充分体现、灵活运用孙子“能使敌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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