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2006年9月24日发表），自以为能代表本人对这场大争论的肤浅见解，也能融入本书的逻辑体系之中。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外资并购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争论十分热络，这应是一个好兆头，以众说纷纭替代“一言堂”，以不断争论替代迅速定论，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本人本无意参与，因为很多东西的确是雾里看花，谨慎行事就是顾虑“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但是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然而，这些本不成熟的看法不经意被登报后，发觉记者的解读与我的思考有些出入，因此不得不就此作些澄清。
首先，不可逾越的工业化决定了制造业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外资并购徐工等中国制造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安全问题很重要，相关讨论也并非都是民族情绪的流露，而且即便流露出某些民族情绪，也并非都是不好的。国际经验反复表明，大国在向强国迈进的征程中，必须建立起强大的、相对独立的制造业体系，更何况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近代史充满了被欺辱记录的发展中大国。制造业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一般的经济安全，而且还涉及国防安全——坚实的国防依赖强大的制造业，更关系到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而强大、独立的制造业体系的基础则是重装备制造。因此，徐工并购案不是普通的一般制造业并购案，其所掀起的产业安全问题的讨论无论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都是深远的。此外，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都出现抬头趋势，这对中国企业跨出国门，实现全球化战略十分不利。在此情形下，中国国内民族情绪的适当流露，可以增加我国国际政治与经济博弈之筹码，同时也是对相关部门因部门利益膨胀，或为境外利益集团驱使充当代言，而忽视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一个有效制约。
其次，比制造业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金融安全 本次由外资并购所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不过，相关的讨论似乎有些不够冷静，舆论过分把焦点放在徐工并购上，模糊了细致、全面审视国家经济安全的视线。实际上，外资并购所带来的制造业（狭义产业）安全并不是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问题，金融安全应该更为重要。所以，回顾总结这次大讨论，讨论的方法和重点出现了偏差，金融安全没有纳入重点讨论的范围。在国际上，极少听说因为制造业安全而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相反由于金融风险所导致的经济乃至社会危机却屡见不鲜。原因很简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非常遗憾的是，在本次讨论过程中，由于将注意力过多地给予制造业，而忽视了中国金融业本身存在的巨大风险。此前，国有银行业的操作风险、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一连串问题引起学者、舆论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不知为何，视线转移了，焦点转移了，丢了西瓜，捡到的即便不是芝麻，相对于西瓜来说也小了许多。况且，制造业安全问题不是体系性的，而中国金融则是在脆弱的基础上正在酝酿着整个金融体系性的风险。不仅各类银行积重难返，而且证券、保险、基金等问题堆积如山，此外，不断飙高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国际热钱投机炒作等压力络绎不绝。这些都需要强而有力的监督管理，而我们的监督管理无论在体制、机制、能力以及道德操守上都与确保金融稳定发展的监督管理要求相去甚远。
最后，国家整体安全大于局部安全，综合经济安全要大于个别产业安全 一方面，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大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已渐行渐远，非传统安全已逐渐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大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应当以更新的安全观来应对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这不仅要求对外奉行“互利、协作、共赢”，而且对内要实施“整体、综合、核心”。即在经济全球化使相互依赖加深的前提下，只有“互利、协作、共赢”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而要实现之，则必须有所取舍，不能通吃独占，什么产业都力求安全则最终什么都不安全，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应追求的是整体安全、综合安全、核心产业安全，而且这些安全的追求还应是动态的。综观国际经济大势，商业资本驱使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又统领商业资本。具体落实在经济结构中，则是商业物流业控制制造业，而金融业又控制商业物流业。因此，发达国家避实就虚，向外转移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则通过金融业牢牢占据国际分工的制高点。所以，从国际经济秩序与竞争态势来看，金融业仍是全球化下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最核心的安全。当然，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同样是整体安全与综合安全，因此大国在构建经济安全体系时，必须关注各方安全漏洞，防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范出现安全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薄弱环节依照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内在逻辑，可约略罗列出主要的经济隐患：信息、自主知识产权、商业物流、装备制造业、矿产资源、粮食食品等安全。这些领域的问题都已相当突出，而且相互作用，这表明中国经济安全已进入高风险时期。因此，如何在“矛盾凸显期”缓解矛盾，抓住“黄金发展期”的难得机遇，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艰难课题。
“市场换技术”忽悠了谁
肆
改革开放以来，在某种奇特思想指导下，中国出现了很多奇特的认识，如“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市场换技术”、“靓女先嫁”等等。如果这些思想只是一些人、一群人、一些行业的主张也便罢了，言论自由，文责自负，然而这些思想曾经却是实实在在地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指导思想。如今，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强调自主创新，强调建立创新型国家，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回头看，当初这些看起来很前卫、很新颖、很革新的思想，现在反思，是多么的荒谬、荒唐与荒诞。
新华社2007年6月24日电，中国首架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支线飞机——ARJ21飞机，将于2008年首飞，2009年首架飞机将交付使用。分析人士认为，这应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为国家拟定的“大飞机”重大研究专项所做的技术和人才准备。目前，在中国内地进行民用航空运营的1100多架飞机中，波音占55％，空客占30％，其余的支线客机同样还是欧美各国所生产。近乎与欧洲空客同时启动的我国的“运十”大飞机前后只制造了两架样机，在1980年9月成功试飞后，在“以市场换技术”思想的指导下匆匆下马，以至于今在中国的日益庞大的机群中，竟然没有一架“中国制造”的标记。“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曾令多少有识之士扼腕长叹的决策，使我们坐失良机，错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如今，我们终于有勇气从头再来，以试图圆航空大国、强国之梦，可喜可贺。但是，这一梦想的实现，不仅需要数千亿元资金的投入，而且要面临诸多不测。
对“市场换技术”的痴迷
“市场换技术”的悲剧一再上演。“市场换技术”的悲剧当然不只发生在中国民用航空领域，在汽车等技术相对密集等行业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马失前蹄”的情形。尽管如此，我们的一些学者、一些部门依旧痴迷、着魔于“市场换技术”，依旧抱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信条不放。不久前，××部信誓旦旦，要充分运用“战略买家”的策略，在高速铁路上实现“以市场换技术”。最新又有媒体人士透露，××部门又在拟订以市场换新能源与碳减排技术。一次失误可能属于偶然，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愚不可及”的错误，肯定有其深层次原因。
以稀缺市场资源换取二三流的技术得不偿失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国家技术差距巨大，西方国家一些已经落伍的技术在中国则成了先进技术。比如，早在1978年就在欧洲淘汰的桑塔纳汽车技术，中国当宝贝买过来生产，一度还占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当然，早期以各类手段“换来”的技术的确使中国生产力获得跃进，从而有力地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与西方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中国经济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适用技术，而是先进技术、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这时再迷恋“市场换技术”，自然也就如刻舟求剑那样滑稽可笑。而且在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促进生产力提高、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失而不可复得的稀缺资源——市场，换取二三流的技术，使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处境，当然得不偿失。
@奇@国家是“市场换技术”的真正唯一输家 “运十”的匆匆下马，不排除有难以名状的政治原因。而“市场换技术”在中国前赴后继，则与个人、集团与部门利益密切相关。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在中国不仅滋生了境外利益集团，而且也培育了一大批买办与掮客，他们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这应是“市场换技术”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此外，外资入乡随俗，公关游说力量惊人，凭借其获得的垄断收益，进行利益输送，近乎无坚不摧。而一般相关办事与公务人员，在“市场换技术”的由头下，可以出国参观考察，周游世界，不亦乐乎。因此，“市场换技术”是一个相关者都能得到好处，利益均沾的博弈，而输家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
@书@“市场换技术”——理论荒谬，实践证伪
@网@“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深层理论依据就是迷信市场万能 即，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调节的不仅有国内资源，而且还有国际资源；不仅有一般要素资源，而且还包括技术等战略资源。但是，国际市场并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宣称的自由竞争市场，而是被国家或地区割裂的市场，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导的市场，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市场。与众多非市场的“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远远相形见绌。其实，约略懂得国际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市场换技术”这种想法是幼稚可笑的。按照“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跨国公司的“命根子”，是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是其在国际市场安身立命的本钱。将自己的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拱手让予别人，岂不是自寻绝路。因此，“市场换技术”即使得到了技术，也绝对不是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在国际社会于整个国家层面大张旗鼓鼓吹“以市场换技术”，似乎只有中国一家，别无分店 在亚洲确实有新加坡、韩国与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引进技术的成功，但是这些不仅远不足以为“市场换技术”提供背书，而且恰恰是反证。首先，这些经济体的成功是在“冷战”背景下取得的，美国出于与苏联争霸的需要，拉拢、联合同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