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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有哪些问题呢？”他说：“我记不得了。”
我说：“亚历山大说，你认为成瘾是无可避免的现象，只要与毒品接触就会导致成瘾。”克雷勃说：“太可笑了，我从没这样说过，也不这样认为。”我说：“如果你不这样认为，为什么不支持毒品合法化？”他说：“美国有多少人咖啡因成瘾？”我说：“很多。”
他说：“大约2500万。多少人尼古丁成瘾？大约5500万。多少人海洛因成瘾？200万。越多的人接触某种药物，就有越多的人上瘾。尼古丁很容易获得，所以到处都能看到瘾君子。如果海洛因也很容易获得，上瘾的人数就会暴增，导致相当危险的后果。”
亚历山大指出，禁酒运动之前，成瘾比例始终维持在1％左右。他表示，把药物成瘾归咎于容易获得，犹如把肥胖问题归咎于食物，这显然与多数人的情况不符。
克雷勃继续说：“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弄到一瓶啤酒？”我说：“一分钟吧！”我想到了放在冰箱里的绿色酒瓶。克雷勃又问：“拿到香烟要花多长时间？”我说：“20分钟吧，”脑海里出现了几条街外的便利商店。他语气一沉，接着问：“好，那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拿到可卡因？”幸好我和他是通过电话交谈的，否则他一定会看到我脸红心虚、眼神闪烁的模样。因为只要三秒钟，我就可以拿到可卡因，或是与其化学成分相当的东西，这些都是我那爱好化学的丈夫从网络上买来的。我们这家人应该算有恋药癖吧！
他又重复一次：“要多久？”语调似乎有些许威胁的意味，是我的幻觉吗？难道他发现我不对劲？
我脱口而出：“需要一段时间，也许几小时，几个星期吧！”他说：“这样你懂了吧？来得容易，接触机会就增加了。越常接触，就越容易上瘾。”
我随手可得的药物之多，应该无人能及吧！我喝得到罂粟子泡的茶，拿得到医生才能开立处方的氢吗啡酮（hydromorphone）＇3＇，但我对这些都没兴趣。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身边有这么多可以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而我却没有一点欲望呢。我先生长年有疼痛问题，喜欢尝试每种药物。他如果不泡杯茶，不吞两颗氢吗啡酮，就几乎坐不下来，更别说好好睡一觉了。我很担心他，对他说：“你要是还没上瘾，肯定也快了。”身为老鼠乐园实验的忠实维护者，他这样回答我：“你知道真正的研究结果。我过得很舒适，可不是笼里可怜的小老鼠。”
不一定掷地有声，但必将余音绕梁
然而还是有人上瘾，因为他们深受折磨，只想得到缓解。以艾玛为例，我们无法忽视她的亲身经历。她和我丈夫一样，过得和老鼠乐园里一样舒适，但她就是无法摆脱药物的诱惑。每一次她尝试把药剂减量，“情况就会变得很糟”。我再度前去拜访，她绝望地说：“没人告诉我这种药这么危险。”她开始把奥施康定药片分割成小片，减少每次服用的分量，她用这种渐进递减的方式，希望能减轻药瘾。奥施康定造成的恐慌正席卷美国，全美各地的药剂师都惶惶不安，药店则摆出“本店不出售奥施康定”的招牌。
要找出证据反驳老鼠乐园的实验结果并不难。各种需求都能满足的有钱人常是药物滥用者，还有证据显示，持续接触类鸦片药物或可卡因，确实会造成脑部明显的变化，致使自由意志丧失。亚历山大对此自有解释。有钱人也像平常人一样，受制于社会规范与冲突；脑部断层扫描显示的脑部变化，只能证明两者确有关联，而非因果关系。
你可以接受亚历山大的反驳，但无法改变以下事实：亚历山大有关老鼠乐园的研究，其实并未显著改变社会整体对药物成瘾的看法与做法。因此，这个实验到底为什么伟大呢？克雷勃说：“这个实验并不伟大。”亚历山大自己也说：“老鼠乐园的实验并不出名。你为什么想把它写进这本书？只有少数人支持这个实验，事实就是这样。”的确，老鼠乐园的实验的名声并不响，但它回响虽小，却余音绕梁。
本章先前引述了若干实验，这些实验显示人类并不容易上瘾，这些调查研究部分是受到亚历山大的启发。亚历山大的实验也促成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开始注意吗啡成瘾的癌症病人，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从生理、心理、社会层面的差异来解释吸食吗啡止痛与寻求快感的分别，前者很少导致成瘾反应，而后者通常会招来麻烦。
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研究引出一连串有趣的后续实验，这些研究都以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为主题。1996年，伊朗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居家环境单纯的妇女生育率明显高于住处由多个家庭共享的妇女。换言之，环境拥挤，生育率就下降。有关监狱的研究也显示，人口密度越高，自杀、谋杀、疾病的问题就越多。置身窄小空间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较差。
追根溯源，殊途同归
对老鼠乐园的实验，各界反应冷淡，亚历山大应该颇感失望，但他并未沉湎其中。亚历山大不像他的老师哈洛，他并未意志消沉，也没有借酒或药物消愁。老鼠乐园的实验只是人生历程的一个里程碑，他继续思考、计划、参与。
亚历山大加入了波特兰酒店协会，这是一个位于温哥华的机构，它为艾滋病人提供消毒的针头、温暖的住所，让他们死得有尊严。由于老鼠乐园的实验未能引起学界的瞩目，西蒙弗雷泽大学因而撤销补助经费，亚历山大却能泰然处之，转而研究“史上首位心理学家”柏拉图。另外，有保护动物人士抗议其实验室通风设备不良，校方决定予以关闭，整个实验宣告终止。几个月后，实验室通风设备仍未见改善，却重新开放，用做学生咨询场所。亚历山大说：“那样的条件对老鼠不好，给人使用却变得可以接受了！”
他的话语中丝毫没有挖苦意味。实验室关闭，不再研究老鼠，亚历山大开始转向研究历史，检视失传已久的文化，采寻其中的线索，了解为何有人会成瘾，有人不会。他发现在许多时代，物质成瘾的现象几乎不存在，这让他感到相当有趣。例如，加拿大的印地安人还未被西方文明同化时，物质成瘾的比率几近于零。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剧变之前，人民务农维生，与土地共存，那时候几乎没有物质成瘾的问题。
亚历山大发现，成瘾比率提高，并非因为药物更容易获得，而是人心彷徨，不知何去何从。“20世纪末，无预警裁员增加，社区联系变得薄弱，人际关系急剧变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瓦解，工作、技术、语言、国籍、意识形态不断改变。价格、收入及社会互动都不稳定，就连最重要的经济体系也未必能维持良好的运作。有钱没钱都一样。人心错乱，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而且波及脆弱的人际互动网络、社会与实体世界，就连维系心理社会平衡的精神价值也难以幸免。”亚历山大说，失去这些重要的力量，人类就像笼中之鼠，社会失调，心无定向，人们盲目寻求慰藉，不管能否从中得到实质的满足。
追根究底，亚历山大显然放弃了过往的信念，成为了传统的捍卫者。多年来他不断提出前卫激进的质疑，却得到如此保守的结论：我们应该重视人际关系、爱、情感以及由友谊、家庭及工作构筑成的生活模式。现在，亚历山大在温哥华岛上的小农场悠闲度日，写作著述，过着简单的生活。
也许他该邀请总是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克雷勃一起来此度假。亚历山大相信恶劣的环境导致成瘾反应，克雷勃相信决定因素是接触这些药物的机会。两人到最后却目标一致：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用家庭取代帮派，回归传统，为贫乏的文明指引方向。克雷勃这样写：“我们应当致力于消除药物滥用与成瘾现象，使其减至最低程度……美国社会应致力于让所有公民有发展天赋的机会。”亚历山大说：“我们只有教导儿童重要的文化遗产与中心理念，才能有效减少心理病态的可能。”两人最后都谈到了人的尊严，也都深信不疑。
那只海鸥，长着雪白晶莹的羽毛
我希望能提出具体明确的结论。尽管本章讨论的是具体的物质，但最后的结果却虚幻不定，仿佛吸食鸦片后的梦境。根据“实验结果”，艾玛服用镇定剂是为了缓解痛苦，而非追求快乐，所以她应该不会上瘾，但她却上瘾了。根据“实验结果”，我先生不断接触药物，应该会成瘾，但他却没有。克雷勃主张，成瘾比率会随接触机会增加，且提出数据来印证。亚历山大则说，假如他所言属实，种植罂粟花的国家，其人民应该都会上瘾，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底有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我决定亲自体验。样本数：1，假设：无。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身处牢笼。我家很宽敞，生活美好，人际互动频繁且健全，但我是自由经济体系里的小卒，和这年头的其他人一样彷徨错乱。我没有宗教信仰，不是大家庭。我打算和亚历山大的老鼠一样，连续57天服用氢吗啡酮，然后停药，看我会怎样。
我吞下两片，再加一片，应该够了，我兴奋起来。微风轻拂脸庞，感觉很舒服。停车场上有只海鸥，长着雪白晶莹的羽毛。我顿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鸟。
3天过去了，4天过去了，一切都很好。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在晚上服用含鸦片成分的药物，对着月亮发呆，想着好笑又甜蜜的事情。白天，我仔细观察自己，我看起来像一个期待夜晚到来，服用万灵丹的人吗？我渴望那东西吗？我寻找渴望药物的征兆，就像我在怀孕初期，随时注意异常的疼痛和痉挛，因为那可能是流产的前兆。我开始胃痛，对我来说，吗啡是种怪异的甜点，不好吞，也不好消化。到最后，我宁可和朋友吃饭，也不想为一只海鸥而感伤。14天后，我突然停止服药。我有些焦躁不安，还有点鼻塞。不过也许是被女儿传染了感冒！
以下是我这次实验的心得。看你喜欢哪一个吧！
吗啡不一定会导致成瘾反应，而对于戒断期间的生理反应，确实存在过分渲染夸大的现象。
克雷勃也许会说，我的基因健全，所以成瘾的可能性不会提高。
我并未进展到注射药品的程度，所以快感不会提高，内侧前脑束也没有受到密集的刺激，所以没有任何风险。
我不置身于人群，也不在牢笼中。
挑一个，或是都不要。我也搞不懂，只觉得累了。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我的世界并不完美，但已美好到让我感到幸福。
人类的天堂在哪里
最后我打算亲自造访老鼠乐园。我想躺在里头，感受着空间的宽敞，呼吸着杉木木屑的浓重气味。我看到亚历山大保留的木夹板做成的墙面，那是老鼠乐园的布景，上头画着高耸的松树，映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