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根据地不仅遭到敌人的反复“围剿”
，而且受到了“左”右倾错误的干扰。 例如张国焘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期间，就犯了许多严重错误。 张国焘在四川西部和中央红军会合后，他就是要当“领袖”。在那时，周恩来同志是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把这个职务让张国焘担任了，但他还不满足，他野心很大，要独立为“王”。后来他还另立“中央”。当时，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是很严重的。 在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革命中，“山头”是客观存在，但是像张国焘那样闹独立、搞分裂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在我们党和军队内，闹独立、搞分裂都是不得人心的，注定是要失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有十几块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和这些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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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发展成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大威胁，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势力和全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希望。 这些根据地在艰苦奋斗中都创造了许多经验。 其中，经验最丰富而且总结得最好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时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的主要代表。 在这期间，逐步形成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毛泽东同志从遵义会议开始便成了全党的领袖。 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好的局面。在总结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肃反主要是搞“ＡＢ团”
，而搞“ＡＢ团”的重点案件就是所谓“富田事变”。当然，在各根据地也还有别的名目，例如，在闽西根据地还搞过“社会民主党”
，鄂豫皖根据地搞“改组派”
，陕北根据地抓“右派”
，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就有过争论，直到现在也还存有某些不同的认识。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示的，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因此，从大的方面来讲，这些肃反都是严重地扩大化了。 其中如“富田事变”
，虽有错误，但绝不是“ＡＢ团”
，也不是反革命，这是历史实践已经证实了的。 有人说，在“富田事变”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有责任。 当然，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但是，党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肃反扩大化问题才得到了根本的扭转。 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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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总结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肃反扩大化问题 —１４—
东同志严肃地批判和制止了那种“逼、供、信”的肃反办法。１９４３年年底，他在延安又纠正了当时的所谓“抢救运动”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 当然，在建国后又发生过反右派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问题。 这说明我们当初对于肃反扩大化问题认识得还不够，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于根据地的肃反工作有进一步总结的必要。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所作的新的历史决议，就认真总结了这些方面的经验。我认为，当时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是同共产国际在工作指导上脱离了中国实际情况分不开的。 那个时期，不仅中国的党内斗争和肃反这些方面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而且其他国家的党内也有类似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更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比如，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似的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问题，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等问题，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这些具体情况既然关系到党的整个方针路线的制定，自然也势必影响到党的肃反工作。 比如，在延安肃反中，有些土生土长的陕北同志，对于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曾上过国民党的国立大学、坐过国民党国营铁路的火车等，都觉得不可理解，并从而误认为这些同志在政治上一定不可靠。 因此，我们在总结根据地的经验，总结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时，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根据历史事实来认真地、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派我和甘泗淇、林瑞生等同志到湘赣苏区工作。 我们到中央苏区后，又增加了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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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龙等同志，以我为省委书记。 苏区中央局决定我们到湘赣苏区去改组党政领导机构，就是要解决“富田事变”的遗留问题。 当时，保卫局谭牛山还带来了许多“ＡＢ团”的材料。最初我们也错抓错杀了一些所谓“ＡＢ团”。但是，后来发现“ＡＢ团”愈抓愈多，连我们亲自培养提拔的县委书记，连我自己的秘书都被供为“ＡＢ团”
，特别是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同志（他是安源矿工，毛泽东同志熟悉的老党员）也被怀疑为“ＡＢ团”时，我就发生动摇，便派人到中央去报告真实情况。当时，工会刘士杰（是个流氓工人）要到中央去，就委托他去向中央报告。 然而，刘士杰到中央后反告我们对肃反发生“动摇”
，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就派陈洪时、刘士杰等来把我们打下去。 结果撤销了我的省委书记职务，并让我到基层去工作，还开除了张启龙的党籍。我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同志于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６日曾经召集原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过的老同志开座谈会。任弼时同志在这个座谈会上说：当时“在思想斗争中的打击政策也特别‘左’，反对王首道的机会主义动摇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打击政策，在湘赣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今天我们看，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
任弼时同志当时在这个座谈会上作了比较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总结讲话，说他们在中央时也是执行“左”倾路线的。 他在中央苏区时，因为“左”得不够，对“左”倾政策执行不力，所以中央让他到湘赣苏区来了。 由于“左”的思想体系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过来，所以他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后，还是执行了一些“左”的政策。 又例如吴德峰等同志，他们在肃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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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吴德峰同志那个时候是保卫局局长，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不执行“左”倾政策是很困难的。这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其根子来源于“国际路线”。邓发等同志由共产国际回国时，把苏联肃反的经验也带回到中国来了。 当时只知道教条主义地背诵列宁的话，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因此，抓住“敌人”就打就杀。当时在江西中央苏区主要是抓“ＡＢ团”。
在湘赣革命根据地，也是肃“ＡＢ团”。
实际上是搞肃反扩大化。早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内有个派别叫“ＡＢ团”
，头子是段锡朋。全国解放后，他曾给陈正人、刘俊秀写过信，说你们杀了那么多人，实际上国民党也没有那么多“ＡＢ团”
，你们上当了。显然，这是由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作具体分析所犯的严重的“左”倾错误。 历史事实说明，脱离开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必然会犯错误。 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来看，在阶级分析、肃反等问题上都有些错误。 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总的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它同共产国际一样，都是强调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这样反下去，那就是说不要广大的统一战线，所以把统一战线缩得很小。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博古等人认为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比敌人还危险，所以我们不能同它们联合。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城市政策上是主张同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联合的。 然而“左”倾领导者却认为只有工人最可靠，雇农、贫农是同盟军，凡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都是动摇的，不可靠的。 当时肃反被肃得最多的是什么人呢？在干部中，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就很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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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如果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只要有“ＡＢ团”
的一个口供，就抓起来，就刑讯逼供，以致形成“逼、供、信”的肃反错误路线。由于肃反扩大化，有许多优秀的干部被当作“ＡＢ团”
、“反革命分子”
杀害了，从而使整个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革命力量大为削弱。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在主观上是生搬硬套苏联肃反经验，执行“左”倾政策，不做调查研究的结果。 当时头脑发热，对于自己的力量也不相信，甚至把知识分子队伍中有些缺点毛病的同志也当作坏人，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并把这些错误的做法当作“经验”加以推广和扩大化。总之，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经验时，必须把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材料加以整理，然后进行综合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样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江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主要是“ＡＢ团”问题？
为什么在福建苏区主要是“社会民主党”
，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以及湘鄂赣苏区主要是“改组派”
，其他还有“第三党”等派别？为什么在这些苏区和红军中没有发生大批叛变和反水的人呢？对于这些问题，历史事实已经作了正确回答，同时它也证明了各个苏区和红军的素质是好的。 各个苏区和红军中的所谓“ＡＢ团”
、“改组派”等问题，都是当时党的“左”
倾错误所造成的。
（原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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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路 —５１４—
希望之路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９８２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在神州大地上召开了两个胜利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其深远意义在于：全国人民从此可以放心大胆地、全力以赴地用聪明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去发展经济，建设祖国。 我们不仅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合作和年富力强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来保证，而且还有党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纲领和新党章、新宪法来保证。 这两个大会更进一步为社会主义中国敞开了通向繁荣昌盛的大门。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兴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年尤其如此。 在强烈的愿望驱使下，今年一年我走马观花地访问了７个省的１８个市和一些县社，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提高。 在这些地区，我看到了人民的希望之路，展望到经济繁荣的胜利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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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王首道文集
一、丹东的新貌
春光明媚时节，我随全国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