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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顽童”成为乱风的一种，以致伊尹对太甲的训诫里不得不特别提出；降至周代，“美男破老”或“美男破产”居然成为一种谚语；可见在商周两代，同性恋的现象不但存在，并且相当的流行，说不定在有的地方和有的时期里还有过成为一种社会病态的趋势。
这在周代，我们还可以找一些左证。就春秋的一个段落说，一部《国风》里说不定有好几首诗是歌咏着同性恋的，特别是在《郑风》里；“郑声淫”是一向有名的。清代某人笔记说程廷祚（绵庄）注《郑风·子矜》一章，谓是两男子相悦之词。程氏有《青溪诗说》一种，不知是否即为此注所从出，可惜播迁以还，箧中存书不多，一时无法查考。《子矜》一诗是这样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据《诗序》说，这是一首刺学校废坏的诗，何以见得是刺学校废坏，我们固然看不清楚，但何以见得是指二男子相悦，我们也看不明白，不知程氏还有什么别的依据没有。如果没有，而只是就辞气推论，那么，《郑风》中这一类作品实际上还不止一篇，例如《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前三诗再三提到狂且、狡童、狂童，而《褰裳》一诗的序里更有“狂童恣行”的话；《扬之水》一诗则有“终鲜兄弟，维予与女”“终鲜兄弟，维予二人”等句，只从辞气推论，又何尝不可以说有好几分同性恋嫌疑呢？2 一部分史传中的实例不过春秋时代的第一个同性恋的实例，也是记载上所见到的第一个实例，是出在齐国。《晏子春秋》里有如下的一段记载：景公盖姣。有羽人视景公僭者。公谓左右日：“问之，何视寡人之僭也？”羽人对日：“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窃姣公也。”公日：“合（俞樾说，疑应作否字）色寡人也，杀之。”晏子不时而入见日：“盖闻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将杀之。”晏子对日：“婴闻拒欲不道，恶爱不祥，虽使色君，于法不宜杀也。”公日：“恶，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将使抱背。”汉刘向校定（晏子春秋）的时候，就把这一段极有趣的故事，列入“不合经术者”的“外篇”，又别作说明，说“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即今“外篇第八”。而这段故事便是外篇中的第十二章。元人刻此书，在这一章下注着说：“此章不典，无以垂训，故著于此篇。”清卢文昭所藏吴勉学本《晏子春秋），据说就没有这一章。近人张纯一作此书校注，也于章未作案语说：“此章当删。”我们如今应当感谢的是，此章虽“不合经术”，却始终没有被人删去。不合经术就是不经，不经就是不正常，同性恋与异性恋相较，的确是不正常，但亦不必删削。《郑风·子矜》，信如程绵庄所说，是一首两男相悦之词，孔子删诗也没有把它挑剔出来，扔在字纸麓里。
第二个实例是卫灵公之于弥子暇，这在韩非子的《说难篇》里和刘向的《说苑）里均有记载。《说难篇）里说：昔者弥子暇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
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日：“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已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吠君。君日：“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日：“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吠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世称同性恋为“余桃断袖”之癖，一半就以这故事做典据，其余一半见后。《郑风·子矜）一诗所歌咏的是不是同性恋，我们不敢断言，不过晋人阮籍的诗里，确乎有专咏战国时代两个同性恋的例子而藉以寄兴的一首诗。阮氏有《咏怀诗》十七首，第三首是：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享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安陵与龙阳便是战国时代的两个同性恋的实例了。前者出《战国策·楚策》，后者出《战国策·魏策》，亦均见刘氏《说苑》。安陵君的故事是这样的：江乙说于安陵君，日：“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日：“王过举而色，不然无以至此。”江乙日：“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宠臣不避轩（按避字亦应作敝或弊，见《文选》阮籍《咏怀诗》注）；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日：“然则奈何？”＇日＇：“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复见日：“臣所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计，臣请不敢复见矣。”安陵君日：“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间也。
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蜺，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王抽■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日：“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下而进日：“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宋鲍彪注说安陵君名坛，夫其姓。《说苑》，坛作缠。唐人所辑的《艺文类聚》则也作坛。楚王，《说苑》作楚共王，而今之《楚策》则次于楚宣王之后。
龙阳君的故事则见《魏策》：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日：“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大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龙阳君姓名均不传。所称魏王又不知究属是哪一个，惟《策》中则次之于安釐王后。元人吴师道重加校注本说：“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釐衰季之世，遂附之也。”无论如何，后人称同性恋为“龙阳”，源出于此。
安陵与龙阳两例也有人以为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吴师道重加校注本，于龙阳君下辨正说：“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鄢陵君、寿陵君、赵建信君之比；长孙佐辅于《武陵》等待，用‘前鱼’字，皆以宫人言之。”这种辨正的说法也未免太天真了，好像“拂枕席”的人非“幸姬”不可，而嫉妒女的美人得宠的人，更非自己是一个女的美人不可！长孙佐辅是唐德宗时候的诗人，偶尔引用前后鱼来比拟宫人，注意之点原在宠幸的前后得失，而不在对象是男是女，又何尝不可以。另一个唐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述赞》，于《佞幸列传》后面说“泣鱼窃驾，著目前论”，也引用到这个“鱼”字的典故，吴氏不参考到他，而偏要参考到一个诗人，这也是令人难于索解的。吴氏把楚安陵君和邵陵君、寿陵君以及赵国的建信君相比，也欠斟酌。安陵君事已见上文；鄢陵君与寿陵君见《楚策》庄辛谏楚襄王章，建信君见《赵策）孝成王下；都是所谓幸臣，但应知所谓幸的程度很不一致，安陵君的幸可以到“入则编席”的程度，而鄢陵寿陵，则记载所及，只到一个“出则陪乘”的程度，关于建信君，则“从辇”而外，史有“所以事王者以色”的话，但“事”到什么程度，则又不详。所以至少就留传的记载而论，安陵君是不便与其余三人相提并论的。所谓“入则编席”是否与“拂枕席”同一意义，我们固然不敢断言，但在十分天真的吴师道氏看来，大概是不同的，因为照他的看法，“拂枕席”决不是男子之事。至于安陵君，后世确也有误以为女子的。唐林宝《元和姓纂》说：“安陵小国，后氏之，安陵缠，楚王妃。”这时代里还有一个美如女子的男子叫子都，一说姓冯。孟子也说到“不识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后世引用到子都，有以为美男子的代表的，也有以为同性恋的对象的，可惜文献不足，一时无从细究了。
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在列传部分特立“佞幸”一门，也替我们留下好几个同性恋的例子。合并了两书中《佞幸传》的内容说，前汉一代几乎每一个皇帝有个把同性恋的对象，或至少犯一些同性恋倾向的嫌疑：高帝籍孺惠帝闳孺文帝邓通、宦者赵谈、北宫伯子景帝周仁昭帝金赏武帝韩嫣、韩说、宦者李延年宣帝张彭祖元帝宦者弘慕、石显成帝张放、淳于长哀帝董贤所谓佞幸，程度自大有不齐，方式亦不止一类，方式之中，同性恋当然是一种。但究属依恋到什么程度，各例之间，大约也很有区别。姑且归纳成下列的四类：一，非宦者——同性恋意味甚少，也许是完全没有的。
二，非宦者——同性恋意味较多以至于很显然的。
三，宦者——同性恋意味较少的。
四，宦者——同性恋意味较多的。
属于第一类的是：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说、宣帝的张彭祖、成帝的淳于长。关于周仁，《史记》说“宠最过庸，不乃甚笃”。关于金赏，《汉书》也有同性恋的说法。至于韩说，两书只说他“佞幸”或“爱幸”。《汉书》说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然＇其人谨敕，无所亏损”。淳于长“爱幸不及张放”，《汉书》又说他“多畜妻妾，淫于声色”，并且还和许皇后姊龙雒思侯的寡妻名叫孊的私通，后又取为小妻，足证其同性恋的兴趣，无论主动或被动，是不会浓厚到什么程度的。
高帝的籍孺、惠帝的弘孺、文帝的邓通、武帝的韩嫣、成帝的张放和哀帝的董贤，则属于第二类。关于二孺，《史记》说：“此两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孝惠时，郎侍中皆冠。。r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汉书》袭用这一段文字，几乎完全一样。二孺后来都“徙家安陵”，这安陵和上文安陵君所封的安陵固然不是一地，一在今陕西咸阳，一在今河南郾城，但也正不妨先后辉映。
籍孺、闳孺的孺字很值得研究。孺的本义是乳子，是童子。《祀记·曲礼》下说：“大夫曰孺人”，即大夫之妻称孺人；注说：“孺之言属”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按，妻与孥，类也。”所以《左传》哀公三年，季桓于妻南氏，即称孺子，叫“南孺子”；《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