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强大的新的社会、宗教和政治思潮闯入了普通欧洲人的心里”。当时统治着欧洲社会思想意识的支柱是有宗教支持的“神创论”的世界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它作为新思想的先锋突破了旧有意识形态的封锁线。达尔文把人类也纳入了其他一切生物的同一发展系统之中，也就使人类成了可以作为客观事物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人文主义的关键。
达尔文破了这一大关。过了三十五年，霭理士才有第一本关于两性问题的著作《男与女》问世。但是三十五年看来还是不足使科学观点在社会上得到普及，霭理士关于人类两性研究这朵玫瑰花还得用灵魂的鲜血去浇灌，直到他晚年才能松了口气，看到自己宿愿的实现。那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了，离今不到五十年。
为什么人类的两性之学如是之难产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想起了四十年前所写的《生育制度》那本书来了。在那本书里我提到人的两性行为对社会绵续和稳定上所具有的两重性。人们都容易理解人的寿命有限，不通过生殖作用和世代继替，社会不可能绵续下去。生殖作用是社会绵续的生物基础。人类是男女分体的动物，生殖作用必须通过男女的两性关系。因之，两性关系是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这是一面。另一面是两性关系也存在着破坏社会结构的潜在力量。食色性也。色是从生物基础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男女之间感情上的吸引力。如果容许这种吸引力任意冲击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混乱和破坏，以致社会的分工体系无从稳定地运行。所以自从人类形成了社会，没有不运用社会的力量对人的两性行为加以严格的控制。就是说没有一个社会不立下种种规定，以限制一个人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一定范围里，对一定对象发生性行为。而且一般说来，为了维护这类社会规定对越规行为总是运用了很强烈的社会制裁。这也是社会生活里的一桩大事。
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物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绵续、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是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形成了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男女关系态度的两重性。
看来，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形成了较复杂的结构，人际关系更需要稳定和巩固，上述的两重性的比重就出现了倾侧，就是着重强调人们生活所依赖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而把人类两性行为封闭在狭小的范围之内，甚至把两性关系只视作生殖作用，而抹杀了男女感情的心理机能在社会生活中和社会发展上的重要性。事实上，这样的倾侧是不可能彻底做到的。两性关系根本上是有生物基础的所谓“人之大欲”。社会要把它封锁在“正规渠道”里，如果这渠道不能满足这种“大欲”，溢出渠道的行为还是不断会发生。但是更严重的是社会对这种“大欲”所采取的遏制，在强大的社会制裁之下，常使在这种社会里长成的人，在心理的正常发育上，受到了种种挫伤。其严重性在现代西方社会里已被所谓“精神分析学”所充分暴露了出来。不论对精神分析学的各种理论采取什么态度，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当前西方现代社会里，由于社会对两性关系的遏制和对性知识的封锁，精神病的治疗已成了一项热门职业。
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我没有研究，但是直到如今性知识的传播，虽则已因“计划生育”的需要已不受禁止，但是由于社会的传统影响，还是很难说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潘先生关于早年情况的描述，还适用于今日。他说，对于性的问题，“三十年前的环境里，向父母发问是不行的，向老师请教是不行的。。当时只有一条可以走的路就是找书看，并且还不能冠冕堂皇地看，而必须偷看”。这里所说的书，当然不是什么“正经”的书，所以潘先生说，“至于科学的价值则可以说等于零”。可见我们的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和西方的传统社会一样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是不是和西方一样由于遏制个人性生活的正常发展也产生种种变态心理？潘先生的《冯小青》和本书的注释可以答复这个问题。更详尽的历史面貌当然还待进一步有系统的研究。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精神病症的广泛性也有待调查研究，早日开展，加以科学的核实，使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说明推广性教育是重要的。
潘先生和霭理士一样相信我在上面所说的社会对两性关系的两重性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他们都反对两性关系放任自流，这是会引起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但都同时也极力反对采取遏制的手段。他们不仅看到个人在性生活上受到遏制会引起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不良影响，而且也违背强种优生之道，不利于社会发展。
潘先生认为人的性生活应当做到“发情止礼”。那就是说，发生于生物基础的“人欲”是出于自然的，必须按自然的演化规律得到发展。人为地加以禁遏不但难于贯彻，而且必然带来对身心的不良后果。最终也必然走到与强种优生相反的路上去。个人性的要求必须在不影响社会健全运行的渠道里去得到满足。这个渠道就是潘先生所说的“礼”。这里所说的“礼”并不是传统社会里用来遏制个人性生活的“礼教”，而是能使个人得到美满的性生活的社会渠道。这也就是霭理士所提倡的“恋爱的艺术。”“恋爱的艺术”并不把男女的性生活只看成是一种生物现象。人类的两性生活不仅是完成生物上的生殖作用，而且通过两性之间的感情，可以丰富和美化人类生活的内容，使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升华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同时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动力。要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对性进行科学的研究，只有在对性有了科学的认识，并且能在群众中普及了这种科学认识，两性生活，才有条件提高到艺术的境界。这就是潘先生在本书自题诗交代的主旨：“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对性知识的封锁是使人类“瞎马盲人骑到今”。
霭理士是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对人类两性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他尽了毕生之力，披荆砍棘，终于突破了传统的愚昧所设下的重重障碍，在西方奠定了人类两性之学的基础，为社会上推广性的教育提供了科学教材。他真不愧是一个“最文明的英国人”。接住这个火把，把它传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的，就是潘先生。他在抗战岁月里，以“传经”的精神，克服一切生活上的困难，终于把这本巨著翻译成平顺易读的汉语，犹恐读者陌于中西之别，以他平时研究的成果，列举有关的中国资料来为原文注释。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他谆谆善诱的功夫。什么力量推动着他这样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的呢？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和热爱。他把一生贡献在强种优生的研究上，勤于耕种，不问收获。正是这种精神是我们国家昌盛、民族优秀的保证。
潘先生逝世转瞬间即将十年。这十年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发展最快的十年，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局面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科学与民主已成了群众性的要求。在这个时刻潘先生这本《性心理学》的译注本得到重刊可以说不是偶然的。我虽不敢说封建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凝结成的坚冰已经破冻，历来成为禁区的“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但我相信霭氏所说的那支“密集着由传统和假冒为善所组成的队伍”可能已失去了过去那样巩固的阵地了。这本书的遭遇正是我国文明水平的测验。时来运转，我盼望潘先生在天之灵，会早日感觉到霭氏晚年那种宁静的自慰。
费孝通1986年7月21日
后记
本书此次再版，全部西人姓氏的汉语译名都经胡淑云先生按照现在的惯例校正。潘先生在旧版里已经列入题目打算撰写的《霭理士传略》在出版时并没有写成；为着实现潘先生的初衷，“三联”重印时已经由胡寿文先生撰写编入，此次再版收入时，作者做了一点补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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