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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那个环境里，很难全身心投入的读书，我想让孩子过非常安定的生活，能够不受干扰。女儿是非常好的女儿，物质条件她很满足，从不大手大脚，从小就很谨慎，一直到现在。”胡葆森每年为女儿支付10～2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
胡葆森衣着很朴实，长着一张建筑工人模样的脸。这位郑州大学兼职教授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东西，他理财的最大兴趣在于投资，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商人的本色。从房地产、物业管理、足球、信息技术到教育，胡葆森乐此不疲。2001年，胡葆森举资2。3亿元拍下了破产清算的郑州亚细亚五彩广场，紧接着与北京华联签下租让合同。当然，胡葆森也有投资失败的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胡葆森在香港炒楼花时所交的整整420万美元的定金全部亏损掉了。
“我不相信我的企业会破产。如果破产是在假设的状况下，我相信自己会过得很好。我对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我可以回沈阳老家农村种地去。现在普通的下岗职工一个月200～300元钱，每个月300～500元人民币的生活我也能适应。
“我（对生活）看得比较淡，下过乡，在事业上吃过很多苦，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让我穿得破破烂烂，吃白菜、咸菜、稀饭，甚至把菜叶子都吃了，也算是一种经历、体验，像现在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经历过。
“对于养老，我的要求也很低，有几万元就足够了。当然，人的要求是根据他的状况而变化。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关键是心态，心态要好。”
胡葆森理财的过程，也是自己经营一个企业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这个身价10亿的房产商快乐吗？胡葆森承认自己是一个忧患感很重的人，在他一个人主掌的企业里，倍感孤独。“这10年下来，即使不能说是心力交瘁，也是非常非常地累。”
企业家子女教育状况调查
针对企业家子女教育的状况，《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04年3月份做了一个小范围内的调查，被调查的对象共计十余位，来自北京、内蒙、深圳、重庆、大连、山东、石家庄、郑州等地，所涉及的行业有地产、纺织、软件、养殖、生物制药、硬件、教育、投资等，被调查者的年龄大都在40岁～50岁之间，个人资产规模有的上千万，也有好几位上亿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有把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的想法，有的已经送到了国外。他们选择去读书的国家以英国、澳大利亚居多，美国由于签证困难，去的相对要少一些。就读的学校基本上是名校，专业上的选择以金融、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为主。
跟大多数普通家庭比起来，企业家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要大得多。建业集团老总胡葆森的女儿在澳大利亚读书，胡让自己的妻子过去照顾，还为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套房子。前两年女儿过生日的时候，胡葆森送了一辆宝马车作为生日礼物。企业家子女在国外读书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一些，他们偶尔也会打些零工，但体验生活的因素多一些，而不是为了生存。
5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在“精神鼓励”方面的影响最大，40％的人认为自己在“学习方法”上对孩子有帮助。对子女未来职业的设计，90％的人选择“按照孩子的意愿自主发展”，只有5％的选择“可能会让孩子将来接自己的班”。
民营企业的接班人准备
面对即将来临的交接班高峰，民营企业做好准备了吗？
在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读书的比比皆是，包括李兆会，当年也是被从澳洲的大学急招回来。“我们有这个条件，当然希望他们出去长见识。”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如此解释此种现象在江浙一带企业普遍存在的原因。
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是在为企业的交接班做准备吗？钟朋荣反对这种作法，他认为企业家不是在学校里读出来的，而是在企业里干出来的。“有个国内本科学历就够了，可以在企业实践的过程中随时补习需要的知识。”而受访的多数企业家表示对子承父业不抱太大希望，因而送子女出国读书的目的也并非在做交接班准备。
无论企业家们的真实意图何在，至少在企业内，一种向非家族制公司治理结构过渡的趋势正在形成。职业经理人已经渐渐成为企业经营的主力，更多的家族成员开始像均瑶集团所做的一样，“退回到董事会“。
“家族制在创业初期是好的，大家团结，共渡难关。但企业到了一定程度，公司里面的制度对他们就失去了约束作用。而且，他们可能对赚更多的钱已经失去了兴趣。”亚龙集团董事长张文荣说。王均金与张的看法一致：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管理模式。
亚龙集团在上海建有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其管理模式是：在七八百位学校员工中精选出100多位贡献大的成立经营管理委员会。张文荣是投资的老板，委员会是经营的老板，学校有利润，张会拿出10％来给委员们分。张正在建设“全国最大的电线电缆基地”，工厂的管理模式与学校是一样的。
张今年将近四十岁，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5岁，正在英国读书。按张的设想，他将让小儿子去美国读硕士和博士，“这样回来做生意的可能性大些。”对于自己股份将来的继承，“我可以肯定地说，小部分留给儿子，大部分去做社会上的事情。不要留很多钱给子女，财富让他们自己去创造。”张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交给民政局或者慈善机构，赢利的钱将用来从事公益事业。
万和集团董事长卢楚其也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受益者。他很早就在着力改变家族式经营方式，实现家族所有、社会化经营。万和集团的股份原来集中在卢氏三兄弟和卢楚其的一个徒弟手中，现在集团各个事业部的职业经理人都以“外部参股”的形式取得了一定比例的股权。卢楚其目前的生活相当自由，不用再把自己成天捆绑在企业上，自称只是在大事上把把关即可。
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在企业规模做大后将原来一起创业的兄弟亲戚们都“放”到外地去做分公司老板，集团的中层干部中已没有一个亲戚。邵的总经理原为温州一个税务局的副局长，邵对其非常满意，给了他10％的股份。“要给职业经理人股份，”邵说，“只要他用心，他的下半辈子，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邵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老板心胸有多宽，事业就能做多大。职业经理人让他感觉如释重负：“原来我很忙很累，跟员工一起在游泳池里游泳，现在我在上面，站得高，谁游得快谁游得慢看得一清二楚。”邵的朋友们—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等对职业经理人都持与邵相同的态度。
与张文荣一样，42岁的邵联勤也有两个儿子，大的目前在澳大利亚读大学。邵虽然表示没有让儿子接班的想法（“我也很年轻”），但又说将来会让他先去朋友的工厂打工，去学习别人的优势，然后再安排他到公司来。当然，前提是他对企业经营有兴趣。
对于这些年轻的家族企业家们，他们对交接班的问题考虑得很少。王均瑶的英年早逝只是小概率事件，所以他们普遍认为现在还不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代民营企业里家族人员一般较多，所以即使出现突然的变故，在其后代尚小的情况下，企业也通常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在未来，就像巴龙所预言的，请外人来经营整个公司将在中国出现。那时候，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应该已经成熟。
后记
写书在我们看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应该焚香沐浴，斋戒七日，然后找一个风景秀美的静谧之地，精雕细凿，历经10年的披星戴月，终成一书。
但没想到的是，“幸福”来得这么突然。2004年11月，我们在做完《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文章“中国式继承”之后，在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企业家朋友告诉我们，应该把这个话题做厚，用书的形式来记录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们在财产继承安排上的智慧，给更多的人们以启发。很快，也陆续有出版社找过来，希望就“中国式继承”这个话题出一本书。
2005年初，我们开始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写作工作。在本书即将成稿的时候，2005年4月又发生了陈逸飞去世的事情，我们很快联系到陈逸飞的家人，并参加了陈逸飞在北京的追思会以及在上海的追悼会，随即对陈逸飞的弟弟陈逸鸣、长子陈凛进行了采访。在这些风云一时的人们的葬礼之后，马上跟他们的家人讨论财富继承的话题，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而在此前，我们也出现在王均瑶的葬礼上。作为一本对企业家阶层具有人文关怀情节的杂志的记者，我们觉得有责任去记录中国企业家们的财富继承逻辑，这对财富的拥有者、继承者以及将来可能创造大量财富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正如上面所言，写书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离不开很多人的支持。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感谢李海仓、王均瑶、陈逸飞的家人，是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才使得我们有机会去接触财富继承这个神秘的话题。同时也感谢本书的其他主人公，蒙牛的创始人牛根生先生、中保集团的创始人吴良定先生以及其他和我们面对面进行过采访的报道对象。
另外，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同事：牛文文主编全程参与了本书的策划，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没有他的指导和坚持，“中国式继承”这个话题可能会被尘封起来。我们的推广经理齐妙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她的兢兢业业和沟通上的技巧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这本书里也凝聚着房毅、李岷、刘涛、胡媛等人的智慧，书中的部分稿件最初是由他们完成的。我们的摄影记者史小兵为本书提供了第一手的精彩图片，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还要感谢一些媒体同行，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工商》杂志、《广东律师》杂志等。书中的部分内容以及一些精彩观点是来源于他们的杰出工作。
感谢中信出版社，是他们的努力和勇气，才使得我们有机会对改革开放20年来民间财富的走向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这幅中国亿万富翁们财富继承的“‘清明上河图’画卷”有他们和我们共同来完成的。
“财富的继承”这一话题在目前中国的法律上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现行的《公司法》和《继承法》上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我们希望本书能给研究继承的专家、学者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希望能给法律的制订者一些参考，让中国民间的财富能够在一个清晰而明朗的法律环境下进行。
作者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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