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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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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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有机体”

    、“社会事实”

    、“社会结构”

    、“社会行动”

    等社会学的概念和主题。

    但这条途径不是没有麻烦的,在把谁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的问题上向来是有争议的。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ewis

    A。

    Coser)的社会学史名著《社会学思想名家》是从19世纪的孔德开始的,而另一部同样声誉卓著的社会学史著作,法国社会学家阿隆(Raymond

    Aron)写的《社会学主要思潮》则把18世纪的孟德斯鸠(Charles

    L。

    Montesquieu,1689—175)明确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英克尔斯知道要说清楚社会学的传统是不容易的,他相信只有四个人,即孔德,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

    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是社会学界的每个人无论其专长、倾向和偏好是什么,都能接受为现代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人物。

    ②上述四人的确对社会学这门知识学科的构想施加了强大的个人影响,但如果我们的分析仅仅局限在为数甚少的几个公认的社会学的中心人物的著作上,就会遗落影响社会学发展的一些重要人物、情节和过程。我们知道,在孔德宣布用“社会学”一词命名一门知识学科之前,明确的社会分析意图就已体现在维科(Gi-ambatistaVico,168—

    ①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中译本,第1—2页。

    ②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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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9

    174)的文化史著作、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经济学著作、孟德斯鸠的法学著作、卢梭(Jean-Jacques

    Rouseau,1712—178)的政治学著作、康德的哲学著作及其他许多作者的不同主旨的著作中,现代社会学的传统最初正是起源于这些著作的,尽管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人确定为社会学的创始人都不会不引起争议。因此,为使历史的途径真正富有成果,具有理念的深度、时代的涵量及历史的敏感,我们不能限定社会学史于“公认的创始人”或“标准的社会学家”的著作范围内,应超越这类关于学科发明权的学究式争论,而把那些给予社会思想发展以重要影响的人物、情节及过程都纳入我们的视野中。

    英克尔斯说的第二条途径是经验主义的途径,即我们对现代的社会学著作加以研究,以期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问:“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

    ①这里所说的方法可称之为“问题线索”

    ,社会学史家可以研究社会问题的发展,并且主要是当代社会学家仍视为社会学焦点的那些问题。循着这一线索,我们发现社会学家在思想史上将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孔德是社会学的边缘性人物,因为正如英克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从孔德那里得不到有关社会学的任何论题;②令当代社会学家着迷的许多问题也很少孔德的印痕。这样,社会学史应研究所有研究了或正在研究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学问题的思想

    ①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第2页。

    ②同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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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西方社会思想史

    家,不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什么:法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或任何其它学科的学者;也不论他们本人对社会学这门知识学科采取何种态度。以问题为取径,一向被排斥在社会学主流之外的狄尔泰(WilhelmDithey,183—191)

    、弗洛伊德(sig-。

    mund

    Freud,1856—1939)等人将合法地进入社会学史家的视线内,这有助于摈弃门户之见,开阔学术胸襟;“问题线索”

    也使研究者习惯于思考社会学问题的历史源流、学理脉络,有助于磨砺敏锐的历史感。

    与“历史途径”一样,“问题途径”也有其难题。第一,把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限定在当代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范围内,势必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学问题排除在社会思想史的视野之外,而探究历史意义正是思想史的首要关怀和兴趣。

    第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社会学家们对于有意义的、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从未达到过一致意见。社会行为主义依据动物行为的条件作用原理解释人类的行为,故把刺激—反应与奖惩驱动的行为机制视为社会世界的核心问题;符号互动论则反对这种将人类行为等同于动物行为的自然主义,它更关心行为者对刺激的解释,以及依据这种解释而作出的赋有意义的行为,简言之,核心的问题是以符号为中介的行为者的互动。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视为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故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社会的整合;然而,冲突论看到的却是世事纷纭的对抗与分裂,它批评功能主义歪曲了社会现实,现实是社会分成地位不等的阶级、等级,分成有权有势的和无权无势的,因此各种社会冲突才是基本的社会事实。原子主义把个人看成终极的实在,社会是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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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11

    集合,并不存在超越个人的社会,因此,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无非是心理学问题;社会学主义则根本不把个体心理当作社会学的问题,因为它认为社会是自成一类的独立实在,绝不能还原为心理现象。各个学派的观点如此分歧,遑论确定共同的问题范围?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

    的范式理论认为,任何学科,只有在形成了为一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的范式后才成为一门“常规科学”

    ,按此标准,社会学似尚未成为一门常规科学,它的基础还有待构建。

    英克尔斯建议的第三条途径是分析的途径,采用这一途径,我们是在问:“理性的指示是什么?”

    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书堪称“分析取径”的典范,他这样定义分析史:“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而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

    ②

    社会分析史无疑是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方面,我们总是热衷于把具有明确的和隐涵的社会分析意图的思想、方法从社会学的或非社会学的著作中析解出来,按其学理脉络试予逻辑化,揭示分析工具的精进和思想的历史律动;分析取径简明快捷,直探思想的精髓,是最具思辨性的。但“分析取径”也会遇到“问题取径”遇到的同样问题:选择标准的主观性、党派性问题,即研究者必定是依据自己的分析范式和

    ①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第2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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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西方社会思想史

    标准来析解和评价社会思想的分析性内容的。其次,采用分析途径,研究者感兴趣的将不再是所有重要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学问题,而只是那些符合其社会学范式的分析观点和方法论。熊彼特自觉地将经济思想的社会成因之类问题排除在经济分析史的范围之外,坚持经济分析与经济思想的区别。按熊彼特的方法,社会分析史也将排除掉大量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

    以上的讨论表明,合理地确定社会思想史的范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经由不同路径切入。以“经典传统”为取径,我们可以说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一些欧陆思想家的著作,因为社会学的传统是从这些著作开始形成的;而以“问题线索”为取径,则可以断言社会学“古已有之”

    ,因为任何时代都会提出研究社会问题的要求,事实上,在“社会学”这个词出现以前很久,人们对道德、宗教、法律、家庭、社区、国家、社会已有范畴,因为这些范畴是其生活的必要条件;若以“科学分析”为取径,未尝不能说社会学尚不存在,因为社会知识尚不具备如同自然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成熟可靠的方法。上述每一种角度都既有所洞悉,又有所遗落,因为任何一种角度都只能观照世界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十分需要提倡一种“整全的多重远近观”

    (holisticmultiper-spectivism)

    ,它要求研究者“始终能够站在‘中道’立场,从各种高低不同的角度设法如实知见诸法实相,而尽量避免任何偏约化的过失。”

    ①我们尽可以对社

    ①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352—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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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31

    会思想史这项研究自由地选取角度或命名,或“社会学思想名家”

    (科塞的角度)

    ;或“社会学的中心问题”

    (吉登斯的架构)

    ;或“社会分析史”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写法)

    ;但我们应清楚各种角度的适用范围,也不在各种角度间强分高下。本书赞赏全面性的多元透视观,故合理的选择是兼容各种不同的取径和视角,使之互补和融通,以便涵盖社会思想历史的丰富多样的层面和向度。

    这也大体确定了本书的范围,既不宽泛无边,又不作茧自缚,力求从社会思想与文化精神、社会制度、历史环境及时代兴趣的多重关系上把握本书的题材。据此,我们可以将西方社会思想史分成以下几个阶段:(1)第一阶段:古代及中古社会思想 智者学派从一个整全的宇宙秩序中划分出一个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社会秩序的领域,标志着社会分析的开端。希腊人使社会秩序问题具有了经验的、独立的性质,并在城邦社会学的架构内表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初自觉和洞见。地中海世界大一统政治的伟大规模使希腊化罗马时代的社会思想突破希腊社会学的城邦狭隘性,促成人类平等、四海一家、世界主义的理念;而古代世界后期的堕落、苦难、混乱与衰败,则使当代思想日益疏离社会世界而折向个体生存处境的意义探求及终极关怀,折向拯救与解脱之道,这就为人心普遍接受基督教准备了条件。

    基督教哲学主导了中古欧洲的学术旨趣及思想路线,经验的知识遭到鄙视,或从属于神学而丧失其独立的价值;政治学与神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正是构成中古社会政治发展主线的俗权与教权之争的反映,并随二者的此消彼长或加剧或缓和;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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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西方社会思想史

    430)的“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的对立之说代表了前者,托马斯。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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