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还没有辞职的那会儿是这样说的。
我相信王伟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在公司管过很多方面的事儿，包括最初的行政和财务，曾有过大小五六个头衔，公司每进来一个骨干，他就会让出去一块地盘。他不仅没有心理障碍，还挺高兴的，因为公司在发展壮大。
但是，揽不揽权，有没有权力的欲望是一回事，是否被充分的肯定与尊重，是另外一回事。
基辛格曾经说过，权力是强烈的催情剂。在这本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书里，我们不讨论权力是否可以起到“伟哥”的作用以及是否可以让年轻貌美的姑娘爱上老头儿之类的问题，但我知道，权力至少是一个神秘的魔方，它的每一次转动，必将产生多种颜色的重新组合，人际关系也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在是什么社会？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硬性指标的社会。要一个人完全彻底地对权力抱有一副超然与藐视的态度，也实在是太难了。在一个逐渐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与世无争的隐士是不存在的，即使能在某一时段远离尘嚣，也必须以有一定存量的物资条件为基础。而且从本质上来说，人是一种更适合于群居的动物，谁也逃脱不了影响人或被人影响的命运。
权力为什么让人趋之若鹜？因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它能给我们带来最实际的利益；而对于有事业心的人来说，它能让人跃上一个更大更高的平台，强化他对拟从事的事业的掌控能力和对他人的影响能力。
简单一句话，在一个单位或组织里，你不领导人，就要被别人领导，而领导你的人多了，你的自由度就小了，一些你想干的事可能就干不了。就像伯特兰·罗素说的，“除了自身快乐，我们的第二大愉悦是阻止别人快乐，或更宽泛地讲，是获得权力”。这样看来，权力还真是人际关系的核心，不仅跟一个人的幸福指数有关，还跟一个人的事业成败密切相关。
王伟完全不在权力运行者的计较之中，他和他的团队因此成为了权力运行者的一个盲点，这事搁在谁身上谁不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进行自我调节，并把它消融到无形；否则，它可能会马上上升到精神层面，变成一个对他这几年所做工作的基本评价的问题，变成一个是否被尊重、被理解的问题。
我理解王伟的郁闷。
我暗自猜想，对他来说，在那一瞬间，以前从来不觉得是问题的归宿感以及集体荣誉感，突然变得极其不现实起来，摧残着他的自信，让他心里空落落的难受。他必须找人问个明白。
他决定先找王鹏。
且慢，我对权力的描述和对王伟上述情绪的猜想，很有可能会把读者带入一个误区，以为这件事真是促使他痛下决心离开天娱传媒的一个重要契机，他因为受了被人忽略不计的委曲而意气用事。
不是的。
以后的文字将揭示，与其说王伟是那种激情中夹杂了冲动、因为过于自信而显得不够老成持重的人，还不如说他是那种简单的、纯粹的、非此即彼的、为了正当的利益诉求不惜与顶头上司拍桌打椅的、充满阳刚血性而鄙视政治手腕的人。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和他的团队融为一体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团队精神。在他的理解中，对他个人的忽略必然导致对他的团队的伤害。个人的权力不是加强而是减少，也许还能忍受，但如果因此导致他的团队受到藐视，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是的，王伟的团队是个小集体。
也许有人会坐着说话不腰痛，说王伟应该有大局观念，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是呀，如果真这样，那将是一种高尚的选择。
但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级组织，都不能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肆意地允许自己随意性、粗放性地行政；另一方面，苛刻地要求被管理者道德高尚、大公无私、俯首听命。
更何况，王伟和他的团队准备“自绝”于天娱传媒，真的不是因为王伟本人气量太小、太沉不住气。他认为，现代行政运作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程序的透明化、过程的公开性和信息的对称性。旧有的行政管理模式，打造不了现代意义上的传媒航母。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兆与信号。系统越庞大，干部选拔的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一旦被质疑，系统瞬间失灵的可能性也越大。总之，王伟觉得是天娱传媒和它上面的人，似乎在无意或有意地逼他做出选择。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对公司的业务做颠覆性的调整，还是沿引过去的老路，公司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如果不作为，只会让大家一起死。
王伟不理解，决策层是看不到这一点，还是不想改变或无力改变？
总之，上述考虑让王伟准备去找王鹏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点犹豫。
王伟是这样想的，我不能兴师问罪。如果王鹏不来找我，也许一切不过都是谣传，我去找他，反而只会给他增加压力。那就等一等吧，等他主动来找我。我是公司的资深副总经理，我那么早出来和他一起打拼，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于公于私，他总得给我一个说法。
王伟等来的是另一个副总的电话。那个电话没有任何过渡，直接通知王伟跟天娱传媒的几个副总一起去湘雅医院，说龙丹妮要过来了，她妈妈生病了住在湘雅医院，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电话让王伟觉得莫名其妙。
这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想用这种曲里拐弯的方式完成对他的正式通知？
王伟找个理由婉拒了。
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公司通知王伟去王鹏办公室开会。王伟看到王鹏旁边多了一个办公室，就问刘海旭这是谁的办公室啊？刘海旭说这是为龙丹妮准备的，但她来不来还没有最后定，如果定了，一定会告诉你的。王伟也就没有说什么，后来王鹏来了，也不再提这件事。那个会开得莫名其妙，既没有议题，该来的人也不齐，两三个人稀稀拉拉地坐着，中间还有闲杂人等进进出出的。王伟大概坐个二十几分钟就走了，也没有人留他。
王伟越来越不爽：原来他在王鹏心里的位置，不过是个等着被通知的人，这叫什么事儿吗？
他把这几年发生的事前前后后都想了一遍，实在不明白王鹏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结论却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他和他的团队早就成了被晾在一边儿的排挤对象。
这个结论早就该有了，至少应该往前推半年。
每年年终各频道都要开年度总结评优会，魏文彬和欧阳常林一般都会参加。各部门先报名单，然后引进“超级女声”选拔形式，进行现场PK。在2007年娱乐频道的年度总结评优会上，王伟、王平波、王谅是海南天娱传媒推荐的代表，却一个一个被艺人部的代表PK掉了，一个不剩。艺人部当年度凭借优势的艺人资源进账有6000多万，但却有亏损；王伟他们在没有任何优势资源情况下却打了那么多漂亮仗，现金进账5000多万，居然连一个优秀员工都没有评上。而且，所谓的评优既没有硬指标也没有评选规则，全部由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所谓的现场PK，不过是走走过场。人家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要事先跟王伟通通气、交换交换意见。
这还不算最寒心的。2007年春节以前发劳费，王伟签了字，总经理办公会通过了，王鹏自己也在立项报告上签了字，可事到临头，公司相关部门居然说这个事情不算，还得重新报。公司怎么可以随便不把这事当回事呢？王伟可不想让他的下属白忙乎一年什么都捞不着，跑到王鹏办公室拍桌打椅这才要到钱。
这种事应该发生在号称中国顶级传媒公司的天娱传媒吗？
上下级之间如此不能沟通，连最基本的信任关系都没有，事情还玩得下去吗？
王伟觉得到了该想一想自己和自己的团队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了。实际上，
王伟六月中旬跟我见面之前，他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的同学就在怂恿他，让他另立门户，出来单干，他们承诺给他投入3000万资本金。
王伟试探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团队的几个骨干成员一说，大家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也早就过腻了这种不被正视、不被肯定的憋屈的日子。真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自去找门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关于天娱传媒陈旧的体制、老套的管理水平以及他们脱离天娱传媒之后可能面临的困境与前景。
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些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了董事长那里，这次反应倒快，发信息给王伟，称王伟为王总，说王总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王伟立即给他回了信息：老老实实地说，一切还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最后怎么弄还不知道，我在确定何去何从之前一定会坦诚地跟你说。那天两个人不停地信息往来，董事长说了很多关于公司鸡毛蒜皮的一些事，王伟觉得原来老领导和哥们儿对他早有了看法和成见，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早点说。其实，关于公司和业务上的一些事情，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
王伟不发信息了，跟董事长打电话，希望两个人见个面，把一些话摆在桌面上说清楚，该是上下级的还是上下级，该是兄弟的还是兄弟。
但王鹏没有接电话，王伟给他发信息，他也再没有回。王伟又被晾了。
一晃到了6月11日，见风就是雨的舞美师以“‘魏晨事件’加速天娱副总王伟出逃”的博客文章，把王伟即将率领他的团队出走的消息捅了出来，同时贴了一张王伟与IMG创意总监迈特的合影，推论说王伟筹备的新公司将与国际资本合作，同时公布了所谓新公司的三张策划书。
不到一个小时，欧阳常林给王伟打电话，说他正在上海，第二天回来。问王伟有没有时间，如果方便，大家尽快见个面。
细心的读者将会记得，那天中午我和王伟在一起。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王伟急匆匆地赶往马兰山——湖南广电所在地。欧阳常林同王伟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还请王伟在湖南卫视新闻中心的楼下吃了工作餐。
欧阳常林一见面就问舞美师博客上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希望他不要走，说他一直认为王伟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能做事，不走未来在湖南广电的空间会很大。
欧阳常林的挽留让王伟心头一热，并不是因为欧阳常林那时已经是湖南广电局局长，而是因为他的真诚。董事长别别扭扭地不跟王伟通信息，隔了那么多级别的欧阳常林却亲自约他嘘寒问暖，王伟在那一刻真的是被感动了。他表示，只要天娱传媒的体制能有所改变，他并非非走不可。
王伟没有得到来自于董事长的安抚。他只是让王伟先答应下来先别走，只要留下来，一切好商量。他对王伟说：作为公司资深副总经理，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太不像话了。简直是胡闹。市场不是那么好玩的，海也不是那么好下的。
王伟的表现被王鹏理解成了玩过家家的游戏，这让他哭笑不得。说到市场、说到下海好不好玩，但自认为比董事长更有发言权。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王鹏为什么会对王伟说那些话，在王鹏眼里，王伟始终是他的小兄弟，天娱传媒这时面临的困境已经够可以了，这个时候，你，王伟，应该责无旁贷地和我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