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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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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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中共和苏共争地盘——凭着张少帅的影响力,且不说能不能赶走“民主联军”、至少能够让共产党发展不起来——这样的话,中央政府在东北既不花钱、也不费力,国军可以把精锐部队集中在平津地区,先南北夹击、解决华北问题,再图谋恢复东北…… 

这个想法或许有道理,但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抗战期间,东北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比中国其他地方富裕得多,为了能去满洲发“接收”财,中央嫡系自己都争破了头,谁还会让这个美差落到“东北破落户”的头上?更重要的是,46年,正是蒋总裁满怀壮志准备一统江湖的时候,他刚刚把拜把哥哥龙云软禁起来,又怎么可能再把拜把弟弟张学良放了出去。 

因此,盼望回家的东北军人们只能留在南京城里苦苦煎熬。一直熬到47年底,陈诚顶不住了,政府才赶紧组织“回乡总队”,把这两万多人送回沈阳去打仗。可这些人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一回家就找去共产党、还没来得及整编就跑光了,就连总队长张国威都投了林彪,打老蒋的劲头比正宗的八路还要猛。

46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制宪国大)的代表选举工作即将完成,这对渴望“民主”的人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其实,早在46年1月10日,全国各党派就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当时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党派(民盟、民社党、救国会、职教社、村治派、第三党)9人,无党派贤达9人,这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联合力量就超过了国民党和“青年党”。结果,执政党提出的议案经常被在野党否决,而在野党的主张又得不到执政党的履行,这就使得所谓的“政治协商”流于形式,于是,制订宪法、召开“国大”就成了当务之急。 

即将在年内举行的“制宪国大”的名额为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主党派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再算上按地区分配的1350名代表(国统区的面积比解放区大),国民党的势力就远远地超过了共产党。 

于是,共产党人就反对召开“国大”,认为这违背了“政治协商”和“党派平等”的原则,是要搞“蒋记独裁”。而事实上,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制宪”,他们觉得在大战当前的时候搞一部“宪法”只会束缚政府的手脚,不如沿用战时条例,先消灭了“共匪”再说。可是,美国人却坚持要求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他们认为,制定宪法、建立西方式样的议会是帮助中国“溶入国际社会”的最佳途径,为此,马歇尔将军甚至采用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的手段压迫国民政府就范,这就更让共产党人觉得国民党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国大代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十分优厚,这使得各地士绅纷纷踊跃参选。为了当上这个“军机大臣”,候选人之间拉帮结伙,漫骂诬陷、威胁利诱、打群架下黑手,什么卑鄙手段都用尽了,4月份之后,当选的代表们跑到首都准备“进内阁”,落选的家伙也赶到京城来抗议“选举舞弊”,一时间,南京里的大报小报成天刊登各类“内幕消息”,把国大代表们祖宗八代的丑事全都抖露了出来——结果,“国民大会”还没有召开,国大代表的名声先就臭了街,弄得“国大代”也成了“社会五毒”之一。

当然,46年4月,最让大家高兴的“好消息”莫过于“全民涨工资”了。 

抗战结束后的物价飞涨使国统区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引起了城市居民的强烈不满,为了平息民怨,政府就决定给公务员和军人增加薪水,甚至还给私营企业的职员和工人规定了最低收入线。 

“全民涨工资”虽然是通过加印纸钞实现的,但人们手里的钞票多了、毕竟感觉不错。就拿蔡智诚来说,伞兵少尉的军饷从两万法币猛增到十万,揣在挎包里沉甸甸的一大坨,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个财主(当时的汇率为一美元兑换三千五百法币,十万法币大约相当于三十美元)。 

#奇#然而,“涨工资”让职员和工人们高兴了,却让资本家觉得受不了。当时,南北交通阻断、城乡道路隔绝,民营企业失去了农村市场、正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一方面,本土的原料价格高昂、商品销售不畅;另一方面,大量美国货物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女人的口红丝袜到男人的领带皮鞋,甚至连铁钉和香烟都是USA……而现在,政府的一纸公文就让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好几倍,更是大幅度增加了资本家的经营成本,使得民营企业在洋货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书#于是,私营业主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抗议不见效果,他们就把厂子关了、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外国货,这样一来,就更加剧了物价的飚升,结果是工资涨得再快也赶不上物价攀升的速度……

#网#在那段时间里,五花八门的抗议活动是南京城里的寻常风景,参加游行示威甚至成了一些人捞取外快的发财手段。 

“青年从”的无赖们就是这样——三青团出钱打学生,他们就动手;地方士绅出资“揭露选举舞弊”,他们就上街游行;资本家雇佣人手“抗议政府压制民营企业”,他们就跑到总统府门口静坐……这帮家伙今天装学生、明天扮职员,举着各种各样的横幅、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成了政治闹剧中的龙套演员。 

潘崇德也是这样的“群众演员”,只不过,他演着演着就演砸了。 

小潘这个人太贪财,只要遇到“客串”的机会就不放过,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场子,从早到晚都在中山大道上跳来跳去,时间一长就被军警们认熟了。有一天,他刚参加完“上海商界”的抗议,又来参加“河南士绅”的请愿、胸前还挂了个“民意代表”的牌牌,总统府的门卫拦住他问:“你到底代表什么地方的民意?”,潘代表答不上来,门卫官就骂他无理取闹、是个王八蛋。 

潘崇德恼羞成怒,顶嘴说:“当兵的是王八蛋,当官的就是王八”,为了增强表现效果,他还用粉笔在总统府的墙上画了个大乌龟——军警们显然对这幅绘画作品十分不满意,当即就把“潘王八蛋”抓起来、关了几个月。

当然,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是不文明的表现,但是,潘崇德的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当时,瞎扯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报纸上每天都要发布“军事调停组”的声明,国军和共军的代表都讲着同样的话——都在呼吁和平、都喊自己委屈、都在指责对方、都在“自卫反击”……一边说不忍心打仗,一边又不惧怕牺牲;一边要求停战、一边又集结军队,一帮代表拉着马歇尔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也不知道是在忽悠美国人还是在忽悠中国人。 

民主党派也很活跃,大讲合作、大谈和平。许德珩发起成立“九三学社”,居然在这个时候提出“各党派解除武装”、“实现思想绝对自由”、“完成国家工业化”……就连卖菜的小贩都觉得是在痴人说梦,可一帮专家教授却喊得十分起劲,真不知道是他们被别人忽悠了、还是想要忽悠别人。 

46年6月,“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十一名团员到南京来请愿,刚下火车就被“苏北难民团”的人围殴,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被打伤,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冯玉祥等人立即赶到医院慰问伤员,蒋介石也严令追查凶手,一时间,各地的声援、抗议、谴责、质问铺天盖地,可南京城里的老百姓却显得无动于衷,因为谁都看得出这里面的名堂——事实上也是这样,伪装“苏北难民”的是中统特务,而“上海人民请愿团”的11位代表中有3个是中共地下党。

大家都在装模做样。有人义正言辞地“支持民主”,就有人大张旗鼓地“救助难民”。8月份,杜月笙在上海举办“选美大赛”,打出的旗号就是“赈济苏北民众”。 

这次选美号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良家妇女”参加的选美比赛,从电影明星到社交名媛都踊跃报名,比赛不设门槛、实行“海选”制度,选票要花钱买(一万元一张)、投票次数不限,谁的背后有大款撑腰谁就是冠军,和现在的“手机短信投票”是一个道理(所以,别以为选“超女海选”是模仿外国电视,咱们中国的上海滩六十年前就开始这么玩了)。 

1946年的8月20号是“上海小姐总决赛”的日子,经过激烈的拉票竞选,“名媛组”的冠军由王韵梅(“傻儿师长”范绍曾的姨太太)获得,“名星组”的冠军是京剧花旦言慧珠(这个不用介绍了),而“歌星组”的冠军是韩箐箐(就是后来嫁给梁实秋先生的韩箐清),都是些不得了的风云人物。 

海选现场

“上海小姐”王韵梅

“平剧皇后”言慧珠

梁实秋与韩箐清

“上海小姐”比赛,结果选出了“上海太太”,有钱的大款很开心、没钱的观众也觉得很好玩,但不管怎么样,“选美大赛”为苏北难民筹集了九亿法币的赈灾款,终归是一桩善事。蔡智诚也花了五万块钱去投言慧珠的票,他觉得,借着难民的旗号选美总要比借着难民的旗号打架更为合适一些。

蔡智诚是特意请假到上海看望二哥蔡智仁的,这是他们兄弟俩分别几年后的第一次聚会。蔡二哥来上海的目的是带着新媳妇买衣服,蔡智诚也因此见到了自己的嫂子,觉得她模样很漂亮,却有些娇滴滴的,好象不大适合嫁给军人。 

蔡家兄弟在上海的开销全部都由杨三负责承包,这位蔡大哥的马弁、蔡二哥的部下、送蔡四少爷上战场的杨司机如今可大不一样了,成了上海滩上的暴发户。 

抗战胜利后,杨三随94军接收上海,然后就退役留了下来,开始“做买卖”。他干的营生其实就是投机捐客,每天都去交易所里折腾“期货”——市场的物价越没有谱,期货交易的生意就越火暴。卖家在台子上喊“三天后的棉纱一个……”或者“十天后的汽油一个……”,底下的人就拼命出价竞争。由于物价的涨幅总是比捐客的预期更加“理想”,所以做投机买卖的人都发了大财。 

可是,干这种买卖是需要现金本钱的,杨三的办法是到乡下去“揽会”。 

“揽会”也叫“搭会”,属于私营的金融活动(提醒一下,解放前是允许的,现在再搞就违法了)——大家凑份子、轮流当“会头”,“会头”请会友们吃顿酒,大家就把钱交给他,这其实是一种民间的集资方式——当“会头”的次序有先后,待遇也不一样。比如一个一百万的会,第一个会头只能收八十万、第二个八十五万,依次类推、越靠后的钱越多,最后一个能收到两百万也说不定。乡下人的眼皮子浅,都喜欢排在后面收大钱,可杨三却永远是抢头一个,他一拿到现金就去炒期货,三两下就赢得了暴利,而后面的会友却倒了霉,排在最后的甚至连会费都不敢要,因为物价涨得太厉害,等到“收两百万”的时候,恐怕连“请会酒”的饭钱都不够了……

炒期货的人比一般百姓更关心时局,杨三就经常向蔡家兄弟询问:“内战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46年的8月,按中学课本上的说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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