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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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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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各式各样,要不是头上有颗帽徽、胸前有个番号牌,还真看不出他们属于正规军队。

你说,这样的人马,怎么可能让“天之骄子”的伞兵瞧得上眼。

不过,伞兵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惯伞兵。

几乎所有与快速纵队打过交道的单位都对伞兵有着相同的评价:“傲慢娇气”、“少爷兵”、“花架子”……虽然不中听,确是老实话。

伞兵的训练时间很长,实战经验却不多,再加上经常接受这样那样的检阅,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洋派。伞兵乘车时,无论站着或者坐着,身体必须挺得笔直(这是飞机机舱里的待命姿态),下车走路也必须保持队列严谨,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这是为了躲避地雷)。这些日常训练的基本要求在伞兵看来是天经地义,在别人的眼里却成了装模做样。

有些举动确实属于装模做样,比如,几乎每个伞兵都在胸前插一支钢笔,而实际上,伞兵作战的时候很少需要写字,这样的做派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个“高素质的文化人”,除了引起其他部队的反感,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有些“装模做样”却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伞兵这样的特种部队一般不允许借住民宅,所以他们外出时都携带着美式帐篷和尼龙睡袋,而其他部队的人却不认识这些洋玩意,就指责伞兵“娇贵”,说他们“打仗的时候还带着蚊帐和被褥,不愿意吃苦”。

说起来,最容易引起矛盾的还要算是伞兵的补给。伞兵总队属于空军,物资供应是根据空军的标准发放的,外出作战的时候,由兵站部配备给养,从饼干、香烟、糖果,到猪肉、牛肉、胡萝卜罐头,林林总总一大堆,让陆军看了直眼红——这其实并不是伞兵矫情、而是美国人定下的规矩,按照美军的条例,伞兵不许在战场上就地征粮,就连饮用水都必须预先消毒、烧开、集中灌装,所有吃的喝的不仅有卫生标准、还有营养标准——其他部队没有这么多穷讲究,他们看见伞兵刷牙就觉得不顺眼,再看见美国罐头就更加不痛快,认为这帮“公子少爷”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不是来打仗的倒象是来旅游的。

在战场上,伞兵与周边部队不仅存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兵种待遇之间的隔阂,所以始终无法与协同单位和睦相处。空军的呆板的条例和伞兵们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使得第三快速纵队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总是与友邻部队格格不入,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并没有与其他部队改善关系的愿望,他们觉得,保持高傲的架势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派头。

七月份,正是鲁南的雨季。通往滕县的道路泥泞不堪,第二交警总队的官兵个个都摔得跟泥猴子似的,而伞兵们却披着美式雨衣、穿着高腰皮靴,军容严整地安坐在大卡车上、对路边的叫骂声不屑一顾。  

7月19日中午,快速纵队到达滕县以南三十公里的官桥镇,从这里已经可以听见北方的传来的阵阵炮声。打开电台,接收机里立刻就响起一片歇斯底里的喊叫——滕县守军不停地央求援兵赶紧向县城靠拢,说他们正遭到共军主力的围攻,已经快要顶不住了。

位于津浦铁路上的滕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这里曾经是台儿庄战役的战场(122师师长王铭章牺牲),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滕县,45年12月,滕县被八路军攻克(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牺牲),直到47年2月,国民党才在重点进攻中夺回县城,而五个月之后,滕县又再次受到华野1纵和4纵的围攻。

这时候,守卫滕县的是整20师(杨干才部)的四个团,他们属于杨森的川军,战斗力很一般。不过说来也怪,川军部队在滕县这个地方总是特别能打硬仗,华野1纵从7月14日起发起攻击,打了一天没拿下来,4纵接着加入总攻,又打了四天还是没拿下来——杂牌川军愣是顶住了华野攻击力最强的两个纵队。

19号这天,抵达官桥的快速纵队如果照常行进,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投入战场。可马师恭司令一边要求守军继续坚持,一边又命令伞兵“以接触队形前进”,这样一来,快速纵队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到达滕县。

军队的行进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同一支部队在同样的道路上运动,由于任务要求不同、装备携带量不同、战场环境不同、行军队形不同,移动速度会有很大变化——从根本上说,部队能走多快、走多远,并不取决于士兵的素质,更大程度上是由领导的意志决定的。

摩托化步兵正常的接敌距离是五公里,从官桥到滕县县城大约三十公里,如果采取救援急行,一个小时就可以投入战场,但这样的方式警戒性较差,容易落入“围点打援”的陷阱。而在当时,快速纵队并不知道围攻滕县的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因此,采取谨慎保守的移动方式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所谓“接触队形”实际上是个环形队列,由步兵分队把装甲和辎重包在圈子中间,前卫和侧翼都是徒步搜索的侦察兵,主力集团则相互呼应着慢慢往前挪。

坦克车也缩在保护圈里,走一走、等一等,真象是乌龟一样。泥泞的路面影响了战车的性能,那些洋机器开开停停的就出了故障,光冒黑烟不动弹。蒋纬国的部下都是些半吊子,只会开车不会修车,马师恭司令没有办法,只好让伞兵和汽车兵中懂得机电知识的人都去参加“坦克会诊”。蔡智诚也客串了一把修理工、还趁机坐了一回坦克,不过,那铁疙瘩虽然外表很威风、其实并不舒服,蔡修理工在里面呆了一个小时,出来却呕吐了十多分钟,从此就再也不愿意遭那份洋罪了。

被坦克折磨了一番之后,蔡智诚连汽车也不愿意坐了,干脆在田埂上散步。

行军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都显得十分清闲,只有炮兵们忙得不行。队伍每前进两三公里就停下来备战、等待警戒分队的侦察结果,这时候,炮兵就赶紧把大炮拖到田野里布防,还要挖一条圆形的助锄沟——因为谁也不清楚敌人将会从什么方向出现,所以必须保证360度都能够开炮——等他们把坑刨成、把炮位架好,车队却又开始挪动了,炮兵们只好骂骂咧咧地收拾东西……整个下午都看见他们这样来来回回地瞎折腾,逗得蔡智诚呵呵直乐,他心里想:幸亏当初我没有留在207师里当炮兵。

走了一下午,只前进了十多公里,晚上在南沙河宿营,滕县方向的枪炮声响了一夜。

20号凌晨,伞兵们正在吃早饭,头顶上突然“咻—咻”地飞过几排炮弹,吓得蔡智诚丢下饭碗就往队部跑。这时候,直属队的队长们都聚集在司令部的门口,大家相互打听了一番,好象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正琢磨着这几排炮是什么意思,参二官(负责军情的参谋)出来通报说:“滕县方向,直接效力炮。看样子共军要撤了”。

所谓“直接效力炮”是指不经过试射修正、直接多炮齐射的炮兵战术。这种方法当然更具备战场打击的突然性,但除非是固定炮位、而且事先预备了精确的坐标,否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头,只能起到干扰的作用。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采取这样的射击方式往往是要弃阵转移的先兆。

得知共军要撤,国军立刻精神大振,二十辆战车率先冲锋,引导着伞兵攻击前进,在连续击溃了华野后卫部队的两道阻击之后,终于进入滕县与守军会师。当天中午,快速纵队和整20师向南京和徐州报告了“滕县大捷”的喜讯。

虽然是“大捷”,但滕县的局势其实够玄的。解放军已经炸垮了北门,其他几座城墙也被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援兵如果再晚来一会,整20师肯定就完蛋了。

滕县的城墙是夹层构造,外壳是青石砖、里面包着的是夯土,解放军的坑道穿透了外侧的石墙,再在夯土底下掏药室、埋炸药。通常情况下,炸药一爆,夯土往下塌、城墙也就垮了,可是鲁南这一带的土质特别黏,连日大雨之后,被水浸透了的夯土全都粘成了一块,怎么炸也不塌,这才保住了大段城墙、救了整20师的命。

但即便是这样,解放军也攻克了北门、占领了火车站。快速纵队进城的时候,铁路旁边的仓库全都燃起了大火,马师恭司令赶紧指派第二交警总队的人去救火——他们是铁路警察,干这活是他们的老本行。

战场上到处是弹坑。攻守激战的时候,由于双方的距离太近,国军大炮的射界升到最大仰角都不够,榴弹炮干脆立起来变成了迫击炮——蔡智诚他们瞧见20师的炮兵阵地都吓得直咋舌头:这要是再耸高一点,炮弹出膛就直上直下了,简直跟自杀差不多。

滕县城里一片狼籍,几乎没有一栋房子是完好的。街道上,国共两军的阵亡者都倒在一起,解放军遗体比较集中的地方在20师师部附近——据说,华野1纵3师的一个营突破到这里的时候被阻断了后路,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来,结果全部打光了。

守城官兵五天五夜没合眼,全都累晕了,一个个木木呆呆的跟傻子一样。有的人躺在死尸旁边就睡着了,怎么摇也摇不醒,所以清理战场的时候必须先用烟头在鼻孔上烫一下,看看他动不动,要不然真有可能稀哩糊涂地把睡觉的人给活埋了。

不过,也有睡不着觉的。蔡智诚就遇到一个老兵,他坐在废墟上、拿着一截草根放在嘴里嚼,说自己被硝烟熏得舌头发苦、连酸味甜味都尝不出了,于是,蔡中尉就摸出两颗美国水果糖递给他。那糖果是用玻璃纸包装的高档货,老兵从来没见过,他欣喜地端详了半天,却又仔细地用布包好、揣进怀里,说是等回家的时候带给孩子吃。

“你家在什么地方?”

“四川泸州,五年没回去了”

“……把糖果吃了吧,我另外帮你寄回家去”

几天以后,蔡智诚按照老兵的地址,用军邮往泸州寄了一包奶粉和糖果。

滕县之战是十分惨烈的,整20师守军遭到严重打击,华野的损失也很大。据《粟裕回忆录》记载,“第1、第4纵队的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性减员亦各约五千人”——这其中,“战斗伤亡”主要出现在滕县周边,而“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7月20日之后的几天,蔡智诚他们尾随着“叶陶兵团”,在滕县、峄县和枣庄一带兜圈子。快速纵队并不担心第1、4纵队在附近打转,只要他们不能到鲁西与“陈唐兵团”会合、不能回鲁中与陈毅主力聚集,等国军的五个整编师赶到鲁南以后,就可以将这两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消灭在运河和沂河之间。

那几天,快速纵队始终与“败退的共军”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白天接触袭扰、夜晚就后退到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以外,用总部的话说就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在尾追缠斗的过程中,与伞兵交手比较多的是廖政国的第1纵第1师。

有天上午,特务队在行进途中遇到一帮从解放军那边跑过来的投诚士兵,讯问过后才知道,这伙人原先都是整编第74师的国军,现在又“哗变反正”了——这样的好消息当然使得马师恭司令十分开心,他吩咐特务队腾出帐篷、拿出罐头和饼干,让“起义”的弟兄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在安排接待的时候,一个贵州口音的士兵引起了蔡智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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