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人在这里，我看能做完工作。”还有一次，总政分得一点米，按条件，他可以分上一份，可他坚决不要。他说：“我不要，我还有一点面，加上一点野菜，还可以过上一段，请把这米退回去。”“嗨，这是中央分下来的！”
一个小鬼说。“你有没有听说，东北杨靖宇将军，他肚子里吃的是什么？”
谭政大声说。那个小鬼低下了头。谭政说：“杨将军就靠吃草根和棉絮度日，我们呢？比他好百倍！我建议，把这些粮食，除了送点给稼祥补身子，其余送回去怎么样？”在谭政的带领下，大家就自觉地把这粮食送了回去。艰苦的环境，没有压垮谭政的精神，反而激励与锤炼了他艰苦奋斗的意志和做好治军工作的热情。
第七章受重托整作风杭日立新功1942年初春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刺骨的寒风阵阵刮过，杨家岭内外一派银色的世界。杨家岭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炭火正红。“恩来，你看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怎么样？”毛泽东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部队新入伍的同志不少，政治素质有待于提高！”“现在的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把这个兵团一起合并到联防军里面，由贺龙为司令员，徐、肖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谭政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边说边问大家，“这样组建你们看妥吗？”“我看行啊，就让谭政兼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吧！忙是忙了一点，不过，他抓政治工作很得力。”周恩来说。“这样，加上王震三五九旅总兵力大约有三万人喽。”任弼时说。“那政治部副主任呢？否则，老谭太忙了！”周恩来问。
“就由傅钟、甘泗淇兼任吧！他们工作配合得很好！”毛泽东说。“好吧，就这样吧！明天就下文通知。”周恩来说。几个人都把手往炭火上靠了靠，围成了一圈，只听炭火发出“啪啪”的响声。“据我了解，红军中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大有人在，我看，这方面要抓一抓。”
周恩来说。“留守兵团中，不少战士受过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再加上新入伍的战士，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我军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古田会议决议倒是能够体现我军建军思想，不妨印一些，让干部们看看。”任弼时说。“这很有必要！”周恩来说，“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我军宗旨，让新战士看看，很有好处。这个工作，就交给谭政他们去做吧！”“那我明天给他们写一封信吧！”毛泽东说。大家都点了点头。谭政接到这一新任命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很感激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担负起党中央委托的重任。联防军很快组建起来了，联防军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头后，决定立即开始应有的工作。“谭主任，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写来的。”一个通讯员边说，边把信递给了谭政。谭政接了信，立即拆开，上写：谭政、莫文骅二同志：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
（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一月二十三日看完信后，谭政说：“谢谢你啊，小鬼！”
“哎？光谢谢还不行！还得给收据，请签个名吧！”通讯员把收据拿出来让谭政签了名，一个敬礼，便一溜烟跑了。
留守兵团是1937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组建的， 9月开始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为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机关仅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抗日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年10月2 日，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并划定驻防地区，按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师划分为东地区留守处、西地区留守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北门外左侧。不久，正式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以原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为兵团政治部。原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曹里怀继任参谋长，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改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42年5 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后，留守兵团编入联防军。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肖劲光分任副司令员（徐兼参谋长），谭政、林枫分任副政委，谭政还兼任了兵团政治主任。留守兵团初建时，总兵力九千余人， 1937年12月扩充为一万五千余人，1939年10月以后，王震率一二○师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属留守兵团代管，总兵力扩展为三万余人。留守兵团建立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进行建设的。但是，兵团主要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的，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同时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限，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为何物。部队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毛泽东给谭政，莫文骅的指示信，为解决上述问题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谭政烦乱的心绪似乎透进了一缕清新，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接着便和莫文骅、傅钟等讨论印刷问题了。
“发到连部为止，要印上千本！”谭政说道。
“可我们的纸张、印刷油墨都紧张。”傅钟说。
“是啊，敌人封锁严密，从外地搞纸进来很困难。”莫文骅说。
“就用边区生产的草纸吧，印好后，要求大家爱护课本，我看一样。”谭政说。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厂联系一下。”莫文骅说。
“关于下通知，要求各连学习，是以联防军政治部名义还是以总政治部名义呢？”傅钟问。
“就以总政治部吧！”莫文骅毫不迟疑他说。
“我看，两个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谭政说。
“那也好，总政先下，我们联防军政治部后下。”莫文骅说。
“什么先下后下，两个机关的人马已在一起喽！”傅钟说。
很快，《古田会议决议》本印成并下发到各连队的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重视业务知识、文化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要仅仅抽象地去学马列主义一般原则。同时，联防军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又拟定了具体的学习教育方针、计划、内容、时间分配等。谭政由原来在总政间接领导改为双重的直接的具体领导，变成了指挥、决策和实际操作者，他的任务确实更重了。
1942年4 月19日，在谭政等直接布署下，八路军三五九旅举行了《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学习报告会。王震说：“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忘了我军的性质。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人民的军队，时刻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听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人民军队的天职。现在，有些人搞军阀主义、山头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这些都是与人民军队不相容的，也是不符合我军优良传统的，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明确我军宗旨、性质和任务，自觉地为实现人民军队的任务而努力。各连党支部在学习中都有不少体会。我们以后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落实自己的行动，团结合作、讲大局、讲团结、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增进与人民的关系，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王震的讲话，赢得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掌声。许多连指导员都分析了本连存在的缺点，找出改进办法。王震说：“像这样的报告会，我们还要举行多次，希望以后边学习边思考边行动，保证质量地完成总政及联政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学习中，联防军政治部还要求各级组织与政治机关抽调干部，深入连队，调查研究，帮助指导工作。谭政又组织了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了联军政治工作的开展，对提高联军政治素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中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为整风而作的文件、文章，对照自己的实践，找出思想上和实践上的缺点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水平、加强团结的目的。1942年12月的一天，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冬天的陕北，寒风刺骨，凤凰山上银装素裹。参议会的礼堂，也披上了银色的服装。礼堂内，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正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作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谭政沉稳、有理有据，有分析、铿锵有力的报告，震撼了整个礼堂，激动着每个与会者的心扉。台下有西北局党政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干二百零九人。会议就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党政军民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谭政从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与检讨了兵团的政治工作。自1942年谭政接手留守兵团即联防军政治工作以来，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留守兵团即后来的联防军中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还相当严重，特别是由此而造成的边区中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不良倾向，深深地困惑着专做军队政治工作的谭政的头脑。问题迭起，迫在眉睫。在军政关系上，留守兵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流基本是融洽的，但留守兵团出现了不尊重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的现象，对西北局的领导，留守兵团的领导未能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有关领导间关系紧张，不团结，部队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的事情。
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指示留守兵团有关领导，要尊重西北局，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他指出：“军政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查。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首先做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毛泽东还对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说：“要尊重西北局领导，连我们中央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也就应当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
在军民关系上，从总体上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了革命的战斗的友谊，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在边区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由于部队中军阀主义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