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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注意在剿匪斗争中学习、引进其他军区（如华东军区）剿匪的经验：“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地方齐头并迸；以外力为主（指新区初期），外力本地协同一致。”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也可使各有关部队、友邻地区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从全区和当地的匪情出发，统一部署，统一计划，发挥我之优势，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可以把剿匪同反霸、减租、生产、收枪、民主改革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剿匪作战的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分散、艰苦、独立作战（或工作）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谭政要求剿匪部队，要善于把党中央、上级党委关于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与要求精神，一杆子贯彻到基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言论行动的准则，中心问题要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切实发挥好党支部在剿匪作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其三，坚决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中南地区的土匪，除了少数是经济性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政治性的，它是作为美蒋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作为敌人在大陆潜伏待机、东山再起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因此，剿匪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斗争，而同时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与群众的思想斗争。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客观形势看，起初，不少地区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还不巩固，广大群众尚处于观望动荡之中，尚未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剿匪斗争，是作为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安定秩序的一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的，离开了发动群众和政治攻势，就不会有剿匪斗争的胜利。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实际经过来看，一般都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军事进剿股匪阶段；然后是配合发动群众，在一定地区内进行驻剿残匪阶段；最后是结合农村民主改革运动，清剿潜散匪特的阶段。从这个全过程可以看出，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实行军政并进、并举，剿抚兼施，才能取得剿匪斗争的完全胜利。谭政认为，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是以军事清剿为基础。他认为，没有军事上的歼灭性打击，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也很难奏效；军事清剿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贯彻剿匪作战的基本战术思想，研究匪特活动规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情剿，力争全歼，不使漏网，清剿一区，净化一区。谭政强调，在清剿中，特别注意捕捉匪首和镇压匪首的斗争，对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匪众，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写到这里，谭政感到眼睛有点发涩，便抬起了头。此时，窗外天色已经发白，“时间过得真快”，他自言自语道。谭政站起身推开一扇窗子，一股清冽的晨风吹来，他不觉浑身一爽，掏出一根烟，点燃，深深吸一口停顿了下来，好一会儿才“噗地”一阵长声，吐出一圈圈烟雾，这时，谭政感到头脑异常清醒，便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在中南剿匪斗争中，开展政治攻势，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一是采取多种渠道，宣传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剿匪斗争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土匪的欺骗、谣言和各种破坏的罪行，提高群众的觉悟；向匪特指明蒋匪的穷途末日，继续作恶只有死路一条，号召他们登记悔过自新。二是开展战场的政治攻势，有针对性地做好战场喊话，瓦解匪众，孤立匪首。三是动员争取匪特亲属，劝他们的亲属归来投诚。四是以匪降匪，即给降匪以立功赎罪的机会，或劝匪特归来登记悔过，或打入匪特内部，了解情况，最后歼灭之。五是登记、集训、管制与改造坏人，主要是敌伪还乡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土匪、流氓、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根据罪恶轻重，分别处理。谭政认为，少数匪特之所以还能存在，就是因为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剿匪中的情报工作，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耳聪目明，绝不能只靠少数公安、武装干部孤立进行。谭政还认为，在大股土匪消灭后，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重点地区，是发动群众、肃清潜散匪特的好办法。武工队是战斗队与工作队的结合、便衣与武装的结合、地方干部与武装部队的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他非常赞成贵州省军区提出的武工队是“一兵兼四员”（四员即战斗员、指挥员、工作员、侦察员）的说法与要求，一再强调了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在军事迸剿和发动群众中的积极作用。谭政认为，野战军是不便以久居一地不动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巩固政权，保护城市和交通安全，警卫一些重点目标或设施，是需要必要的地方武装的。他认为，这样才不会使残匪此伏彼起，继续为患。因此，他强调指出，一旦条件具备、成熟，在剿灭大批股匪的战斗中，即应着手充实、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此外，谭政认为，还应视形势发展情况，加强不脱产的民兵建设，以防匪患。其四，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谭政强调，宽大与镇压是两个有机结合而又不可偏废的基本方面，不能片面、孤立地去理解，在执行中，应切实做到“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谭政十分重视组织部队，特别是组织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政策，以便划清一些基本界限，如：一般土匪与罪大恶极分子的界限；一般土匪分子与受匪欺骗而参加土匪集团不久的劳动人民的界限；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的一般分子与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的界限等。谭政提出，对于这些各类土匪组织，均应实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以孤立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在执行政策中，谭政特别强调部队指战员和各级各类干部要特别注意：一要正确理解和执行首恶必办的政策。他指出，首恶，不是指所有匪首，也不能单纯以地位高低去衡量，主要是根据本人的罪恶多少和民愤大小来决定。有的地位很低，但罪恶很多、民愤极大者，也要镇压。他认为，必办，不等于必杀，要杀的必须是罪大恶极、群众强烈要求者。判刑、管押，都是镇压，应以具体情况来定。但是，不杀，也要设法管制，绝不能待为上宾，要让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服从管教。二要必须坚决反霸。谭政认为，恶霸是地主的一部分，他们既在某一地区残酷压迫剥削群众，又是勾结、控制、支持匪特的后台老板，也就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之流。群众曾说：“不镇压这些恶霸，就如同只砍树枝不砍树根、树干一样，土匪的根子拔不掉，群众的头抬不起来。”“你们敢镇压大的，我们就敢抓捕小的。”谭政认为，敢于镇压“南霸天”、“北霸天”，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三要把我们政策的基点，放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谭政认为，对于在匪特活动中有这样或那样缺点、错误的群众，对于一般匪特的家属，绝不能把他们推到匪特一边去。在土匪活动猖獗、匪患长期严重的地区，绝不能把匪、民混为一谈，更不能称什么“匪区”。否则，势必为渊驱鱼，脱离群众，扩大敌人的力量。当然，对于参加反动会道门的群众，也应进行必要的教育。“啪”，谭政终于放下笔，舒展了一下身体，长出一口气。室内已洒满阳光。他的眼睛略感发酸，手指发麻，但他心里充满喜悦。他认为自己只是对前一段剿匪工作作了总结，他还不晓得他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政治工作主贵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
1950年5 月1 日。广东海南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朝霞满天，灿烂的金光洒遍了五指山、黎母岭，万泉河、昌化江，洒遍了这面积三万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海岛，照亮了二百五十万琼崖人民的心田。今天，海南岛的中心城市海口市，人群鼎沸，热闹非凡。清晨，当第一束霞光斜射在街道，路边的椰子树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的时候，人们便已穿着节日的盛装，三五成群地走上街道，涌向庆祝解放的会场。五月的海口，微风轻拂，天空湛蓝，鲜花盛开，满城飘香。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会场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人人脸上挂着喜悦的泪花，各界人民正在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海南岛的解放。同日，祖国宝岛最南端的三亚市，也红旗如林，歌声如潮，人群如海，庆祝海南解放。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花团锦簇的凤凰花交相辉映，宛如天上的彩霞。这个在过去很远时代曾被视为蛮荒绝域，在当代又曾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铁蹄践踏过的地方，如今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她生命的新旅程。
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是在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使用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的情况下，对拥有海空军，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战役，从1950年3 月5 日第一批开渡起，至5 月1 日结束，战役持续了58天，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
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第十五兵团，分别进行了战役总结。其中，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海练，是战役准备的关键。这一由谭政一贯倡导的经验，是所有经验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虽然谭政没有直接参加领导海南岛战役，整个战役是由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组成的渡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但作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谭政，对于中南地区和四野所辖第十五兵团的这一重大军事举措，不能不参与决策。事实上，在叶剑英、邓华等率领四野第十五兵团之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加农炮团、高射炮团及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分队共十万余人，自1949年12月下旬开赴雷州半岛集结、准备渡海起，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中南军区领导，都对海南战役的决策与组织起过重要作用。1950年1 月27日，在叶剑英、洪学智等参加的广东军区的党委会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先搞两个团的偷渡方案。会后，叶剑英司令员让洪学智副司令员到武汉向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