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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与小时玩伴冯云山、族人洪仁黄穑及选吧系邸钡背杉吕醋觯⒄雇街冢铩敖桃濉保峄崂癜荨４蟾旁�1846年前后，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党日多，才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大吟歌诗以明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小打小闹之余，仍旧还是穷酸措大做白日梦的意思。
忙乎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口沫飞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虽然人民接受“新鲜事物”多，传统上对孔儒仍旧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洪秀全这么一个落第士子疯狗一样四处搞事，引起众多人的反感，最终连累他失去了塾师的饭碗。世上之事，就是有得有失。
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鼓励，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青人开始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几个爷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喂肚子，传教的成绩非常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今天也是瑶族自治区）呆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今名长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呆了几个月，洪、冯两个人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但是，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内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裹脚布”文章，但这些文章内容均非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大多皆是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在这些“革命”著作中，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而重新说了不少孔孟之道的“好话”。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老洪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只有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教士罗孝全那里看了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中国“天”这个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甭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其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十六杆子也打不着。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的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战争的头头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平心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屋，男女分别列座，开始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改过恶，一心崇服上帝。只要有人当时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上自己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于是“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脑袋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基督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渊之别，所以，英国人富礼赐就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见其《天京游记》一书）
下面，笔者仔细“八卦”一下洪秀全“新教”与基督教的实质不同。
首先，基督教有“三位一体”说，即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其本意在于推究“上帝”对人的救赎，因此，上帝（父）、耶稣（子）与圣灵并非是三个神，而是一体。洪秀全当然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劝世良言》那个小册子中也没有讲这些，最多只懂“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他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编造“天父”派他本人“天王”下凡代世人“救赎”的神话。此“救赎”非彼“救赎”也。自公元4世纪开始，“三位一体”已经成为基督教最基本教义之一，洪秀全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胡搬“上帝”，确实有“中国特色”。
第二，在基督教仪式方面，最重要的当属洗礼和圣餐。此仪式源自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他亲自掰开面饼分给门徒，说：“吃，这是我的身体。”而后又举杯递给他们，“喝，这是我立约的血……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门徒吃“圣餐”，意即“原罪”得赦。洪秀全对此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洗礼”，从未见过领圣餐的仪式，所以拜上帝教从来没有这种仪式。同时，汲取中国传统喜丧仪礼，洪秀全等人总会把讲道的文章当众焚化，鸣鞭放炮，很是热闹。而基督教根本没有此种仪式，一直要求信徒“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至于“太平天国”宣教活动最有特色的“讲道理”，全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布道”，基本上是盅惑宣教的政治活动，与宗教无关。
第三，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一个“灵”，因此上帝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而洪秀全对此不理解，为突出他自己的“神异”，他逢人就讲他升天时见过“上帝”本人，而且这个“上帝”的样子还十分清晰：“披金发，衣皇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可见，洪秀全是根据教堂中耶稣的形象推测出他爸“上帝”的模样，不伦不类，却有“遗传”道理。此种“人神同形论”，稍有基督教知识的人，都会觉其荒谬不堪，以这种“拟人观”描述“上帝”，老洪的神学知识基本上只有20分，离及格还远得很。
第四，基督教所理解的“天国”在“天上”和“来世”以及信众“心里”，而洪秀全理解的“天国”或“上帝国”、“天堂”主要指他自己建立的“拜上帝会”和日后“南京”这个“新耶路撒冷”。
第五，基督教憧憬“天国”的来临，对门徒不主张做现实的抗争，要求逆来顺受，时刻准备耶稣的重临。但洪秀全一直主张争斗，主张“斩邪留正”，要杀“妖”，杀有罪之人，完全一副入世夺权的态度。
此外，洪秀全对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日后他的“太平天国”就从来没有过这两个节日，他自己却“制造”出六个“节日”——正月十三“天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报爷节”、二月二十一“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爷降节”、七月二十七“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哥降节”。连杨秀清被杀也成为一个“节日”，闻所未闻，荒谬至极。
当然，洪秀全所著的“教义”，并非全部是歪理邪说，也有很“健康”的说教，比如诫劝世人戒鸦片饮酒，义正辞严，放到今天都很是具有“先进性”：“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英雄莫问出处，富贵甭提原由。“二杆子”的人，总是能歪打正着干成大事。
其实，很有必要“八卦”一下给予洪秀全“上帝”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出生，本为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干活二十多年，他本人是个有冒险家意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时间为1823年。以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中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已经习教并上升到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气候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有时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原书的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教神学原理。梁发的《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教稍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与梁发的《劝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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