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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兮祸兮。江南大营二次被击溃，统帅和春自杀，勇将张国梁战死，清廷似乎丧失了两根大栋梁。但是，正是和春之死，给予了曾国藩和湘军最大的历史机会！
曾国藩自他组织“湘军”抵抗太平军以来，手下军将、幕僚建功立业，但他本人的仕途一直不顺。咸丰七年春，战场上的不顺加上个人的烦恼，他以回家守丧为名，回老家湘乡呆了近一年半。这段时间内，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大幅度萎缩，瑞州、湖口、铜陵、九江等地相继克复。形势大好之下，曾国藩按捺不住大显身手的冲动，很想重新出山。此时，其好友胡林翼上折，奏请朝廷让曾国藩“夺情”视事。在骆秉章等人的附和下，清廷起复曾国藩，给他一个“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并未实授给他任何实职。三河大败后，湘军士气极其低落，曾国藩强自硬撑，总算熬过这道大坎，重新招兵买马，培训新兵。正当他提此新旅向福建进发时，恰值“出走”的石达开自江西、福建交界处窜向湖南，进攻宝庆府。如此一来，湘军中士气低落，人心浮动，因为有不少人的老家正是宝庆府。眼看自己手下多数为新募之兵的队伍人心惶惶，曾国藩一筹莫展。关键时刻，还是老友胡林翼出面。他说服满洲贵族、时任湖北总督的官文上奏折，希望朝廷授曾国藩为四川总督。这样一来，曾国藩便立成有实授之官的封疆大吏，又可以率军往四川兜截很可能杀入川地的石达开。清廷高层经过研究，结果，只下令让曾国藩率军入川，却不给他四川总督的职位。曾国藩郁闷至极，便以休整为名，在路上拖延行程，非常不情愿进入蜀地。恰好，石达开攻围宝庆府失败后，并未入川，而是向南方折返，曾国藩终免四川之行，继续留在东南一带对付太平军，得以进行他的“大事业”。
不仅曾国藩自己纳闷，当时和后世的人都纳闷，出于老曾手下的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等人，都早于曾国藩当上了巡抚大员，为什么反而他们的老上司曾国藩一直为清廷所抑，迟迟不予实授呢？笔者忖度，曾国藩坏事就坏在他率湘军开拔之初的那份张扬的《讨粤匪檄》上，其中“卫道”（保卫孔教）意味太浓，“勤王”（为皇帝效力）之意淡然，使得满清高层对这个湖南汉人充满了疑忌。
说起曾国藩没能及早当上督抚的事情，学者、专家们大多讲这件事情：咸丰四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要任命他为署理湖北巡抚。结果，大学士祁寯藻说他坏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致使咸丰帝收回成命。此事详细见于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但他当时没有点出说曾国藩坏话的是谁。范文澜先生后来引用此史料，言之凿凿直说，认定讲坏话的那个人是祁寯藻。其实，只要看《清实录》，就会知道曾国藩上表奏告收复武汉时，祁中堂已经回家休养，最有可能说曾国藩坏话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彭蕴章。
否极泰来。正是和春的死和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上天赐给了曾国藩一次绝佳的历史机遇。和春自杀后，时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也兔子一样狂逃不止，太平军凭锐乘胜，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嘉定、青浦、松江等地，整个苏南地区除上海以外，基本都为太平军所占领。如此大溃之下，江南地区急需一员德高望重的官员代替何桂清充任两江总督，于是清廷想到了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幸亏时任协办大学士的咸丰宠臣肃顺有才略，他劝皇帝说：“湖北之事，全赖胡林翼，不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为江督，如此，长江上下游均有得力之人。”
四顾无人之下，咸丰帝只得放弃前嫌，下诏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六月二十四日方实授他为“两江总督”，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以，如果和春不死，何桂清不换，江南大营不溃，曾国藩只能撅着屁股在安徽搞“开拓”，湘军与太平军直面交锋根本没有机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日后湘军的一支独大。
军政大权在手后，曾国藩雷厉风行，把办事不力的非湘军系的皖南督办、浙江巡抚、江苏巡抚、闽浙总督、江南团练大臣以及江北团练大臣皆加以参罢，最终使得“湘系”成为当时清朝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军事力量。特别一提的是，北京城中的肃顺，虽然此人身为满洲贵族，日后慈禧把他杀掉后对此人又极力加以抹黑，但他绝对是个治国得人的干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日后叱咤风云的汉人高官；均由他竭力上荐才能最终得以运用，而西太后这个阴险妇人也不因人废言；后来她杀掉了肃顺；对曾、左等汉人仍旧加以重用，才使满清国脉又存续了数十年之久。
再转回头说太平军动向。
江南大营的二次得破，太平军上下情绪高昂。1860年5月15日，李秀成自统数万大军东征苏常地区。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除上海弹丸之地外，苏南所有地区尽为太平军攻克。
苏常不仅仅是赋税大区，又为数省咽喉要地，至此，这一广大地区每年近二百万石的漕米供应，再也抵达不了清朝统治的北方地区。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手中钱多粮多，可以大量从洋人手中购买新式武器，又可养大量新兵，所以，李秀成得以扩军充众，不断壮大力量。
1861年底，李秀成率领二十多万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清朝浙江巡抚王有龄、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等数十大员，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布政使林福祥等人被活捉。
坚守内城（满城）的杭州将军瑞昌这次再无上次好运，太平军利用人海战术，踩着叠尸攻城，终于攻陷杭州内城，瑞昌等将领自杀，几万满人兵眷皆被屠戮一空。
不过，李秀成敬重巡抚王有龄的为人，厚殓其尸，给船15只，白银3000两，释放其亲兵500人，让他们船载王巡抚棺木回乡安葬。
浙江广大地区的丧失，对清廷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打击，这意味着每年一百多万石漕粮的断绝和军储之资的进一步匮乏。先前两个江南大营存在时，浙江每年可供七十多万两饷银，所以，杭州等地一失，曾国藩大叹其穷，悲叫“东南饷源日涸”。由于浙江与江西、安徽为邻，杭州等地的丧失严重威胁到清朝在江西、皖南的统治。宁波被太平军攻陷后，清廷更是紧张得要命，因为如此一来，太平军即可入海，北攻北京，南攻广州。
显然，李秀成、陈玉成大展拳脚之时，正是曾国藩等人窝心忧叹之日。
附：夏福礼的报告
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92，13…16页
（说明：夏福礼当时是英国驻宁波领事，他在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太平军的厌恶。马克思博士也正是看了这份报告，加上自己的深入研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导致他写下了对太平天国的口诛笔伐的《中国纪事》一文。）
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我对宁波港的叛军所作的判断过于轻率，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有意识地保持沉默，没有就他们占领宁波一事及其建立组织的行为发表任何明确的看法；我在这方面一直格外谨慎，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太平军叛乱是个好兆头，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给予他们一次机会，即证明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好政府”的机会。也许我现在可被看作更有权利来谈论这个问题，因此，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深思熟虑之后，我谨向阁下作如下报告。
宁波陷入叛军之手已有三个月之久；但是，从该城失陷之时直到我此时给阁下写信之际，叛军从未向着“好政府”的方向采取任何步骤；从来没有试图筹建什么政治团体或商业机构；在他们的公开举措中，看不到任何接近秩序、接近规范化行动、接近一贯目的的证据或迹象；用“政府机构”一词来指太平叛军的统治，在这里不具有任何合乎推理的意义；总之，所能看到的结局仅仅是一片荒芜，正如在这群抢劫者统治所及的范围内和他们的力量能够为所欲为的任何地方总是一片荒芜一样。
我感到可供报道的仅仅是这一令人悲伤的结局；对于那些心灵已蒙受欺骗，其热情的想像力沉浸在诸如“重建帝国”、“匡复中华”、“传播基督教”和“拯救民众”等夸张的期待中的人来说，他们也许会对这令人悲伤的报道感到不满，或者表示异议；但是，对于那些同我们一样不被这些异想天开的希望所影响，而是冷静、公正地判断太平天国的人而言，最近三个月的验证一点也不令人吃惊，这一实验所产生的结果和人们所预料的完全一致——一片废墟，满目荒凉，在太平军足迹所到之处或处在太平军荼毒之下的任何地方，一切重要原则被毁灭无遗。
阁下无疑对这一结果早有准备，因为这棵树从未有希望能结出许多果实；这一实验迄今所已证明的事实虽然令人痛心，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居然让太平军在我们的一个条约口岸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试验一下他们智力的高低和组织的方法，而最终发现他们在这两方面的能力都极为低下。对于那些目前支持这场运动但将来也许会承认自己错了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将是最好的回答。就我而言，不同于许多在华的外国人，我远没有因为这团体中的绝大多数首领出身卑贱并且所受的教育总体上低于中国读书人的水准而谴责他们。
数世纪前的世界历史证明，一些经久不衰的政府正是由那些在学识和才智上并不高于太平天国头领们的人建立的；但是，仅仅因为他们必须向心理平衡的人解释混乱、无秩序和毫无建树，尤其是后者最为广泛的字义，我不得不反对他们。显然，一个经历了十年的充分试验，最终毫无建树却毁灭一切的团体，不应当继续僭存下去，或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即使是间接的）；相反，它应当受到由它自己造成的社会上所有文明阶级的人们的蔑视。
这些措辞也许显得有些偏激，但是，在我看来，谈论太平天国并判断他们的行为的时刻终于已经来临，尽管绝对自由地发表意见和言论将会使在华的政府官员感到困窘。因此，我认为，我只是在恪尽职守地就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现状和任何也许值得一提的东西作出我的判断。我重复一遍，我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偏见，反之，我想声明的是，太平军首领对我本人的确礼貌和尊敬；此外，在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