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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眼当下还推举我爷爷为“三掌柜”的。
“怎么样，弟兄们，这王先生，不……王兄弟够不够格？”
“够，够……”众土匪又是一阵欢呼。
就这样我爷爷稀里糊涂地入了伙，并一下当上了三把手……
。。。。。。
现在我该向大伙交代这支杆子的二把手了，这是个在我爷爷的一生中有着重要关联的一位人物。正是他，在不久的将来，推举我爷爷从三掌柜的位置一跃而坐上了大掌柜的头把交椅。也正是他“拐”走了我的二奶奶（爷爷的第二个妻子），但我爷爷却没有杀他们，反而让他们远走高飞。抗战中，俩人又再度合作……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这支队伍的二掌柜，那四的身上。对，他就是姓那，歌星那英的那。他在家排行老四。
说到那四，就必须说到山东的一段近代史。遗憾的是，这段近代史，相当多的中国人都不曾知道……
在清初的1729年，具有战略眼光的雍正皇帝下令在山东青州（今益都市）驻兵。
青州，古代九州之一，位于山东中部，东西扼中原大地至胶东半岛通路，南北控沂蒙山区到鲁北平原的走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朝雍正年间，山东德州已有清兵驻防，青州一带的防备则隶属登州总兵，为什么又要在青州大兴土木，驻扎重兵呢？
这就要谈到雍正的执政方针和战略眼光了。
雍正皇帝执政期间不但进一步巩固了康熙年间的中华版图，而且注重加强国内沿海地区的海防力量。当时驻扎在山东德州的清兵职责是保护南北大运河通道的畅通，而对登莱地区及胶州半岛沿海防御却是鞭长莫及。在青州驻扎一支精锐的嫡系部队，一旦遇到海防战事，随时可以驰援，而且还可以兼顾浙江沿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军事行动。
因此，雍正指示当时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若登莱胶州有必不可驻防处，青州酌量定议。”
就这样，雍正七年七月清政府决定“青州城外建造新城后，自京派拨八旗满洲兵二千”，并且“永远设防”。
按照雍正的旨意，青州八旗共有官兵2000人，建一座普通兵营根本无需大兴土木加建新城，但清代八旗制度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带有明显的游牧部落特征，军队携眷定居。这样加起来人数达到1万多人，还有战马3000多匹。
那四一家，就是这众多官兵中的一支。据我爷爷讲，他的祖上应是下级军官。
1732年9月，一座新城在青州府北城外拔地而起，按编制设官署58所、兵房2016所，其他还有学堂、演武厅、庙宇等，共4899间，占地746640平方米。
旗城的住宅面积，风格按官职等级排列森严。旗城的最高长官为将军一品，乾隆二十六年裁撤，最高长官为副都统（从二品），而当时的青州知府才官至四品。将军住在为他建造的将军府，协领衙门4所，每所16间。
普通旗兵不论携眷多少，每户均为官房两间，独门独院，房为木结构，四梁八柱，青砖灰瓦，大花格木雕窗棂，房后有便门，屋内盘火炕。
那四的祖上分得的官房为六间，是座四合院式的建筑。但那四经常对我爷爷说，他的祖上是很了不起的统领大将军，立下过战功，他们祖上在北京的房子才气派哩，甚至还有公主下嫁过他们家。我爷爷说，凭那四的人品，应该不是吹牛。可惜的是，那四家也应验了“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定律，也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
青州的这支旗兵一直实行“供给制”，俸饷及粮食按照官职大小统一由当时的户部发给，官兵待遇极其悬殊，例如雍正年间青州八旗的最高长官将军，一年所得俸银为2100两，家属可得米150石；而普通骑兵每月军饷2两，每年配给其家属米15石，已足以养活六七口人。
这支队伍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而兴衰，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透顶。青州旗城的兵额有增无减，粮饷却被层层克扣，只能发到六成，一个普通士兵的收入已经无法养活全家老小，只能靠赊账和变卖家产度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要求驻防八旗“另筹生计，各自食力”的诏书，旗城才出现了由满人自己经营的工艺局、丝厂作坊等，甚至还组织部分闲散劳力去沂山鲁山的军马厂垦荒，但由于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丧失了生产能力，马是越喂越瘦，甚至出现了倒卖军马的荒唐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预示着清代八旗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久，这支在1842年7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镇江阻击战中大败英军的精锐之师，便作鸟兽散。此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分赴济南与青岛（回北京的是极少数），有的去纱厂当了工人，有的拉三轮，有的干搬运工。女眷中亦有不少当了妓女。
那四便是这众多散民中的一位。很多人到了他这一代上，除了会识几个字，打几圈麻将，最擅长的就是喂鸟、养鱼。要说扛枪打仗，他们恐怕连枝汉阳造都扛不动。好在那四的祖上不是什么大官，以上恶习基本没有沾上。加上其父亲自小对他要求甚严，文能读兵书，武亦会两手。他又在青岛码头上干了几年苦力，也算是有了些历练。因此，自上了老鹰崮后，很快就适应了山上的生活。
那四同所有的满人一样，豪爽、实在、义气。他非常敬重马大眼，对他忠心不二。而且他特别能喝酒。这一点让全体匪众佩服。那时候，能不能喝酒往往是衡量一个男人是不是男子汉的重要标志。第三就更是顺理成章了，他上山时毫不保留地将祖传的，据说是康熙年间的一对玉镯和二根金条全部入了伙。于是，赢得了大伙的信任和敬重。
那四当时的年纪，约30岁（我爷爷比他小11岁），同所有的满人一样，除了爱喝烈酒外，还爱抽关东烟，再就是唱京戏。即便是在他参加了八路军以后，他这三个特点也没改掉。八路军那边生活艰苦，常常没有烟抽，于是就抽干树叶。尤其是抽烟这一项，甚至影响到了我的那位二奶奶。自被他“拐跑”后，也学会了抽旱烟。真正应验了东北的那句老话：“东北三大怪……大姑娘叼着大烟袋。”至于唱京戏，他倒也唱得有板有眼，只是没有伴奏，就只好自顾自地清唱：“我站在城头上观山景……”弟兄们给他改成了“我站在老鹰崮上观山景……”
因为有了那四这位二掌柜，所以我爷爷就当上了三掌柜。不过，在马大眼不幸战死以后，却是由于他的力荐，我爷爷才由三把手一跃而成了一把手。他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显示出了他的智慧和远见，这就不是什么义气所能解释的了。以后，他在林彪的四野一直当到了师长，也就不奇怪了。关于这些，我在后边的章节中还要一一详谈。
第一部分
第5章
实行新政（1）
我爷爷上山入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力阻了马大眼要下山杀我二曾祖母为他报仇的决定。
“算了算了，宽大为怀吧。”爷爷冷静地说，“‘以孝悌绵家教，以勤俭持家业，以忍让余地步’乃我祖上遗训，她毕竟是我弟弟的亲母。我与弟弟又毕竟是同父所生，我那个可怜的弟弟又是个多病之人，你杀了我二妈，谁来照顾他呢？”
一番话说服了马大眼等众匪兄弟。
那四称赞我爷爷为“善人”。说这样的人，在他们满族里“是不能杀生的”。
爷爷这番话救了我二曾祖母一命。但这个有着蛇蝎心肠的女人，毕竟没得好报。1938年12月8日，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轰炸沂蒙县城。这次来了三架飞机投了9颗大炸弹，城里投了7颗，大概是看着城西王家大院院子太大，便将另两颗投在了我们家。其中一颗没响（直到1955年，才由县公安局用马车给拉到潍北靶场处理了），另一颗正巧落在了三间大堂屋里，也把我二曾祖母给拦腰炸成了两截，一截肠子给炸到了百步外的马厩里。从那以后，马厩里的五匹马全都莫名其妙地死了。
以此事为契机，我爷爷以三掌柜的身份提出：以后下山筹粮款，不应不分青红皂白乱绑一气。尤其是穷人，你绑他，他也没有钱。真要撕票，就会失去人心。结果会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久而久之，造成老百姓与兄弟们的坚锐对立。他说：“那将使咱们队伍的日子更难过。而弟兄们提着脑袋当杆子，不就是图个有吃有喝嘛，要不谁还上山？”
马大眼一开始并不认账：“不管那一套，干这行的就是认钱不认人，自古以来，拉杆子就是这么干的。”
我爷爷耐心劝道：“不见得，杆子也分仁义与不仁义，那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不比咱气势大？你看他们何曾欺负过草民百姓？他们干的都是官府和大贾。我们应该向他们学着点。”
“老三说得有理。”那四就支持我爷爷，“你们汉人不是有句俗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二哥说得有理。”爷爷接过那四的话继续说下去。“常吃窝边草，兔子自己就藏不住。大哥你抬眼仔细瞅瞅，这些年兵去匪来，老百姓早已是民不聊生，贫苦不堪。如今的各村各户，要么穷得光剩下石头了，要么自己拉起了围子，组成了什么民团、大刀会、红枪会，与兵匪对着干。咱去硬抢，势必要流血伤人，八五八书房最好的办法就是改暴为仁，变抢为要……”
“那老百姓能给你？笑话！”马大眼一拍腰间的双枪。
爷爷说：“我话没说完呢，咱要是要，但不是白要，咱可以立字据保护他们。保证他们不受其他土匪和什么人的袭挠。”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普遍富裕以后，我爷爷还常给我提起民国初年老百姓的穷日子。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吃饱过，一个村里很少有瓦房的，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一个县城不过像个小镇子，很多地方连土匪都饿跑了！
那四马上明白了：“两好搁一好。”
“兵不血刃？”马大眼将信将疑，“天下有这等好事？如果真能这样的话，弟兄们就不会流血掉脑袋了。”土匪虽然个个不怕死，但是一旦有了伤员和有阵亡的，仍是杆子们的头等伤脑筋的大事。因为山上缺医少药，负伤的整日里痛得哭爹喊娘，死了的还得花重金安抚家属，不然，谁还跟你干？
我爷爷坚信这么做完全可以，至少可以一试：“毕竟都不想伤和气，都不想流血死人。双方都得利的事嘛。我把这称做‘左手收钱，右手保人’。”
此后，这支杆子按我爷爷的办法办，先后同山下十几个村子订立了“协作协议”，由村子每月定时送上一定的钱粮，马大眼的杆子负责保护他们不受侵害。
至于过路的商人，则收“过路钱”，一般按货物的10％收取，这个尺度商人们都能接受。
这个办法还真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大眼的杆子同老百姓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杆子们不再为吃喝发愁，老百姓也不再担心土匪的袭挠。
当然，意外的时候也有，但杆子们都说话算话了。
一次是远在沂源的土匪郑五麻子（外号大铡刀，自称包公再世，要扛着铡刀平天下，有时也是滥杀无辜）北上窜扰，半夜偷袭了一个叫小坡子的村子，杀死了一个壮力，牵走两头牛，烧了五间房。为此，马大眼亲自带着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