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他担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1935年初，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组织部队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1935年9月，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北上，他任北上先遣支队副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工作。1936年2 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东征期间，他负责后方负责联络、后勤工作。红军西返时，他任渡河司令部司令员，亲自布置迎接部队回师河西各项工作。保证红军顺利西渡黄河。
1937年春，张云逸受党中央派遣到华南，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在香港，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共商团结抗日救国的大计。6 月，他从香港到广西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商谈。同时，经李宗仁介绍，他又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商谈。接着前往广州同广东当局谈判。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香港、广西、广东、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针，张云逸亲自到澳门同叶挺取得联系，接着又到福建闽西地区向邓子恢、张鼎丞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深入红军游击队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为组建新四军作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他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2 月，他根据党的指示，到福州、漳州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使之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追回被缴去的闽中游击队，和“漳浦事件”中我何鸣部被抓去的人员和枪支，将这些人员和闽北红军游击队一起，带到安徽岩寺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12月中，他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向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以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将无为、庐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1939年夏，他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和路东地区，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开辟了以定远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的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增补张云逸为委员。1940年春，他按照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皖东反磨擦斗争的指示，粉碎了安徽李品仙和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张云逸为委员，主持皖东的工作。12月，他同徐海东、罗炳辉对“扫荡”的日伪军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皖东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江北部队由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他为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4 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他任第二师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2 月，淮南军区成立，他兼任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遵照党中央、华中局及军部的指示，他为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地方政权建设和民运工作等方面，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对此刘少奇在1942年3 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曾提出表彰。1942年夏，他奉命到新四军军部专任副军长。在1943年底到1945年秋，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期间，由他主持全军军事工作。他指挥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给顽军予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根据地的斗争。1944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3 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1945年夏，他被选为七届中央委员。8 月，遵照党中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张云逸率领华中军民迅速向敌伪展开了战略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组织领导了苏南、浙东、皖中、皖南的机关、部队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10月，他率领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临沂。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为常委组成华东局，领导华东地区的斗争。1946年1 月，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他任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他一方面在党中央领导下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一方面领导华东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6 月，全面内战爆发，他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自卫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1947年1 月，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华东军区工作。4 月，蒋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他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8 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他和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他任书记，领导华东和渤海地区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等工作。1948年11月1 日，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后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第二级军区。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1949年3月，他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作出了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决定，领导山东军民为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解放区，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广西取将解放。9 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9 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他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解放后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广西省政协主席。同时，他还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方面工作的重大胜利，使广西的面貌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的艰苦战斗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张云逸的健康十分关心，毛泽东亲自写信要张云逸抓紧治病和安心休养。1952年11月，他到苏联疗养，1953年夏回国后在中央工作。由于张云逸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建树的卓越功勋，1955年9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云逸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10月后，他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在他的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虽然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仍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平易近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意调查研究。在担任人大常务委员时，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工作，了解情况。1974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张云逸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1月25日，在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悼词说：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英贤虽逝，精神犹在。张云逸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坚韧不拔、奋进不息、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奇·书·网…整。理'提。供＇学习他无私无畏、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们一定要以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为指南，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大胆探索，为加快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实现我省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完成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之志，为把祖国宝岛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张云逸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程介一我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时隔今日已有50多年了，1938年我由江西省委介绍到新四军政治部分配工作，安排我给张云逸参谋长当随从秘书。我是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总想到前线去锻炼自己，事与愿违，思想上有点别扭。在工作中，张云逸同志看出了我这个思想问题，但他没有批评我，总是耐心教育我，说革命分工不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中国。
张云逸的工作很忙，我报到时，他已到江北去作廖磊的统战工作，调解与我新四军四支队的关系。廖磊是安徽省主席，又是广西部队的集团军总司令。因为我四支队驻在舒城一带，靠近大别山腹地，这是国民党所不欢迎的。而我军为了扩大进步力量，必须向东面扩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并控制津南段，为此部队必须动员起来，向东挺进。我们在国民党南京失守之后已失去一段时间，如再不积极推进，将使我开辟华中战场与建设根据地更加困难。当时的四支队某些领导人，由于3 年游击战争，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还不深，所以直到云逸同志北上时还未积极行动起来。四支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