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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特批“暂住证”
雍正二年（1724），戴进贤向皇帝呈上奏折：“澳门不是外国船只常到之地，如果皇上肯开恩，让外国人能住在广东，那么有回国的就方便搭船了。现在哪里都不允许外国人托足，他们实在是无路可归。”戴进贤是德国人，在清宫中职掌天象观测，较得雍正帝的赏识。以铁腕皇帝著称的雍正，并非不通人情，几个月后，皇上回复：“看在你们苦苦请求的份上，我就先命令广东的长官不再催促你们迁到澳门，等地方官讨论后再决定吧。”不久，经地方官商议，外国商人可留居在对外贸易商馆区（即民间俗称的“十三行”）。
雍正治理乱收费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清朝尤其严重。清世宗雍正帝把禁绝地方官员乱收杂费作为治吏安民的内容之一，倾力整顿，颇见成效。
地方杂费有不少是相沿成习的。如奉天府，老百姓做生意的时候如果有车辆进出，就要到奉天府衙门领取照票，边门验票放行，小车一辆收银十六钱，大车一辆收银三十二钱，每年都收两千两左右，此项银两均被府尹、书吏、经历司查验官员等分掉。另外，有猪羊贩卖进出也要按照每口三钱收费。由于官吏的勒索，致使边口地带物价腾贵。
此事被巡察奉天的御史释迦保查实之后奏报给了朝廷，雍正帝立即下令严行查禁。奉天府府尹杨超曾遵奉谕旨，立即将车辆及猪羊收费项目尽行革除，不许再索取分文，雍正帝夸赞他办理得“非常及时，应该表彰”。在许多地方，给官员送礼长期盛行，如到任礼、端午礼、生日礼、阅城礼、盘库礼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东西上司一旦收受，属员势必加征税课于人民，并且日后遇有请托便难拒绝，危害极大。在雍正帝的谕令下，各地规礼尽被裁革。
严禁婚丧奢靡
雍正常常训诫臣工：“如果想要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首先要重视民风民俗；重视民风民俗，最重要莫过于崇尚、倡导节俭。”主张婚丧节俭是雍正帝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内容之一。
监察御史向日正在雍正元年（1723）的一份奏折中说，直隶等地方男女婚嫁讲究钱财，取名是聘礼，实际是铺张浪费。多者二三百两，少者也要四五十两。“就算是在士夫之家都需要挪借，更何况普通老百姓。为此，一些百姓家为了娶亲竟变卖房产。如果男家凑不够这些钱，很可能就要一辈子打光棍了。种种弊端，不可枚举。”
这份奏折引起了雍正帝的重视。为扭转民风，树立“婚姻不论钱财”的风尚，雍正帝先制定了婚嫁礼仪，接着，又于雍正元年（1723）五月，对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作出具体规定：汉人纳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员之家，绸缎、首饰以八件为限，食物限十样；五品以下官员分别递减；平民之家只准送绸绢，果品限于四种。举行婚礼这一天，官家限用六盏灯、十二个吹鼓手，庶民限四盏灯、八名鼓乐人。
雍正和“恩人”年羹尧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非常好，并且给予了年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不顾有失至尊的体统，说年羹尧是自己的“恩人”。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
雍正曾经对年羹尧说：“朕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地待朕；你如果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就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
然而，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觐见雍正。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在道旁迎送。到北京以后，迎接他的王公以下官员也都跪在路边，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甚至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要求雍正奖赏军功，整治阿灵阿等人。这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回任后，即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作为人臣，建立功业很容易，但是守住这份功劳难；守住功劳容易，毕生持之以恒难。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功臣却倚功造过，结果导致帝王反恩为仇，这在人的性情中常有。”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两年以后，雍正暗示下的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雍正说，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有官职的全部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密折
密折，始于顺治，推行于康熙，而大盛于雍正。所谓秘密奏折，就是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而是径直报皇帝亲拆御览，皇帝有什么指示意见，随手用朱笔批示，然后再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了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
这种密折治国术为什么独独盛行于雍正时期？雍正和别的君主相比，有着非同寻常的资质：一是精力过人，普天之下无事不想过问和插手，在这种雄主的手下，官员可别指望有什么隐私，妻妾争风的家丑不过夜就被雍正知道了。二是多疑忌刻，雍正最忌官僚结党，而这类实质为“小报告”的密折正是防范臣下欺蒙的利器。
雍正对密折所作的朱批，是非常个性化的，语言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甚至常常不避村俗俚语。雍正的朱批还是拉拢臣子的手段，“凡是外调出京为官的大臣，朕都非常感慨，不忍心和他们分别，可因此而落泪的，却只有你一个人”；“要注意认真养好身体，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酒？如果是喝的话就戒了吧”！如此深情款款的上谕，做臣子的哪有不感激涕零誓死效忠的？
雍正皇帝爱喝酒
雍正平时政务非常繁忙，连外出都没有时间，他从未像康熙或者乾隆那样南巡或是北狩。有时候心情郁闷，自然要略加排遣，从而缓解压力，也是对自己不能外出游乐的一种补偿吧，雍正喜欢喝宁夏产的一种羊羔酒。
雍正曾经发密令指示年羹尧：“宁夏出一种羊羔酒，当年有人进过，现在已经有二十年停止不进贡了。朕非常喜欢喝这种酒，宫中现在没有了，你秘密寻些送进宫来，不用太多，百瓶左右就够了，喝完了朕再发旨通知你。”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雍正对道教修炼的丹药，非常感兴趣，在宫中蓄养道士为他炼丹。他亲自用朱笔书写密折数份，特谕一些地方心腹要员：“留心访问，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如果能找到，一定要耐心开导，不可强迫，并相赠重金来安顿他的家人。对本人更要优礼荣待，迅速派车护送来京，朕有用处。一定要博问广访，竭力为朕寻找。”为了消除诸大臣的疑虑，他同时说“即使送来的人没有本领，朕也不怪罪。朕自有试用的方法”。诸大臣接到如此上谕，又怎敢怠慢，纷纷推荐道士进京。
这些道士之中，他赞赏的是紫阳真人，说他所著的《悟真篇》，阐明了金丹的真谛，堪称“神仙”。雍正还写过许多歌颂道士采药、炼丹、放鹤的诗句。在他的《御制诗集》中就有这样一首描写炼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宫中炼丹图。
雍正服食丹药，除治病外，更重要的是补充元气的济丹，从不间断。他曾将济丹赏赐给心腹鄂尔泰和田文镜吃。说济丹是“经过精心炼制，不论寒热温凉，效果殊异，确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良药，尽管放胆服用，不必有所怀疑”。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仓促驾崩。雍正驾崩后只隔一天，即八月二十五日，新君乾隆就下谕旨，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出宫，称他们是“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谣出事”。并将所有炼丹原料清运出宫。
“朕安好，邬先生怎么样？”
绍兴师爷在清朝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当时就有大清国“绍兴三流行”的说法：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大清国的师爷举足轻重，像左宗棠、华蘅芳、包世臣等人都曾经做过师爷。就连林则徐，在未科考及第之前也曾经做过西江都督百龄的幕宾（师爷）。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后期，师爷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如曾国藩当时的幕府人员多达八九十人，李鸿章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幕宾工作的地方一般叫“馆”，主人对他的礼数是很隆厚的。
而最富传奇色彩的应该算是雍正朝河南巡抚田文镜幕下邬先生的事迹。据说邬先生是绍兴人。一天他向田文镜说：“您想不想做天下的名督抚？”田文镜说：“当然想啦。”邬先生说：“那么这几天您就放手让我去做，不要管我。”田文镜答应了他。几天后，邬先生上了一道奏折，田文镜连看都没捞着看。田问邬先生奏折内容，邬答：“弹劾隆科多，奏折一上，您的大名就成了。”田文镜大惊失色，那隆科多功勋赫赫，又是皇亲，这次可捅大娄子了！后悔莫及，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但不久却传来隆科多获罪下狱的消息。
原来，隆科多虽然是雍正的舅舅，在雍正登基中立有汗马功劳，但他因此骄恣不法，雍正早就想除掉他，但没有人弹劾，邬先生的奏折正好是一个审查隆科多的借口。田文镜以后在雍正朝宠遇日隆，邬先生功不可没。后来邬先生与田文镜发生了矛盾，邬非常气愤，离开了他。田文镜开始也不以为意，但从此写上去的奏折屡次因为不合上意被斥责，才意识到自己真的离不开邬先生，只好备好厚礼请他回来。雍正也知道田文镜的奏折是邬写的，所以很多次批阅田文镜的请安奏折时，就写：“朕安好，邬先生怎么样？”
雍正王朝的关贸总协定
雍正年间，内地商民的烟草、茶叶、缎布、杂货等物品前往中俄边境库伦及恰克图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逐渐多了起来。到乾隆时期，那里已经是百货云集的地方，市肆喧闹，人口众多，非常繁华，当时被称为漠北最为繁荣富庶的地方。开始设恰克图市场的时候，清朝和俄罗斯都不征收赋税，可到后来，慢慢的俄罗斯开始偷偷违约，私自收取关税；同时，边境的老百姓都有马匹丢失的现象，但是俄方经常是故意增加丢失数量，要清政府赔偿。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皇帝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不再和俄罗斯人通商。后来库伦大臣庆桂奏报了俄罗斯恭顺的情形后才开市如初，同时商定了复市的条款：
（一）在恰克图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