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通过对宋哲元的高调任命，让全中国军民看到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对宋哲元、对二十九军十五万将士的信任，从而截断宋哲元的所有退路，迫使宋哲元不得不打消幻想，幡然醒悟，继而保持二十九军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使其不至于在关键时刻倒向日军。
这一力排众议的任命，完全没有考虑到战功卓著才华横溢、但是却缺少足够资历的安毅的心情，在蒋介石看来，安毅不是那种独霸一方、听调不听宣的地方诸侯，不管如何，坚决抗日、顾全大局的安毅，肯定不会因此有何想法，哪怕一时心中失落，也都能理解自己这个校长的良苦用心。其次，目前华北最强大的、堪称中流砥柱的第十七军出自安家军，虽然安毅亲自前往指挥会更有效果，但是年轻气盛的安毅极有可能无法做到全局折服、步调一致，相反，如果换成宋哲元来负责统筹安排，再有程潜这个元老压阵，第十七军、万福麟部、庞炳勋部都能放弃心中那点儿自私自利和所谓的老资格，都能做到全力以赴，不计得失。这，便是蒋介石最大的考虑。
“委座，担心安将军心里不好受？”
白崇禧不知何时来到蒋介石身边，与蒋介石并肩而立，望着已经蹲在草坪上，不断用手比划的安毅。
蒋介石微微一笑：“不，我从不担心安毅会有何想法，他是我最好的学生，也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他定能体会到我的一片良苦用心，这个时候，二十九军的立场太关键了……健生，谢谢你支持我的决定，想必安毅也非常感谢你在短短半个晚上时间里，协助他拿出第五号华北作战计划来。
“说实在的，抓住机会主动出击的设想，此前我也仔细想过，只是，没有你们想得如此细致全面，就连最坏的打算及补救措施，你们两个都能在转眼之间计算出来，令我叹服，更让我倍感欣慰啊！”
白崇禧没有半点得意，反而对蒋介石的另一个计划由衷地赞叹：
“委座客气了，其实委座早已制定的淞沪作战计划，才是令属下叹服的，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委座会对上海日军一直存有雷霆一击、力争全歼之详尽计划，看来，委座不但把敌人瞒过了，也把军中所有将帅瞒过了，此时属下心中仍然满是钦佩和感慨啊！”
蒋介石难得地笑了：“健生过誉了，谁能瞒得过你这个小诸葛？不用想，我都知道你肯定早已有此念头，否则你断然不会在看到这个绝密计划的那一刻，显得那么的平静，呵呵……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安毅和你匆匆制定的五号作战计划吧，虽然在全局指挥上有颂公，前敌指挥有刘经扶，但是具体指挥还得要个人去才行，你觉得何人可以代替啊？”
“胡家林！”
“嗯，正合我意……不过，是否健生去和安毅私下商量一下，否则我担心等会儿复会，他会据理力争，弄不好，焕章兄几个又要叫唤起来。”
“属下遵命！不过，散会后委座恐怕还得费点儿心机。属下猜想，安将军会去找委座私下据理力争的，因为，第五号计划最为关键的部分，并不是先发制人的第一阶段战役，而是第二阶段，这才是最要命的血战啊……”
正文 第一二三五章以下克上
第一二三五章以下克上
一直以来，日本有着浓厚的等级意识，日本人强烈的等级意识并不是只在上下级之间有所表现，在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发现。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是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在和日本人交际的时候，如果不重视等级制度，那就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
日本人出现“以下克上”的源自于“皇姑屯事件”。二八年六月三日，日本关东军试图制造混乱，占领中国东北，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在沈阳郊区皇姑屯炸毁了中国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作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若公开处分河本，会严重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勃然大怒：“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作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作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直接导致了后来日本军队中“以下克上”行为的泛滥。
日本第二次出现“以下克上”，是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就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日本天皇都不知道，完全是由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三人一手策划的。根据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满洲”。最初“满洲事变”行动日期是九月二十八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九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因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决定把“满洲事变”提前到九月十八日。这天刚好是日本大本营派遣的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的日子。
当然关东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有人曾经反对说，东北张学良拥有三十万精锐部队，而关东军加上在东北的日军铁道警备队、在乡军人、警察部队和日本浪人，最多不过五万人，由如何同东北军对抗？石原莞尔对这样的言论嗤之以鼻：“张学良很清楚，我们后面有强大的日本！而他的后面的同床异梦的蒋介石！东北军有张学良，就好像是一头长了绵羊心脏的老虎，他能不惧怕狼吗？”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安排了周密的计划：首先由今田新太郎大尉带人炸毁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谎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再由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以及平田联队向东北军发起攻击。九。一八事变三元凶，都是中低级军官，是“以下克上”。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赌博是赌这么两点：第一：假如本庄繁不同意，不派援兵，假如日本陆军部坚决反对，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柳条湖事变就会流产。第二：假如张学良坚决抵抗，蒋介石坚决抵抗，以装备精良的三十万东北军，以日本在东北的五万兵力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但石原莞尔认为国内陆军部肯定会支持，张学良肯定不会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九月二十四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日本代表于九月二十五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军将立刻开始撤退。然而，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驻朝鲜的日军增援。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拒绝了关东军的请求，向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一郎竟自行派出三万多军队增援关东军。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再次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十月十八日又向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未作抵抗，很快全部撤入山海关内，东北全境沦陷。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这让越来越软弱的日本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责任。由于战争得不到首相的认可和支持，军部激进势力大为恼怒，他们制订了袭击首相官邸、刺杀首相，成立军事独裁政权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后因为内讧泡汤了。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年过七旬的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是孙总理的老朋友，他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十二月二十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这一秘密和谈被曝光，惹怒了军内的激进派。三二年三月一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犬养首相却没有承认“满洲国”，这更加激怒了激进派军人。三二年五月十五日，一伙狂热军人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杀害犬养毅首相。犬养首相被杀后，日本政府在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认“满洲国”，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令人深思的是，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还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要为凶手开脱减刑。一些少女甚至写信，说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军“以下克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兵变中包括两名首相在内的一大批日本温和派官员先后被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军人趁机控制了政权。
这次在华北大地，日军依然采用了“以下克上”的方式，冷静面对其国内大本营发出的“暂停战争，等待援助”的命令，主动挑起战火。七月八日傍晚六点，日军一个大队又一次对宛平城发起猛烈进攻，调动火炮猛烈轰击城墙，九辆轻型坦克冲击中国守军的城外阵地。
宛平城城墙千疮百孔，城内被炸成一片废墟，城西一线被日军迅速突破，以密集火力掩护工兵冲向城墙，安装大威力炸药实施爆破，几经攻防，终于成功引爆，古老的城墙被炸出两个口。二十九军将士已经打红了眼，不惜牺牲，顽强回击，用步枪、手榴弹、炸药包等武器猛烈回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浴血激战，日军付出沉重的、伤亡数百人的代价，仍无能越雷池一步。
此刻，第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率领的第一一〇旅奉命增援而来，日军在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两面威胁下，只能选择停止攻城，飞速撤退，并寻机对增援部队进行凌星的冷枪射击。
宛平一线枪炮声不停，北平和天津两地却在进行艰苦谈判。受宋哲元委托的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北平与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谈判，坐镇天津的张自忠奉命在天津与日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