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其对此地的重视程度。
就在第一坦克师师长陈般年少将准备下达攻坚命令时，萨里城西的苏军防御阵地上，突然高高扬起了白色的旗帜，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
陈般年得到前线急报，大惑不解，开战三日来，苏军还从无未经历战斗就投降的先例，连忙命令身处一线的第四装甲步兵团团长高宝林中校亲自去查看是个什么情况。
半小时后，苏军的代表带到了陈般年的通讯指挥车上。
这名代表是一位有着一头金色的卷发、高高的鼻梁及湛蓝眼睛的白人男子，年约三十出头，身穿一身笔直的西服，脖子上打着根领带，看起来非常有精神。
来者惊讶于通讯指挥车里不断闪烁的电子设备，随后向陈般年友善地点了点头，不卑不亢地说：
“陈将军，我是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全权派出代表雅戈达，军衔是二级集团军指挥员，我奉命前来与贵方接洽，就当前波斯及印度战事提供我方的意见，并就我苏维埃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员委员莫洛托夫同志访问南华一事，与贵方高层展开磋商！”
陈般年听完吃了一惊，但又担心这是苏军的缓兵之计，于是问道：“请问贵方对当前战事有何意见？”
雅戈达说：“我方请求贵军立即解除对我方的无线电封锁，以便我最高统帅部及军区司令部，及时对前线各部下达指示，将占领的地区逐次移交给贵军。我们需要贵军高层做出承诺，在《停战协议》签订后，向我军移交所有部队和武器，包括在阿富汗及波斯战役中被俘的将士……”
陈般年愣了一下，觉得对方不像是撒谎，又问道：“请允许我问一下，贵方为什么要这么做，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贵军表现得很出色，尤其是在山区和丘陵地带，给我军造成的困扰很大。”
雅戈达耸了耸肩：“对不起，这属于高级机密，我需要与贵方最高领导人面谈，转达我方的意思。为表诚意，里海沿岸地区所有我方军队均已接到通知，放弃抵抗，只等贵方入驻移交政权，和平协议签订后在贵军的护送下，返回阿塞拜疆及南高加索地区。”
“好吧，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向上级转达，由上级做出决定。”
陈般年在国防大学进修了三个月，期间多次听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说法，清楚这极有可能是苏联方面释放出来的善意，以达到某种战略目的，想了想补充道：“不过，我们不会放弃对萨里城的攻击，我希望在进驻城市之前，贵军能够主动开出城池，放下武器，向我方投降，这样能够避免摩擦开火。不管最终高层能否达成和平协议，我们都会善待贵军，说到做到！”
“好！”
雅戈达虽然脸色有些难看，但还是点了点头：“我们在萨里城派出了大量内务人员，对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肯定不会对贵方的军事行动造成任何困扰。最多两小时，我军即可出城接受贵军监督。”
陈般年吩咐高宝林将人送回去，目送装载雅戈达的装甲车离去，立即把这一突发情况上报给集团军、方面军及总参谋部。
两小时后，苏军大约两个团的部队，从城外三道阵地撤离，与守城的一个团汇合，再加上赤手空拳的炮兵，统一在城市东北方空旷的沙砾地上，整队集合。
待集合完毕后，以团、营、连、排为单位，纷纷将步枪、手榴弹、机枪和迫击炮放到了前面的空地，很快各种枪支弹药便堆积成了小山。
陈般年派出两个团装甲步兵，将赤手空拳的苏军带到了远离城市的侯赛因小镇，在工兵的指导下，建设栅栏、帐篷和操场，未来一段时间，这里将会成为苏军官兵居住的地方。同时，部队快速进城，接管城市的各个战略要地，占领苏军丢弃的炮兵阵地，并在雅戈达的引导下，接手政权。
到了傍晚五点半，武警部队一个大队、民运总队一个分队开始进驻萨里城，正式组建军管会，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而此时，对于苏联抛出的橄榄枝，新京方面正在展开激烈的争论。
第一七四三章应对得宜
华灯初上。
南华，新京，小南海治政堂勤政楼会议室。
“这个时候，苏联人怎么会想找到我们谈判？而且还要派出他们党内第三号人物，这根本不可能嘛……这一定是苏联人的拖延之计，我们不能上当受骗！”
应邀出席会议的吴庭艳对苏联向无好感，几乎第一时间提出质疑。
南华政府秘书长蒋云山微微一笑：
“我倒觉得颇有可能！现在苏联政府在国际国内的局势并不好，柏林正在酝酿的《德意日同盟条约》，明确将苏俄排斥在外，同时，德国正在抓紧时间，对巴尔干布局，苏联人对此颇为忌惮，但是却无可奈何！根据种种情况，德国在解决英国问题后，对苏联动手的可能性正在无限增大，苏联方面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其选择与我方和谈，谋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后方，是很正常的事情！”
徐子良提醒道：“秘书长，现在我们占据着苏联的中亚、西西伯利亚东南部、东西伯利亚南部地区，与苏联在领土上存在着巨大的争端。同时，我们在中亚及阿富汗地区，歼灭了近百万苏军，现在又在波斯和印度境内开战，彼此用深仇大恨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我实在想不出，苏联人凭什么会放弃他们的仇恨？还有一点，我们和远东共和国是天然的盟友，若是单独与苏联人接触，远东方面会如何看待我们？如今中亚的部队，大多在印度和波斯境内作战，若是与远东共和国翻脸，北线的安全如何得到保证？”
安毅点了点头：“总理和外长的顾虑很有道理，谁来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国家安全部部长杜易和总参情报部部长刘卿几乎同时站起，最后还是刘卿谦让，让杜易发言。
杜易没有推辞，郑重地说道：
“我想提醒一下在座的政治家们，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原本我们和远东共和国关系良好，但自我们收复克米罗沃工业区后，远东共和国方面多次来电讨要，却被主席、政府及军中将领先后严词拒绝，称这些地方是我军从日本手里收复，无权归还，尤其是今年我们向托木斯克大量移民及安排大学生入读后，双边关系便迅速陷入低谷。我想，若不是远东共和国恪于其后勤补给需要我方进行补充，可能早已经和我们翻脸了！
“目前，我军布置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四十余万军队，与其说是防备已经与我们隔着远东共和国的苏军，倒不如说是防止远东军随时有可能的南下入侵！我方、苏联和远东共和国，在乌拉尔、伏尔加河、雷恩沙漠及里海地区，形成了微妙的均势，彼此忌惮，彼此防备，勾心斗角。
“其实，不管是总参情报部还是我们国安部，均对此有过较为清晰的分析，最后认定——无论是苏联统一远东共和国，又或是远东共和国解放莫斯科，其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与我们兵戎相见。自去年远东军和苏军的基洛夫会战结束后，远东共和国高层内部便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其主张为：南华的扩张，完全是以苏维埃和远东共和国的严重削弱为基础的，对苏维埃而言，用黄祸来形容也不为过。这个反对派希望远东能与莫斯科和解，进而携手收复苏维埃失去的土地。但这种意见遭到柳申科夫、叶戈罗夫等人的压制，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
“国防大学曾经对远东共和国邀请我们出兵中亚一事，进行过较为科学严谨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远东共和国对此是不怀好意的，他们原本最大的期望，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与苏军彼此消耗，由他们来摘取最后的胜利果实！
“论据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在远东军南下期间，其西线迟迟打不开局面。要知道当时远东军与对峙的苏军，兵力比达到二比一，由于受大清洗影响，对手的武器装备、训练及士气均远远逊色于远东军，可是远东军却表现得很低能，若不是我们果断采取‘蛙跳’战术，实施南北突袭夹击的战术，苏军控制的里海铁路补给线不可能中断，苏军在中亚的抵抗将持续下去！事实上，远东军在取得西线胜利后，发现情况不对，认为南线苏军的灭亡不利于远东共和国控制大局，于是匆匆选择了北上，由我们独立来完成接下去的作战。
“其次，在我军取得关键性大捷之前，远东军持续将他们在远东的工厂企业向蒙古境内搬迁，但我方确定对苏军的战略优势后，其工业设施便只迁往西西伯利亚。我们可以以此推断，当时远东高层的真实想法，其实是期待我们遭遇严重的挫折，只能不断调动驻蒙古的军队南下作战，待蒙古的兵力空虚后，择机取代我们。毕竟对于南华来说，蒙古相当于一块飞地，在面临日军空前的压力下，极有可能会出现一败涂地的情况，因此只能由远东军来挑起大梁，最后蒙古的归属不言可知！
“第三，当初远东军北撤后，我方与中亚苏军的兵力比是六十万对九十万，苏军占据要隘和天险，与我们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丝毫不落于下风，估计当时所有人都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太可能是苏军的对手！随着源源不断的兵力被消耗，对远东军的依赖必然加深，到最后只能沦为远东军的附庸！但是没有人想到，苏军中亚战区统帅库利克频出昏招，一招失算满盘皆输，最后竟然将整个中亚拱手相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我军彻底解决中亚战事后，远东高层便再未对我方进行过任何正式访问，所有的一切均是来电协商，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快一年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推测，不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与远东方面，本来就是相互利用共同依存的关系，但并没有把自己的未来交到远东共和国手上，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考虑与苏联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好的条件？我们只需紧守一条底线：所有针对远东共和国的条款，我们一律不加考虑就行了，这样对人对己都是个交代。”
杜易坐下后，会议室里一片沉默，所有人都在消化这些闻所未闻的消息。
副总参谋长杨飞站起来：“虽然我们军方确信，就算没有苏联人的主动退却，我们也可以解决波斯和印度战事。但是，如果苏联方面能够主动予以配合，那对减少部队伤亡，进而减轻政府和军队的财政负担，是大有好处的！
“打仗说白了，就是砸钱，一个士兵的抚恤金及保险金加起来为一千华元，虽然这个金额定得不高，但若出现大面积的伤亡，比如超过十万人的战死，那么，最少一亿华元就没了，同时，我们还得负担军人家属的生活费用，直到烈士的子女成年为止。再看看弹药方面的消耗，一枚75mm炮弹，造价为15华元，88mm高炮的造价为30华元，105mm山地榴弹炮炮弹的造价为22华元，120mm榴弹为25华元，150mm榴弹为30华元，一枚107mm火箭弹的造价为28华元，一场大规模的作战下来，仅仅炮弹的损耗，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从财政方面看，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对我方来说，是一大好消息，因为至少我们可以节约几亿华元的战争费用。这些钱，可以多开多少家工厂，解决多少就业岗位，为国家赚回多少外汇？”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周崇安有些坐不住了，连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