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红卫兵抓彭德怀时用的是“闪电战”，所以彭德怀离开成都时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他穿着在成都过冬时的衣服便上了火车。春天来了，他没有衣服换季，加之这时皮肤病发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卫戍区负责看管的人员这才问他：有什么亲人和朋友？彭德怀回答说：“在北京有侄女彭梅魁，此外无其它亲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才给他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与彭德怀见了一面。以后虽有来往，但每次都需经看管人员同意，而且限制非常严。
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
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信是彭总写的，内容是这样的：
梅魁：
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购置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以后不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你拿去除作为还你六八年替我作的制服外，再作一条棉裤。
彭德怀
1973年7月11日
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他已经死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后一次见到伯父的遗体。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丧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却时时刻刻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应该说，彭德怀和彭梅魁的来往中是没有什么隐秘可谈的，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写的“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的“交待”材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秘密：在“1962年6月我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的标题下，他写道：“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实，这封信的珍贵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保存。但这除了说明彭总斗争策略非常机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条罪状吗？
2．7 将星陨落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后，戚本禹、关锋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后，彭德怀被监禁进行所谓专案审查。
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斗会上竟被打伤，致使肋骨骨折，卧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难。不久，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又叫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诸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头、脚、唾味的考验，以致当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时，便瘫倒在地。69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
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21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7月27日至30日，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
“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除忍受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外，这时的彭德怀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级、调子越叫越响，罪名也越批越重。
在林彪、江青一伙如此用心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况如此凄惨，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怀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并同意了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了铁案。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才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怪不得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大发其慨：“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力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将星陨落了。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一生功名今何似？留与后人话短长”。当我们从历史的陈迹中披抄拣金，作了上述考察之后，我们无不痛心却又非常遗憾地发现：造成彭德怀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固然是可恶的林彪、江青之流，然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错误，也不能不算作其中的原因之一。
3 魂兮归来兮，远方不可久留
——骨灰之迷
他一直背了十五年的“黑锅”，直至身陷囹圄、含冤而死。十五年中，他时时期盼着春天，渴望着自由，然而，春天来了，他的冤案也将要平反昭雪了，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他的骨灰杳无下落，他的冤魂不知飘到了何方。
3．1 魂归何处
1976年10月，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又一声惊雷：“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拔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这一消息又把人们从悲痛之后的怀念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真可谓天涯何处觅忠魂！
彭德怀被监禁的后期，病情日益严重，被指令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这是301医院外科楼的一间病房，光线本来就十分昏暗，再加之窗子都被糊上了厚厚的一层纸，一点光线也照不进来，使这间名义上的病房显得更像一所牢房。身患直肠癌的彭德怀虽名曰治病，实际上仍然过着囚犯般的艰难生活。病房门口有战士看守，出入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1974年10月以后，他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奄奄一息了。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之中，这位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曾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秘密地火化了。
此后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魁梅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于1940年至1942年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孔明进京以后，曾特地去看望过浦安修一次，并对她说，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转移到了成都，此后李大章又告诉了她详细情况，但同时要求她绝对保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浦安修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陈云在家中还给她留了一张小字条，告诉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将很快解决，三中全会决定给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昭雪。浦安修顿时感到心中轻松了许多。
人死灰亡，这一沉痛的打击使浦安修时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她清楚地记得，1965年11月她去北京送彭德怀去三线参加工作之后，两人一直未有机会见面。直到1967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批斗会上，老俩口一起被拉到批斗台上时，她才偷偷看了彭德怀一眼，但却连一句话也没能说成。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偷偷的一瞥，竟成了她和彭德怀的永久诀别。唯一能使她得到一点安慰的是，彭德怀的亡魂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南三线工地。她明白：彭总离不开大三线，三线人民也热爱彭总。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仍活在三线人民之中，相信彭总的骨灰是会被妥善保存的。但又一想，在那个动乱的年月，老伴的骨灰难免不发生差错。因此，她又感到不安。当得知中央军委筹备彭德怀追悼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到处寻找彭德怀的骨灰时，便立即向他们汇报了上述情况。
3．2 化名存骨灰
成都的冬季，天气格外阴湿寒冷。天刚一亮，大地便笼罩在厚厚地浓雾之中，使人感到格外的压抑和神秘。
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和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三位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须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三位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