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使大部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从而使他们转事工商成为可能。嘉靖十年时就已出现了一条鞭法，后为张居正施行全国。一条鞭法中规定：“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11）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意味着力役的取消，而由政府雇人充役。其二，把力役摊入田赋中征收，官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而放松了对丁户的控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二中讲到：“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12）
大量身份自由的无产者，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手工业部门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的生产的萌芽；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最为典型。据《吴江县志》卷三十八记载“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丝挽。成弘以后，士人亦有精于此其业者，相沿成俗。……有力者，（始）雇人织挽，贫（者乃）自织”。明代后期，此类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的机工的数量更加庞大。两者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整体。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13）再如以矿冶业称最的广东地区，此类手工工场的规模相当大，“凡一炉矿，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家，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14）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大量吸收城乡的破产者，使他们成为市民阶层中的主体部分。这些受雇者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他们与工场、作坊主之间纯粹是一种货币的关系。万历年间，苏州的手工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而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其中有织工，有纱工，有煅工，往往百十成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这种自由雇佣，“自由”出卖劳动力正是明末市民阶层的一大特点，决定了市民阶层反封建的实质。
明中叶后，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从业人员的增长商业日渐繁荣，逐未营利尉成风气，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为显著增长的阶段。《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寻至正德未嘉靖初，隆庆间，则稍异矣。出贾昧多，土田不重。操资多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争，各相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沃臻矣。……迨致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未富居多，本富既少。”（15）由于商人的活动尤其是行商的南北交易，大大促进了物资的交流“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6） 1598年，西方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陪同下，沿北上赴京。在南京至北京运河的旅途中，他看到明代运河和沿途各埠经济繁盛的景象，他生动地记载：“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泽不绝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有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17）所以京畿地区什么也不出的，又什么也不缺乏，“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从私商利用漕运贡船实情看，在商业资本带动下，运河经济已开始被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异化。
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南翔镇、外冈镇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嘉兴镇都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以松江为例，嘉靖以前尚“城多荆榛草莽”，到隆庆万历年间已是“生齿浩繁，居民稠密……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再看乌青镇，“（洪武初）虽云重兴，亦不尽复。迨成化弘治间，年谷屡登，居民殷富，锐于兴作，……民居则鳞次栉比”。（18）江南市镇的勃兴表现乡村都市化的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此类市镇的居民主要已是工商业者。吴县“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而牙侩辏集”。瓜州“居民悉为牙侩，贫者倚负担、剥载索。雇直以糊口，弗事农”。（19）与此同时，规模大而且繁荣的工商业都市逐渐形成，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明初的百年间全国即已有南京、北平、苏州、松江等三十多个大都市，北京、南京的人口更达到百万。大都市镇的发达使得集中在城镇都市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逐渐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也必然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大影响。
二；市民阶层兴起对中国的社会的影响
明中叶以后；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以商贾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市民阶层所要求的的商业社会的原则和封建传统体系产生冲突，既有经济基础的的矛盾，又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从而影响到晚明社会的整体风貌。
首先在政治方面，市民阶层要求取得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的斗争，使晚明中国的政治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随着商业资本的渗透，私人地产迅速发展。封建等级地主在土地商业化过程中受到了打击，代之以新兴的商业地主。明中叶后土地私有达到极盛“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逐有一户而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此亦田产之一变也。”（20）列宁分析俄国农奴制的衰落过程“封建政治的基础即以土地为标志的权力日渐式微，而货币的权力则日逐增长着，土地日益卷入商业流通中了”，（21）只是这种变化在中国要缓慢含蓄的多。这些市民阶层的豪贵集团要求取得政治和经济权利，以保障已取得的经济利益，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基本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民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普遍承认私有财产和重视‘在与社会和宇宙的关系中的个人权利’为其特征”。（22）可以肯定，传统中国社会绝对的君主集权与商业社会的根本原则是相对立的，具体的表现是万历年间市民阶层的反“矿税”运动。明神宗为保证其挥霍，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派宦官到各地去征税。“至万历中叶，矿使四出。久之内府之藏冠绝千古，而上拥为己有，……然其时大珰、小监纵横驿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23）其中派往矿山的曰“矿监”，到城镇或交通要道设卡收税的曰“税使”，到广东搜刮珍珠宝石的曰“珠监”，到两淮去搜刮盐税的曰“盐监”。这些矿监、税使另建衙署，自成系统，打着朝廷的旗号无视官府，任意盘剥商民，甚至“矿不必穴，税不必商”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更有一些“矿监”随意指认富家宅地有矿可采，乘机勒索，以致于“孑孑小民，或弃妻子，鬻田宅偿公家，而犹不给，生者流离道路，死者委填沟壑”。（24）在经济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市民阶层各个集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与封建特权展开形式各异的斗争，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
市民等级的斗争不同于以往农民的暴动，不直接以更替政权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企图通过改良维护该阶层的利益。其中斗争最坚决的是平民阶层；最初只是反对内监和“矿税”，而大规模的市民运动要在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工人的反抗运动。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临清市民一万多人揪打税使马堂，烧税署，毙其爪牙三十七人。“（万历三十年）税监杨荣，肆虐激民，民不胜愤，火其厨房，杀委官张安民。”（25）其后，在湖广、云南、闽粤地区都相继发生了反对矿税的斗争。
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运动的标志事件，是天启年间，在长江流域以无锡为中心的东林党运动。东林党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由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东林党认识到，要澄清吏治首要严肃京察，限制最反动的上层官僚和宦官的特权。“长安（指京师）之贿风不戢，则外吏之盗行难除”。万历十五年丁亥京察是东林党整饬吏治的尝试，及至万历二十一年京察虽都失利，但东林党人的影响就从这里开始。赵翼说：“赵南星由考功郎罢归，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其名行声气足以并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
东林党代表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阉党代表最腐朽的君主专制的权力。新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的时候，落后的东西不会自动地消失，反作最后的挣扎。这场斗争因为东林党的组阁演化为政治迫害，“一切书院尽行拆毁，变价入官”，阉党炮制了《东林朋党录》等诬蔑东林党的文字。东林党与历朝朋党不同的是东林党取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同情，尤其是市民阶层。“他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集团；而是江南中小地主与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阶层的联盟”。（26）因此东林六君子狱引发“士民”的反抗运动不足为奇。如杨涟被逮，“都市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旌而夺公”。（27）再如周顺昌就逮，“士民夹道”而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甚至有暴力抗法的，黄遵素被逮后，锦衣卫“凌铄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纵。’一招而击者云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这些抗议运动正发生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常一带；也正是市民阶层最集中的地区。明张溥所撰《五人墓碑记》可以略见梗概：“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愤而死焉者也。”（*蓼洲周公即周顺昌；字昌文，号蓼洲，万历进士，历任推官、吏部主事，后被阉党下诏狱。）“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28）（*吾社即复社，张溥等人于崇祯年间合并江南若干文社组成的社团，以继承东林党为号召故称复社）。朝野之间，鲜明的政治分野，说明地方上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与中央政治体制不相适应。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谈到“中国的中央体制，是以落后地区为标准的”。（29）明朝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十四至十七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东林党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不仅评议时政，还直接参与政治革新。作为松散而有政治倾向的政治势力，具有类似近代政党的作用机制，是市民阶层兴起后在中国社会中的深刻印记。
市民阶层兴起后不仅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对社会风俗和文化取向上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过去遭受鄙视的商人的地位空前提高，逐末营利成为风气，商人奢侈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