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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假设的话。 他是说，仁是很难的修养，人本来有爱人之心。 我们观察一个幼儿，同情人家的时候特别多，后来渐渐长大了，心里的厌恶也越大，仁心就不能够发挥。 所以他说仁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但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天当中，用心、处世，完全合于仁道。 假使有，他仁的修养必然很高超。 只要立志，没有说因力量小而达不到仁的境界。 但是他又补充一句，也许有力量不足而达不到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形。这篇从开头的一节，到这里为止，都是讲仁的体与用。所谓体是内心的修养，如何做到仁、爱人；仁的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心胸宽大，包容万象，能够感化他人，这是仁的用。讲了仁的体用之后，下面引伸讲仁的修养方法：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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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 这个“党”不要以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为政党之“党”。古人所讲的党是乡党，包括了朋友在内。 儒家思想，时常用到这个乡党的观念。 古代宗法社会的乡党，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 交朋友等社会人际的关系对一个人影响很大。 孔子说一个人会有过错，往往都是社会关系的因果。 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一个人的过错，譬如某人作人的态度非常坏，而我们看得清楚，那么自己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过错，假如有，就改过来，假如没有，就更加勉励。 所以看看人家的过错，可以引发仁的修养。
了知生死不相关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道”就有两个研究了。 前面曾提到过，在《述而》里头，孔子真正的学问精神是讲“仁”
，他的根基则在于“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门学问的四大原则。 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这是很难讲得清楚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前面稍微提过，研究上古时代的“道”字与“天”字，都有几个意思。 同样是个道字，用处不同，有时“道”是代表形而上的所谓本体，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也是指人生宇宙万有最初的那个本体。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道是指那个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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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道”说可以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则把它假设说明。“非常道”
，但毕竟不是平常的假设可以表达得出。就在这两句话中，三个同样的道字，意义都不同。 中国文字有假借用的。 碰到这些问题就很讨厌。 例如“道”有时表示形而上的本体，有时候表示形而下的法则、原则、守则，如治道。 又如《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因为军事思想是活动的，用兵是不厌其诈的，一切为了打胜仗，这个“道”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
，又完全是两回事。 还有时候是道路的道，一条路叫作道。 有时候又是指心性而言，是心性的本体，也就是理性、理念的最高境界叫作道。那么孔子在这里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形而上的那个道，还是形而下的那个心性的法则呢？无法定论，这个问题很大。 在本篇里，后面有孔子对曾子传道的话，到那时再来研究，可以连贯起来解释的。 如果在本篇来讲：道是仁之体，仁是道之用。 所以他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得了道，早晨得了道，晚上死了都合算，人生就是怕不闻道。
富贵不淫贫贱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个人如果真正立志于修道，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而是儒家那个“道”
，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 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话，怕自己穿坏衣服，怕自己没有好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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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 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意志，会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无法和他谈学问、谈道。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讲到仁的用世，一个大政治家处理国家的事情，没有自己固执的成见。“无适也”
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作多大的官。 虽然这样没有成见，也不是样样都可以。“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么应该走哪一条路呢？
“义之与比”
，义就是仁的用，只问应不应该做，为道德应该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就不做，以义作比对。 推之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讲仁的修养条件。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在这里讲君子与小人在仁上的分野。 他说君子的思想中心在道德，违反道德的事不干，小人则不管道德不道德，只要有土地就干了。 古时的土地，相当现代的财富。 有钱就是好的，小人想念的都是财富、利益。“君子怀刑”
，君子最怕的事，是自己违反德性，其次怕做犯法的事情。 法律和门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真正要偷，锁是没有办法的。法律也是一样，真要犯法的人，很多是精通法律的，不精通法律的不敢犯法。 所以要有道德作基础，才能补救法律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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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因此君子是怀畏刑法，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只要有好处就干了。 中国过去商场上有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作，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孔子是说明仁义之道。但说起来很容易，真正的修养却很难做到，因此下面补充一句：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个放，就是开展、放任。 一个人基于利害而作人做事，最后招来的是怨怼；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敝屣功名尊道义
以下讲到仁人对社会做大事业的原则：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 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 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 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大好的有两人，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 比较退得可以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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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为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可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 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就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了，就要拿什么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大越多越好。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 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 这并不是他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 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骗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 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是逊清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 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满清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一位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 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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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对？
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
《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加指点。“他说，”你回去。 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 我回去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 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中才另有一只眼呢！“
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实在终生感激不尽。《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 在《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
；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
；再其次为“列传”
，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 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 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 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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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
，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 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 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 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 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
，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 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 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