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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能否谈谈在政治运动中周扬的情况。
张：每次运动开始时，毛主席都是先批评他，他检查自己右倾。我们（这里包括已故的好同志邵荃麟。邵任作协党组书记，体弱多病，管事不多）也跟着承认自己有右倾。批胡风期间，他跟我谈过，要我写文章批，但也说过：胡风还是懂创作的。他还说：“胡风批评庸俗社会学，我看我们还是有的。胡风有些批评是对的，思想体系是不对的。”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来的比较早，你是研究胡风的，应该很了解的。
李：批判胡风时，说他有宗派，周扬的宗派是不是更严重？
张：宗派情绪，我看双方都有一些，年轻时候可能更突出。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召开第一次大型座谈会，由我主持。周立波和我住一个房间，他对我说起刀年代左联时期与周扬合作和鲁迅闹矛盾的事。他说：“那时我们年轻，我们是犯了错误，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我和周扬都是20多岁，不懂事。这么多年了，原谅点吧！”立波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我迄今怀念这位亡友。
李：周扬与丁玲的矛盾也很深。
张：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他们两人都有缺点，至死也没有互相了解。1957年，作协批丁玲、艾青等人。次年1月《文艺报》发表《再批判》。这个特辑是我经手的。周扬找到我、陈笑雨、侯金镜，说毛主席要发表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需要组织批判文章。按语是我写的。送给毛主席，毛看得细致，大部分都改了，题目也改了。原来是《关于再批判》，毛把前面删去，只留下《再批判》三个字。这个按语不好写，我措辞谨慎、拘谨，毛全改了。他批评我们：“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人，文也不足。”在我看来，在反胡风、反丁玲问题上，周扬比较谨慎。开头都不认为是反革命问题，也不希望牵扯许多人。对其他人，如有机会，他还是愿意保护的。
李：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张：譬如艾青就是。毛主席批示连带查一查艾青的历史问题。看到毛主席的批示之后，周扬就把邵荃麟、林默涵和我找去。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艾青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美联”’的一个成员，对他过去历史问题的怀疑不能成立。“文革”中，我们还为这件事受批判。
李：反右时的确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他而打成右派。
张：反右中我有两件事对他也不满意。一件是《文艺报》的工作，一件与陈涌有关。
李：《文艺报》当时的情况，我听萧乾谈到过一些。他被乔木请来当副主编，结果他值班期间正好赶上鸣放，他也因此而被打成了右派。这件事你有无关系？
张：1956年底《文艺报》筹备改版出周刊，让我当主编。乔木推荐萧乾任副主编。1957年春天，毛主席邀请一些同志到他的会客室颐年堂座谈。恩来、朱德等中央同志与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严文井和我也应邀参加。毛主席阐发他关于双百方针的思想；批评了部队主管文艺的几位同志，保护了王蒙。在他家午餐后，他单独和我谈了一会儿。主要意思是对一般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和作品，要一分为二，批评时也指出他多少还有对的地方。我很受感动。我们都认为他要认真推行双百方针，接受了斯大林的教训。我们佩服他博学，懂得如何处理各种社会矛盾。1957年春天《文艺报》周刊，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应运而生的，完全没想到会有所谓“1957年夏天形势”。
周扬长期不到《文艺报》编辑部来，但1956年底开始要鸣放时，他却直接到各编辑室鼓励大家鸣放。他说：“放是错误，不放也是错误，而且是更大的错误。”我估计这是毛的原话。
李：萧乾告诉我鸣放时你在休假，让他主持工作，可后来他成了右派，是不是？
张：我们有三个副主编，还有侯金镜、陈笑雨，采取轮流值班制。1957年头几个月正好是萧乾值班，我身体不好，就基本上不看稿件，由他决定编发。有的稿件看到清样时我主张抽下，已来不及了。《文艺报》放的太多，害了不少人被划右派，事后我承担责任，但也怪罪萧乾，我对他作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对不起他。接下来还是说周扬。他先是来编辑部鼓励我们鸣放，但很快又变了。他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把我、侯金镜、陈笑雨、袁水拍、林默涵五个人找到一起，宣布小平同志的意见。他对我说：“小平同志要我带话给你，要张光年把脑壳后面的一些小辫子自己揪下来，积极投入反右斗争，把《文艺报》办成文艺界反右的主要阵地。”我理解这是要保护我，让我检讨过关。但周扬对我的一通厉声指责，我却很不服气。我扭过头不看他，背向着他，由他去讲。侯金镜爱护我，怕我顶撞出事，事后劝我：“什么时候了？你难道在哪个保险公司保过险的？”
李：作协后来的反右运动，具体是谁在抓？
张：专案组的工作由刘白羽主持。我主管《文艺报》的批判“消毒”。这些文章事后看不得，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我的错误很大，这里就不多谈了。反右中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关于陈涌的问题。
李：听说陈涌从延安时起就是周扬的一个得力助手，是他手下一个具有理论水准的评论家。我写胡风冤案一书时，看了一些他批判胡风的长文。没想到他也被打成了右派。
张：陈涌刚进城时给周扬做秘书，后来到中宣部和北大。他划右派问题我并不很了解。但认为他读书很认真，也有见解，平常不参加政治活动。我觉得不应当划为右派。我的这个观点周扬了解。我曾写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周扬，希望周帮陈涌解脱。信上说，我认为陈涌有错，但无论如何也够不上右派，我说这一点你本人应该是了解的。记得那是在冬天，我穿着大衣，到他家一进门就开门见山说要为陈涌说情。他一下子火了，站起来大声说：“我就恨这种人，看到这条船要翻了，就赶快往那边跳。”看他这个样子，我的信就没有交给他。
李：这就是说在反右中，个人的好恶等因素实际也决定周扬做出一些选择。
张：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他本心还是不愿意事态扩大化，也不赞成简单化。那个时候，他不止一次跟我说：“我们是在夹缝中斗争啊！”他做好事或者坏事，都是真诚的，对党忠诚，忠于毛主席。他也是一个热情的人，不是冷酷的人，谈到一些朋友被打成右派后的不幸遭遇，常常含着泪珠。但另外又是固执的，反胡风、反丁玲的问题上就是这样。
李：反胡风问题上，你认为周扬应该负多大责任？
张：责任当然很大，不过，我想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后来是那种结局。何况他在1953年刚被批评为“政治上不开展”，这次的胡风专案，就不能由他主持。
李：我写胡风的书中谈到五人小组，有你、林默涵、袁水拍、刘白羽、何其芳。
张：你的书我一定拜读。你说的五人小组是负责文字上的编辑和注释，提供思想批判的材料。林是组长。包括林在内，都没有想到材料送上去以后，竟然有了那样的批语。小组的人从个人迷信和宗派情绪（至少我个人是有的）出发，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小组也发现不该算作胡风集团的人名，从材料中剔出去。例如《七月》派诗人邹获帆。我们根据邹规劝胡的一封信的内容，一致认为邹不属于胡风集团，把这意见反映上去了。这些都和周扬无关。不知你是否知道，中央还另设有主管胡风集团专案的五人小组，其中三人是政治局委员。有陆定一（组长）、康生、公安部长罗瑞卿（“文革”中和陆定噶一样受到残酷迫害），另有两人可能是乔木和周扬（这两个人起的作用不大），我对中央的这个五人小组，原来也不大清楚。最近问了有关的两位同志，弄清了确有这个五人小组。
李：80年代周扬发表那篇谈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这件事你是否了解。
张：他要写那篇文章，开始我不知道。我有事去天津，他告诉我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发表以后，我才看到。头脑迟钝，没看出什么问题。稍后引起严厉指责，我曾在党内会议的正式场合，郑重申明我的见解。我说周扬有错，但绝无意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发言，见于会议简报，不少同志看到过。对于乔木的长篇批判文章，我是很不满意的。乔木知道。这件事我不想多谈。
1993年5月5日
李：在研究一些历史问题时，常常苦于很难读到关键人物的回忆录。这好像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可能永远也无法了解了。研究周扬也遇到这个问题。
张：他经历的事情多，与中央负责同志接触多，很可惜他死了，把一本账带走了，很遗憾。周总理的死更是这样，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这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李：人们现在谈论周扬“文革”后的忏悔比较多，他也因此受到一些过去的朋友的批评。这方面的情况你怎样看。
张：我觉得周扬内心一直是有矛盾的。他觉醒得太迟，但还是觉醒过来了，这一点我看就了不起。顺便说一下，你用了忏悔这个词，这正是周扬反感的。他说共产党员有错认错、改错，用不着教徒似地忏悔。我赞成他的意见。
李：1981年你们和周扬谈话时，他讲没讲他关在监狱的事？
张：他不想说。我听别人说。他先关在别处，后移到秦城监狱，他知道那里是关押战犯的，条件不错，开始还高兴。但一看到是铁门，就很沮丧。1975年毛主席批“周扬一案，似应从宽”。有30多人的名单，毛在上面画圈，其中有我，有周扬，但他放出来反而比别人晚。
李：是否可以概括性地谈谈你对周扬的印象呢？
张：对他要一分为二。首先他是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艺事业有开拓性的重大贡献；错误也不少，主要是“左”的错误。我前面说过，在当时的情况下，特别在文化战线，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人，这类错误很难避免。但愿后来者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他在个性上也有缺点或弱点。他不能跟人谈心，很少这样。他的郁闷致病致死，跟他这个致命弱点有关。为什么这样说呢？苏灵扬生前——她生病以前跟我说过：周扬的人道主义文章惹祸，心里不安。他听取乔木建议，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示了承认错误之意（顺便插两句：当时我去中顾委开会，遇见乔木。他关心地说：“这件事怎么了结？我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来：由周扬同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简单地表个态。”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未置可否；可也没想到这个办法造成严重的后果）。谈话见报以后，他非常懊悔，每天呆坐在书房写字桌前，透过窗口向对面屋瓦凝望，不知想些什么，问他也不说。这样呆坐一些天，脑子发病了，后来一直没治好。我就想，如果换上别人，心里有大郁闷，找人谈谈心，发发牢骚，或者大哭一场，也不会得那样的病啊！我还联想到，周扬1965年患肺癌，动过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掉两根肋骨，那是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