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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你怎样看待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他个人所起到的一些作用？
曾：对他个人来说，所起的作用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他的修养，他的品格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起到好的作用。时代潮流是不可扭转的，但他也可以以个人的作用改变一些现状。他过去只是跟着毛泽东走，在文化界起推波助澜作用，按照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他本来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他没有做到。
李：你认为他的错误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曾：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关于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一是宗派问题，一是权力欲问题。
李：宗派主义这个问题现在看非常明显，但有人认为他并不把当官看得很重，这个权力欲问题怎样解释？
曾：权力欲不能简单地看作只是做官，实际还有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唯我独尊的意识。
李：就是说必须确立自己在文艺界的绝对的权威。他的这种欲望，正好和毛泽东希望在一切领域建立自己的权威相结合起来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周扬能够利用毛泽东发起的运动而确立自己的地位。
曾：我觉得可以这么分析。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表现在他还有一些艺术素养，能看出一些问题，但在那种政治情形下，不能坦率地说出来。他说过胡风懂文艺，这至少是一种钦佩。
李：从左联时期他从事文艺运动领导工作之后，他的艺术才能并没有得到发挥。
曾：依我看他是懂艺术的，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他作为文艺领导，他不能不扶植新人，不能不让文艺界繁荣。但真正在他的扶植下成为大家的作家有没有呢？没有，至少我数不出来。有少数有成就的，如陈涌、马烽等，别的我就数不出来了。政治斗争麻痹了他的真正审美能力。作为一个理论家来评价，他的许多文章现在看，只有史料价值，从中来了解文学斗争的发展。但基本上没有艺术上的建树，也没有丰富世界文学理论。何况有些文章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不光彩的。
李：关于他“文革”后的反思和忏悔，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你怎样看？
曾：他因为是四条汉子的主要代表而受到迫害，“文革”后又因为探讨异化问题而受到迫害。双重的打击使他对过去的事情有所反省，在这方面许多人称道他。他真诚地向别人道歉，结果被他自己所造成的势力，反过来把他打倒。他去世前的心情是不愉快的。
李：撇开这些因素，从个人的角度，你又怎样看周扬呢？
曾：对我个人来说，我不怎么喜欢他。他是错误路线的主要执行者，对此我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原谅他。1984年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许多人给他写致敬信，我就没有签名，虽然也知道他有所悔改，但我不能原谅他。他打击了那么多人，晚年的忏悔已经太迟了。这种感情我扭不过来。
李：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往往不是只看重个人作用，就是只看重环境和条件的作用。其实，具体到每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每一个历史人物，环境或个人的作用大小是因时因地而有很大不同的。
曾：周扬的情况也不是他一个孤立的现象。他和一些人牵涉到一些公案，像“两个口号”论争，夏衍仍然坚持他的看法。周扬也同样如此。茅盾的回忆录也有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
李：现在看来要想把历史问题弄清楚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了。
曾：周扬本身就是一个牺牲品。不止他一个。郭小川、袁水拍也是。1955年后，郭小川找卢甸的爱人做工作，要她离婚，然后另外帮她介绍对象。自己最后“文革”中也没有好遭遇。袁水拍“文革”中当上文化部长，对徐迟这样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后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李：许多类似的事情，非常值得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中总结出历史教训，才能使悲剧尽量少发生。问题是，历史常常被人淡忘，重蹈旧辙的人依然存在。
曾：政治运动就是不断地扭曲人，即使善良的人也会被扭曲。于是，文坛总有帮凶、帮闲，在很长时间里，周扬应该说是集大成者。
孪：是个人因素起作用吗？
曾：个人作用也很重要。周扬的个人素质，实际上有些加深了坏的东西，结果真正被一种异化的力量所打倒。譬如他和胡风的个人矛盾，就促成了胡风的冤案发生。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并不反对，他只是主张在文艺上应该有不同的解释。可周扬只是从政治上谈，没有从文艺上阐明，还为此把罪名加在胡风身上。听说丁玲被打成右派后，曾给周扬写过信，说：“我多么想回到你们身边。”但没有回音，不知周扬是如何想。
李：这里插一句，我还想认真研究一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艺的关系，你怎样评价“讲话”？
曾：今天不可能谈得详细。我作为一个作家，从创作而言，“讲话”后延安出了多少好作品？没有。只是作为宣传的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才去看。赵树理的作品算好一点，但很浅，气质也不怎么样。《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根本没法看。
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看过两次，都没能看完。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意见。你难道不认为胡风和周扬一样，也是一个历史悲剧性人物吗？
曾：胡风当然也是，但是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胡风的悲剧造就了他的伟大。周扬是个悲剧性人物，但真正受害倒下去的是他自己。胡风有他的理论和作品在，有他的成就在，有他的文章传世。周扬呢？都没有。除了那些大批判文章和总结报告之外，他的文集还能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呢？我看他最好的文章，是和王若水、王元化合写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李：类似周扬这种情况的作家、理论家还不在少数。
曾：这是他们一代人的悲剧。我和邵荃麟很熟，在武汉编《大江报》时，和他有过来往。1946年前后我常去看他，他和我谈文艺问题，全是胡风的观点。可是，1947年他一到香港就全变了，反过来成了批胡风的主将，他批判的观点，实际上都是他当年同我谈过的观点。
李：听说乔冠华也是这样。
曾：在重庆时，他和胡风是好朋友，但一转眼就变了。可以说，政治扭曲了文艺，也扭曲了人格，即使善良的人，有作为的人，也不能摆脱。冯雪峰与他们有很大区别，但也没有避免这种命运。胡风对他解放后步步紧跟不满意，他讲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说实话，我对他后来的表现也很失望。
李：我总觉得，周扬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历史悲剧性，其实是左翼文艺运动本身的悲剧。你从开始创作起就属于左翼文艺，你对此怎样认识？
曾：我个人是受左翼文艺的影响而参加革命的。30年代的左翼文艺，当时对我很有吸引力，首先是因为有鲁迅，还有当时的一些作品我喜欢，如沙汀的小说。我不同意胡风对他的批评。还有艾芜、张天翼的作品。我，还有一些朋友，都是类似的经历。左翼作家的作品，帮助我们对生活、对社会有所认识，在政治上有所追求，成为他们政治上的追随者。到我开始发表作品之后，有些看法与30年代有些不同了。感到当时左翼文艺的缺点和错误。现在看来，这些错误我认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苏联的影响，共产国际的影响。等年纪大些，艺术修养增加之后，我对艺术有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艺术上无力，政治上就是空洞的。我可以代表一代人的想法。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审定）
与李纳谈周扬
时间：1993年9月9日
李纳——作家，鲁艺学生
辉：你是什么时候到鲁艺的，在那里和周扬熟悉吗？
李：我在1940年到延安，1941年到鲁艺文学系，先是何其芳当主任，后来是荒煤。我在那里时间不长，是最后一期。我的上期同学有冯牧、贺敬之等。我与周扬接触不多。他上大课，我去听课。他找我谈过一次话。在四个系中他比较接近文学系，亲自兼文学系文学部主任。
辉：还记得主要讲哪些内容？
李：他讲“左翼十年”，根据毛主席对鲁迅评论的精神讲鲁迅。
辉：他对你们怎样讲他和鲁迅的关系？他说到他和鲁迅的矛盾没有？
李：他讲到和鲁迅的矛盾，主要是“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他检讨自己年轻气盛，对鲁迅不够尊重。
辉：当时你感觉到鲁艺和文抗是否有矛盾？
李：我感到有矛盾，至少有彼此不同的地方。鲁艺和文抗各办一个刊物。鲁艺叫《草叶》，文抗叫《谷雨》。文抗一部分作家认为边区还是有缺点的，有缺点就应该批评。周扬认为太阳也有黑点，不赞成批评。文抗的罗烽写《还是杂文时代》提倡鲁迅笔法，鲁艺有人不赞成。同学中写诗的多，有人喜欢何其芳，有人喜欢艾青。何其芳主张歌颂。同学中两边有所争论。文抗的罗烽认为还是杂文时代，鲁艺不赞成。同学中间也分两派，有的拥护何其芳，有的拥护艾青，何其芳就是要大家歌颂。同学中有许多人喜欢艾青的诗，请艾青来讲课。艾青从文抗步行20多里路到鲁艺讲课。
辉：听不少人说过，在整风开始后，最初鲁艺当时在延安的部门中，整人是比较严厉的。
李：是的。1942年延安学习整顿党风、文风、学风三风。开始是整顿学风，这时，空气还是轻松的。看小说的空气很浓，随便发表议论。周扬还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大家读了些什么小说。我们在鲁艺的半年中都读得不少，后来周扬总结说，读外国作品的分量多了些，但没有坏处，多读了只有好处。后来转到整顿党风，气氛就紧张起来了。开始审干，写批判文章。
辉：你当时的处境如何？
李：我在延安患眼疾，出去看眼病，后来学习党风，学校将我调回来。年底气氛紧张起来。延安有个刊物，叫做《部队文艺》，在这刊物上写文章的有公木、李之琏、朱子奇、晋驼等，后来把这几个人调到鲁艺整风，在会上批判了他们。由文学系负责批判，主持人是何其芳。起初批判他们的人性论，后来逐渐发展成敌我矛盾。在批判过程中，有过火的地方，也有牵强附会、给人扣帽子的现象。我记得还批判过天蓝。天蓝是文学系的名著选读教员，外语底子很好，曾写过《队长骑马过河了》，很得好评。怀疑他是托派，也受到批判。当时的嫌疑分子，重一点的都有人跟着。鲁藜是嫌疑分子劝说他。当时组织了若干个劝说小组。他不讲话，只念几句：太阳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的。
辉：听说鲁艺被揪出来的“特务”很多，有的教员和领导也被掀出来。
李：当时有所谓“抢救失足者”，弄得草木皆兵，据说是康生创造的。文学系里有一个人坦白自己是特务，在会上做报告，心理描写很动人。他一坦白，便被解放，又来动员别人坦白，说只要一承认便没事了。所以假坦白的人就多起来。但也有坚决不承认的。如江丰、李又然，李又然被有的积极分子打了，还是不承认。学员中有一半以上被打成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