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苏联开始文学“解冻”运动，我们年轻人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才略有醒悟，哦，原来斯大林也会犯错误，我自己开始有一点独立思考。
李：你是不是写过一篇与周扬商榷的文章？
唐：写过。主要是关于文学作品怎样写英雄人物的问题。当时文坛谈论写英雄人物应不应该写缺点。我认为可以写，但这要看作品描写的对象和总体构思。陈企霞也这样认为。我说，像英雄人物的性格缺点，如脾气暴躁，生理缺陷，如口吃之类的事情，总还是可以写吧，还可以写克服缺点。这也不影响英雄人物的形象。现在来看，这实际上是小儿科一类的讨论，可当时就是这种看法也不行的。一次胡乔木来给文联作协的干部做文艺整风的总结报告，我负责做记录。他提到了关于英雄人物的讨论，批评我们这种可以写缺点的意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我大吃一惊，但仍然想不通。
李：有时我想，历史上有些事情实际有种滑稽感。那么多的人，把精力和时间，很庄重地用在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唐：的确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处在那种环境中，你也许很难想象能够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并且坚持下来是多么不容易。
李：周扬当时是什么意见？
唐：他在那次会上也讲了话。他说英雄人物应该是光辉灿烂的。1953年10月召开第二次文代会，他做报告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可不可以写？既然英雄人物本质上是革命的，是优良的，非本质的缺点，如对老婆不好等，也完全可以忽略嘛。写英雄何必要写非本质的东西呢？
李：这种说法今天听来很好笑。
唐：当时我年轻气盛，觉得这样说太教条主义了，也太抽象了。接下来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陆定一写文章予以阐述，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我们编辑部的人又谈论起这个问题。我就写了一篇7000字的长文，题目叫《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关于写新英雄人物与周扬同志商榷》，发表在1956或者1957年初的《文艺报》上。我是根据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感想来谈这个问题的。我说抽象地提出可以不可以写缺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提法，因此无法确切的回答，实际上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写缺点。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形象，还有夏伯阳的形象，都不是完人，都有转变过程，不也是英雄人物吗？文章后面说得厉害一些。我说，按照公式或者所谓本质来写英雄，虽然写出了英雄，但实际上人物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活本身鲜活生动的真实。
李：这种意见在当时要算很尖锐的。特别是对周扬这种身份的人物公开进行商榷，你也够胆大的。
唐：在当时那种鸣放气氛下我也没有考虑到别的。只记得文章一发出，蒋和森就来对我说，你胆子够大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我还不同意，反驳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学术观点的商讨。后来才醒悟他是对的。
李：你的文章发出后，周扬是什么态度？在反右中，你肯定跑不脱了。
唐：是呀，这篇文章成了我当右派的罪状之一。对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反驳这还得了？不过，周扬没有出面，是由《文艺报》的领导提出批评的。最大的震动是《人民日报》率先在头版下角发了一则关于作协反右的报道，直接点了我的名字。说我和唐因怎样反对领导，如何想用自己的思想改变《文艺报》的办刊方针。这个消息还向全国广播，这样我一下子感到天旋地转。心想，自己身败名裂，真的很紧张，惶恐甚至恐怖。
李：那时你在《文艺报》担任什么职务？
唐：唐因是总编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副主编萧乾是党外人士，而且来的时间不长。我们俩就成了主要代表人物了。我那时年轻，是总编室副主任，还是中直机关团委委员，正处在一帆风顺的阶段。但这样一来，一切都完了。父母也来信指责我，批评我怎么能反对党，反对领导人呢？后来，在文艺界反右总结大会上，周扬做报告，又点了我的名，吓得我心惊胆战，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
李：把你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吗？
唐：最重要的还是关于丁玲的事情。
李：你到《文艺报》时还是丁玲做主编，但她好像走得很早。
唐：开始是丁玲，文艺整风后主编换成冯雪峰，到批判俞平伯之后，又换成张光年。我受丁玲的牵连，主要是为她鸣不平。
李：你对丁玲和周扬之间矛盾的历史渊源有了解吗？你怎么看待？
唐：对他们过去有哪些矛盾我其实并不清楚。一开始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在文艺界有影响，有成就。我根本没有一点儿意思要介人他们之间的矛盾。现在想来，丁玲在《文艺报》做主编的时候，一些做法其实也左得很。
李：那你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卷进上一辈文人的纠纷中去呢？
唐：1955年把丁玲、陈企霞作为一个“反党集团”进行处理，作协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我觉得有些言过其实。1956年进行复查，加上鸣放的气氛，丁玲上书要求平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我和唐国都发了言。我认为在丁玲问题上有些做法不是实事求是，而且我看不惯墙倒众人推的做法。一有事情，过去关系本来不错的人，一下子都展开批评，还夸大其词，甚至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对于这些，我不理解。当时也年轻气盛，什么都敢讲。在发言中，我还引了泰戈尔的一句话：“虚假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实。”
李：这次会议周扬在场吗？
唐：当然在。他对我的讲话非常愤慨。后来听人讲，他这样说过：唐达成拿资产阶级的语言向党进攻。不过，那是1956年，还没有反右，事情也就放下了。到反右时，我当然也就跑不脱了。
李：你被打成右派，你认为周扬个人起到作用吗？换一句话说，他有可能具体过问吗？
唐：我想他不一定亲自过问。我毕竟是个年轻人，应该说不会在他的视野之内，我和他也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他关注的是丁玲、艾青那些有名的人。但他的情绪肯定会有所影响。我倒也荣幸得很，竟然成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一个成员，还有艾青、李又然、罗烽、陈企霞等。
李：你现在怎样看待周扬和丁玲、冯雪峰之间的矛盾呢？客观地讲，撇开你的个人因素。
唐：冷静客观地看，他们追求的大目标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尖锐对立的矛盾。但是，在30年代上海时期，历史环境十分复杂险恶，党中央在陕北根据地，左联在上海，都处于敌人直接的包围与威胁之下，两地相距甚远。左联与党中央较难有联系和经常的请示。因此，往往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有关方针与政策性的指示，有时只能间接地了解一些情况。雪峰同志当时受党中央的委托和指示从陕北到上海，对周扬同志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不合中央的精神。但他似乎并没有及时与周扬等同志联系传达中央的精神，而是直接与鲁迅先生联系。当时左联对鲁迅先生又尊重不够，这样就有了“两个口号”之争。历史条件形成的隔膜与互相通气不够，争论过程中又难免夹杂意气和宗派情绪，这个矛盾就未能妥善解决，在延安时似乎有所解决，但也没有解决得很彻底，很平心静气。于是，又忽隐忽现地在以后的岁月中表现出来，发展为新的矛盾。本来，文艺具体问题和做法上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我以为是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的，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团结，相处也会更融洽些。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许多问题被任意地上纲上线，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起来，其实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在大目标上，这三位极有影响的文艺领导人，我看并没有什么不一致，或者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当然，形成矛盾也还有个人气质、素养、胸襟等等因素，但这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了。
李：被打成右派后，你去了哪里？
唐：反右结束后，领导找我谈话，说党把你和唐固定为右派，问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就要到农村去劳动。如果不同意，就得离开作协，自谋出路。我害怕离开组织，当然同意，就在1958年到唐山的一个农场劳动。同在那里的有许多文艺界的右派。
李：我听萧乾说过，他和你在一起劳动。
唐：还有蓝翎。那里事情就不谈了。
李：你又见到周扬是在什么时候？“文革”后吗？
唐：不是。是在作协一个农场劳动时。1959年冬我从唐山的农场转到北京八大处作协的一个小农场，和杨犁广文革”后曾任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两个人一起负责挑水种菜。那里也是作协的一个疗养所。当时，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到八大处养病。一天，我正在从山下往山上挑水，突然通知我，说周扬同志来了，在邵荃麟那里，要我去见他。我一听，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我有些害怕，不知道是福还是祸。我马上去邵荃麟那里。只见他们两个坐在藤椅上，看上去态度很和蔼，我心里才踏实了。
李：周扬还记得你吗？
唐：他当然记得。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我是学生出身，劳动改造锻炼一下也好，现在已经适应了。周扬说，你还是一个文艺干部，不能老是干活。他问：还看书吗？过段时间还要干文艺工作的，还是要关心文艺界的动态，多读一些作品。
李：你当时是不是特别激动？
唐：是呀。你想，一个右派，又是年轻人，能够得到周扬这样的领导人的关怀，而且态度和蔼，当然很激动。觉得自己还没有被组织忘记。他还说，你是上过大学的，那你懂英文吗？我说原来懂，后来都丢了。他说：英文怎么丢了？应该捡起来。我现在每天睡觉前都要看看，对外交流有用。既然学了，就不要忘记，每天抽些时间看看。劳动不是要你们成为干活的人。听了他的话，我还真的有些受宠若惊。
李：感到有希望了。你认为他是做出一种姿态呢，还是真正关心你？
唐：我想他对年轻人还是关心的。这件事很快在文艺界传开了。他当时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家说，周扬还召见唐达成了。他们也认为我的问题快要解决了。
李：见周扬后，是不是很快回作协工作了呢？
唐：没有。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接着又从八大处转到河北怀来作协的农场劳动。到1960年的9月，我才摘掉右派帽子，另行分配工作。那时爱人已经调到太原工作，我就想到那里去，希望全家团聚。但爱人想回北京。这时，作协通知我到英文《中国文学》去。《中国文学》当时还由作协负责，周扬的一个鲁艺的学生何路在那里做副主编。
李：会不会是周扬关照的，让你再把英语捡回来？说不定在什么场合他对何路提到过你学过英语这件事。
唐：我不清楚。估计他不会亲自过问这件事。我不愿意在《中国文学》干，每天看各种刊物上的作品，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正好侯金镜主持创建创作研究室，他就把我调了过去。去了后参加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