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切叛鏊氖乱怠�60年代搞反修防修时，他在社会科学学部做的反修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他自己也对我说：中国真有可能变修。
李：他没想到反修也包括了反他自己。他和江青的关系怎样？
露：不好，要不江青老是想整他。在延安时，周扬不同意毛主席和江青结婚。后来他也敢顶江青。
李：看来毛泽东后来对周扬不满，江青起到了关键作用。
露：我想是的。
李：周扬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露：他从不抽烟喝酒，只吃饭。平时从不带钱带粮票。他什么文化娱乐也没有，生活枯燥，没有个人乐趣。一到晚上不出门，就看马列的书。可以说，除了开会就是开会，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给他当秘书时，从来没有时间和爱人散步。
李：他和苏灵扬的关系好吗？
露：很好。好得不得了。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李：周扬和第一位妻子的情况你清楚吗？听说他们有三个孩子。
露：他的第一个夫人是地主的女儿，老爱打牌。后来回湖南，死在那里。他们有三个男孩。老大周艾若在家乡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个组织，解放后还坐过监狱。另外两个儿子是在苏灵扬身边长大的。
李：苏灵扬对他们怎么样？
露：对这两个挺好。“文革”后补发工资，她分别给前妻和前妻的孩子留出一份。但苏灵扬也很天真，阶级性很强，所以不让周扬和艾若来往，艾若也为此对继母意见很大。五六十年代，家里经常收到从监狱寄来的信，写着让周扬转给周艾若，苏灵扬便不让周扬看到。要是艾若一到家里来，她就让我赶快把文件收起来，说：“不要让人看到。”不过，她人还是挺好的。
李：这次先谈这些，等你从美国回来后，希望再找机会与你谈谈。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与周艾若周扬
时间：1996年11月27日
周艾若——周扬长子
李：这几年我陆续找了一些与周扬同时期的人谈周扬。作为家人，你还是第一位。我希望能请你放开谈，尽量讲得详细一些。这样，可以帮助我和人们了解家庭生活方面的周扬。
周：父亲小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老生病，童年时常见蚊帐外面有鬼，祖母担心他活不下来。祖母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父亲是老三，还有一个哥哥。那时我们姓周的家族里有一家没有儿子，旅里开会，决定要把父亲过继到那一家去。祖母非常心疼父亲，不忍心让父亲走，就天天哭得很伤心。看到这个样子，族里就改变主意，让另外一家的孩子过继过去。晚年父亲在医院里告诉我这件事，还这样说：“如果过继了，我后来就可能走另外一条路，整个人生肯定就不一样了。”
李：听说你们周家在当地还是官宦人家。
周：不是官宦人家。但那一带周家从益阳城到乡下30多里不走别姓的路。不过我们这一支到祖父辈就穷下来。我母亲娘家吴家才是官宦人家。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在县城还有一个公馆。老外祖父三次见过皇帝，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人称吴军门。好像还是一品官，相当于军区司令之类的职务。母亲便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她是外婆的掌上明珠。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老婆，扬州人，她娘家也姓周，听母亲讲，外婆选择父亲做女婿，与他姓周也有关系。
李：你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家里的包办婚姻，还是他们自由恋爱的？
周：应该说是自由恋爱的。吴家和周家是邻居，境况吴家要好得多。外公在家里办一个私塾，给孩子们请了私塾先生，邻居家里的孩子也来上学。所以说，父亲和母亲从小就认识。婚后母亲陪父亲上中学，外祖母很喜欢父亲。
李：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周：15岁那年。母亲和父亲同岁，还比父亲大几个月。结婚后，很快就生了一个女儿，但两三岁夭折了。我就算是老大了。父亲结婚之前，在长沙念中学时，由我外祖母的弟弟即我舅爷爷陪读。结婚后，母亲就跟着一起去陪读。不过，父亲念书没有正经一年年地往下念，而是跳着念，中学没念完就考武汉的一所大学。一起考大学的同学林柏森很有学问，但结果没考上，父亲反倒考上了。父亲回忆说，当时父亲去看榜时，担心自己考不上，就从后面往前看。后面看了一半还没有他的名字，他心里直打鼓，心想肯定落选了。没想到，他的名字排在第一。结果喜出望外。
李：他到上海念大学是哪一年？
周：因为林柏森没有考上，他也没有去上这个大学。后来到上海进了大夏大学。可能是1928年，也就念了一年吧。
李：你是哪年出生的？
周：我是1927年在家乡湖南益阳出生的。那一年父母正好20岁。现在的资料，都说他是1908年生。实际是1907年生。父母同年，都是丁未，我是丁卯，相差整二十。祖母、母亲、姑母都记得很牢。家乡的族谱也可为证。我看这也应当求实。
李：你父亲当时从日本回到上海了？我看材料，你父亲是1928年大夏大学毕业，当年冬天到日本留学，1930年回到上海。你和母亲到上海，是不是应该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
周：这个还得查一查。
李：能否简单谈谈你母亲的情况。
周：母亲念旧书，有传统的道德观。依靠父亲，信任父亲，支持他的一切工作。母亲很善良，通情达理。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家乡的女县长受到国民党通缉，便带着妹妹一起逃到上海找父亲。父亲和母亲商量，就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父亲和女县长假扮夫妻。大概住了20多天，她们才走。这两姐妹，姐姐后来出国了，现在可能还活着。父亲晚年病重住院时，她的子女到中国来还代表母亲到医院看过父亲。
李：我听说当时你父亲参加地下工作，经济上还指望你母亲接济。
周：是的。主要是母亲的娘家帮助。每年父亲和母亲都要带我们回湖南一次。一是外祖母非常想念我们，感情上需要。另外是经济上的需要。每次回去，外祖母都要给母亲一些珠宝银元，这些珠宝差不多都花在父亲的地下工作上。可以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我还有点印象。还让我拍过一次电影，但我没有拍完。梅志阿姨（胡风夫人）对我说，她还记得我们一家当年的一些情况
李：听梅志讲过，你母亲喜欢打麻将。
周：那时父亲在家里楼上经常开会，母亲她们就在下面打麻将望风，实际上起到做掩护的作用
李：你母亲和娘家的人知道你父亲做些什么事情吗？
周：当然知道。母亲自己没参加具体革命工作，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次，形势很紧张，我表叔来说服父母撤走，他们不听，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珠宝全部卷走，想以此逼着他们走。但仍然没有说服他们。过了一个星期，就只好又把珠宝送回来。作为一个年轻文人，在当时生活中，追求真理，充满热情，很有意思。而我母亲紧相依傍，带着孩子，也不怕危险。
李：你母亲看来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性。对于她，好像没有什么介绍？
周：最近湖南有个作家在老家做了广泛细致的访问，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写母亲的一生，可能要发表。人都是很渺小的。其实，谈到历史，应该是越真实越能说明问题。历史有一半真实就不错了。
李：我的确有同感。要想真实地反映一个历史人物的全貌，实际上难度太大。你父亲和母亲最后分开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
周：父亲带母亲和我们最后一次回湖南是在我吕岁那年。
李：那就是1935年。
周：我已经记得一些事情。母亲怀了老三，就是现在在石家庄工作的三弟周岳。她每次生孩子时，外祖母就要求必须回到家乡生。我们回到湖南，孩子还没有生，父亲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现在来看，是因为他已经爱上了苏灵扬。
李：你母亲在上海见过苏灵扬吗？
周：见过。还见过她写给父亲的信。在上海帮父亲收拾衣服时，从口袋里发现过她的信。但是她信任父亲，并不担心别的事情。父亲离开时，说好第二年暑假来接我们，但一年推一年，一直没有来。后来到了延安，也有来信。他还寄书寄衣服。他那时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刚刚出版，也寄回来。但别的事情，一直瞒着母亲。后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书信全无。
李：你母亲什么时候才知道真情的？
周：一直到1941年，母亲才偶然知道了父亲另外有了一个家。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好像是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里面最后提到一句说孩子在上幼儿园。母亲这才知道。人一下子倒下去了，从此一蹶不振。
李：这也难怪，从分手到知道这个消息，一共是六年。太突然了。她的精神支柱没有了。
周：外祖母打击也很大，当年就生病死了。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祖母抚养，她的死对母亲影响很大，可以说也是导致母亲很快去世的一个原因。我还记得，外祖母去世之后，母亲几乎每天都带着我们到坟地去哭。十几里路，她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趴在坟上哭。这种哭是湖南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很悲凉凄惨。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母亲很快就病了。吴家这时已经变穷了，主要是舅舅做生意破产了。母亲的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加上心情恶劣，第二年她就去世了。1942年那一年，她只有35岁。她去世时的惨状，我永远忘不了。
李：母亲去世后，你们兄弟生活怎么解决？
周：我们成了孤儿。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由破产了的舅舅照顾，生活非常艰难。母亲对我说过：“你只要能教上小学我就满意了。”我后来真的在家乡教书，可母亲已见不到了。
李：后来你怎么和父亲又取得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周：1945年日本人快打到家门口，我就参加了青年军，投笔从戎，大家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参军后不到一年，也就十个月时间，日本人就投降了。青年军解散，大家退伍。但在退伍前，一律集体加入三青团。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历史问题。在青年军，我与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书信往来不断，并通过他和父亲联系上。第一封长信，厚厚一摞，我详细讲述母亲去世的经过，告诉他母亲是因思念而死。何其芳告诉过我，这封信交给了父亲，这下子我心里踏实了。
李：此后，你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周：是在南京。何其芳介绍我到南京找中共办事处。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说是可以安排机会到延安去。到南京后，我住在表哥胡有萼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外交官，后来，1949年领导巴黎领事馆起义。姓何的工作人员让我在家里等通知，因为那时国共在美国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进行谈判，每个星期有一架飞机飞往延安，如果有空位子，就可以带我去。一次来通知我，结果我不在，到郊外去玩去了，错过了。但下个星期，父亲就从北平到南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