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个人因素有没有呢？在反胡风、反右中，他整了好多人。
夏：起还是起些作用。主要还是两个口号论争时候留下来的矛盾。
李：原来与鲁迅关系好的，与冯雪峰关系好的，差不多都遇到麻烦，这里面会不会有历史恩怨起作用？他会不会借反右把这些人打下去？
夏：是有一点儿，但不是主要因素。我觉得他没有搞运动的愿望。解放以后，5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扬没有具体搞什么，写文章主要是何其芳、林默涵，批胡风也是他们写文章。
李：但他是领导者，组织者。
夏：他是受时代受环境的影响。何其芳我最清楚。何其芳完全是一个诗人嘛，解放后变成了一个理论家批评家，他受当时的组织、当时的风气的影响。作为个人来讲，他很谦虚谨慎的。但文章写得很厉害。包括袁水拍。他这个人可以说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他本来不是文艺界的，是银行的，和冯亦代他们一批的。徐迟、冯亦代，都是中国银行的。可是袁水拍后来变了另一个样子。徐迟在写回忆录，他对袁水拍最清楚的，材料也最多。他已经发表一篇了。
李：《收获》上发表的。我下个礼拜去武汉，想去看看他。
夏：他很值得去看看。
李：你和周扬好像不太一样。
夏：不一样。我整个抗战时期，总理是叫我搞统战工作。我搞统战，对胡风也可以。50年代开他的讨论会时，他还到文化部来找过我一次，那时刚发表林默涵的文章。我和他没有直接矛盾。我是搞统战的嘛。抗战之后，统战是个重要的问题。当时，国民党土崩瓦解，他们内部一些人，总理安排我做一些工作，所以文艺方面的事介人不多。
李：我觉得，早期的周扬写的一些文章，还有翻译，说明他本质上适宜搞文艺，对文艺还是有些见解。
互：他对马恩的东西还是读了一些，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是解放后才学的。不像我们这些人，小时候就学过一些传统的东西，有些人是根本不懂传统的。周扬后来到文化部以后，开始读一些古典的作品。他告诉我，《文心雕龙》了不起，他解放后才读，我们这些人在30年代，抗战时在桂林便早读过了。他受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后来是受毛主席的《讲话》的影响。他的文艺思想，可以说基本上是受苏联的影响。
李：包括19世纪别林斯基的影响。后来批异化问题时，对他的处理他觉得怎样？
夏：他写过检讨，心情不好。后来他到了广东去。回来之后，有些事牵扯到他，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开始反他，包括林默涵，这都是过去所谓的周扬的人。他过去的有些文章，就是周扬让他写的。“文革”前林默涵写文章批评我的电影《林家铺子》，便是周扬让他写的，他本人不好出面写。文章写好后，还先给我看了一看。
李：今天暂时谈到这里，希望还有机会同你谈谈。谢谢，今天谈了这么久。
夏：欢迎你还来。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与名乙谈周扬
时间：1991年10月6日
名乙——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李：听说您是在健在的人中最早认识周扬的人。
名：可能是吧。1928年周扬从上海到日本留学，1930年被日本人赶回来。在上海，他遇到方信同志，他们在日本时就很熟。方信与我也很熟，都是南国社的。
李：你当时在做什么工作？
名：我当时是剧联的负责人之一，负责组织工作。方信对我说要介绍一个朋友，我和周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他们一起相处很好，还住在一起。我们住在闸北黄滨路的德恩里13号，沙汀也住在那里。
李：周扬是不是也参加了剧联？
名：开始周扬没有参加剧联。当时上海有一个进步剧团“摩登社”，我介绍他参加的是“摩登社”。后来剧团解散，他就和其他人一起进了剧联。日本介绍上海戏剧活动的一篇文章，还谈到了摩登社，我就请周扬翻译发表在《摩登月刊》上。
李：听说周扬也参加过话剧演出。你看过他的演出吗？
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演出活动增多。剧联的党团书记同意让周扬也参加《第四十一》的演出。他土音很重，不会讲普通话，只好让他演红军，不讲话。后来我介绍他认识夏衍，他就去了左联。
李：那时候他给你的印象如何？
名：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
李：你和他们夫妇之间有来往吗？
名：我经常到他家，和他的第一位妻子很熟悉，他是周艾若的母亲。周艾若是老二，老大后来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
李：后来你与他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名：没有。他到延安后我就和他基本上没有了往来。我一直在学校教书，他当了领导人。1950年我到北京见到他，朋友过去是很好的。但我不去找他，他忙得很，偶尔在会场遇到，后来打交道就少了，也很少通信。“文革”后他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我见过一次，时间久了，也就没有过去那种交情了。对他后来的性格，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了解。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与于伶谈周扬
时间：1991年10月6日
于伶——剧作家
李：我听说在上海的作家中，你和周扬的关系最好。
于：“文革”中我被打成周扬在上海的代理人。
李：你们认识是什么时候？
于：我1933年到上海，读过他初期的理论文章，还有介绍苏联的文章。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都在左联。周扬最初是在剧联，后来才转到左联。介绍他参加剧联的是赵名义，他现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你还可以去找找他。
李：那个时候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于：我听说他是大家族的后代。他告诉我，他从常德带一个书僮到长沙求学，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他到上海之江大学。其实，他没有正式学历，完全是靠自学。这很了不起。
李：他参加剧联，但据我所知，他没有写过剧本。他当演员吗？
于：他满口湖南方言，他参加演出，也只是跑龙套。
李：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后来放弃了戏剧，专注于文学理论翻译和评论。他和苏灵扬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
于：苏灵扬是常州人，当时在复旦大学读书。他们学校来请丁玲去演讲，丁玲有事不能去，周扬代替她去。苏灵扬是为了丁玲而去的，结果发现是周扬。后来她告诉我，她根本听不懂周扬的话。只听懂了一句：“丁玲有病来不成，让我来讲。”他们也就是从那之后认识的。
李：周扬和鲁迅的矛盾，对于他应该说一直是他的最大精神负担。
于：我想是的。他去延安时，负担很重，他认为鲁迅相信胡风的话，使他和鲁迅隔阂越来越大。解散左联被说成是周扬的一大罪过，但他是奉苏联的指示办的。徐懋庸的文章也让他非常被动。周扬到延安后，同毛泽东谈了好几次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幸好他去延安早，不然他的精神负担会更重。
李：1949年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怎样？
于：我觉得周扬能感觉到毛主席对他的不满。“文革”之后的他和过去有很大不同。我们一谈话他就落泪。他原来很刚强的，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现在就有变化了。他得病住院，我和巴金去看他，开始他只是抓着我们的手不放，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最近身体不好，等以后好一些了再同你谈谈
与萧乾谈周扬
时间：1983年8月26日
萧乾——作家
李：你和周扬有过交往吗？
萧：没有什么直接交往。30年代在上海，我和他没有接触。所有的交道差不多都是通过巴金。那时文艺界还是有山头的，我们主要是以鲁迅为中心。有巴金，有《作家》的盂十还，《译文》的黄源，还有黎烈文，大家经常在南京路的一个茶座聚会，鲁迅有时也来。
李：你1935年才到上海，能感觉出鲁迅和周扬的矛盾吗？
萧：可以看得出。除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外，还有别的“山头”。鲁迅逝世后，都争着抬灵枢。我们这一拨人中有巴金、靳以。
李：那你们这些人和冯雪峰、胡风、萧军还不是属于一拨儿的？
萧：不太一样。和他们，还有和左联的作家打交道，主要是通过巴金。巴金人缘好，也很慷慨。他经常怕我们意事。沈从文发表文章，提出“反差不多一，惹起争论，巴金给制止，没有扩大。
李：沈从文和鲁迅关系不好，两个人好像根本没有见过面。
萧：说有“山头”，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其实所谓不同派别的人相互之间都有交叉，并不像后来认为的那样壁垒森严。和这个人好，并不是说不能和另外的人好。像我们和沈从文关系好，同样和鲁迅也好。不过，左联是革命的，我们的距离就远一些，对周扬也就无从接触了。
李：后来周扬成为文艺界领导者之后，你和他有过接触没有？
萧：要说有就有这么一次。1954年，我还在《译文》工作。一天，送来一个信封，是周扬让送来的。他在翻译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想要我帮忙校对一下。他没有写信，信封上写着“周扬办公室”。我心想你找我帮忙，连封信都没有，不免有些别扭，就把译稿退回去。连续退回去了三次。
李：你提出什么理由呢？总不能说不愿意吧？
萧：我说这与我的业务没有关系。反正不是私人关系，就有这个借口。
李：周扬会有意见吧？
萧：一次我们一起从北戴河回来，在车上他同我谈到这个问题。问我怎么退回去了。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有些反感。到了1957年鸣放时，参加作协召开的第六次座谈会，在当时的情形下，我憋不住了，就当面对周扬放了一炮。我提到了这件事。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退回去吗？你本人的翻译要请我校，应该以个人的名义，不能以公家的名义。
李：他听了有什么反应？
萧：当时似乎还是表示接受我的这个批评。在我的脑子里，他一直是毛主席身边的文艺官僚。不过他还是真懂文艺，也熟悉文化界的情况。我分析，1956年把我调到《文艺报》当副主编，可能就是他提名的，要么就是胡乔木。刘白羽请我到他家谈了三次，我不同意。后来，张光年又来找我。晚上八九点来，一直谈到半夜一两点，我最后就勉强同意了。没想到只干了几个月，还闹了个“篡夺领导权”。跟着就成为了右派。
李：你觉得你如果不到《文艺报》还会成为右派吗？
萧：恐怕跑不了。在哪里我都有可能。
李：反右时周扬在文艺界的作用有多大？你认为他本意上有整人的目的吗？
萧：我想还是大的政治背景起决定性作用，他本人未必愿意看到自己负责的领域出现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右派。但运动一起来，个人的喜好和关系好坏，对决定别人的命运有时恐怕还是有所影响的。
李：你对“文革”后的周扬如何评价？
萧：我觉得他的悔改还是真诚的。你想，从1942年到后来，多少有才华的作家都倒在他的手下。最后，鲁迅手下的大弟子，像冯雪峰、胡风等也都在他手下倒了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