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请其下野的电报接二连三，件件事情就象重锤撞击着他的心扉，一场信任危机已在国民党高层渐渐蔓延开来。为了试探部下对自己的忠诚程度，蒋介石决定招集国民党各要员开会讨论自己的引退问题。
1948年12月31日晚，李宗仁、孙科等要员四十余人应邀到其黄埔路官邸开会。会上大多数人发言表示同意他去职，只有谷正纲、张道藩等坚决反对，谷还为此号陶大哭，如丧考妣。蒋介石看此形势，心中大怒，大骂说：“我是想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蒋介石处境不佳。中共在12月25日公布战犯名单时，他又名列榜首。至此他已处于战既无望，和亦不可能之境地。于是无可耐何地决定请李宗仁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以争取经气的时间。并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开始向外界暗示其有意退休。
1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傅厚岗李宗仁的住宅，请李“担任”总统职务。一见面，蒋首先问：“你看现在的局势怎么办？”
李说：“我们现在样样处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当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李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李宗仁还是不答应，他与蒋打交道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害怕蒋在此危急时刻让他当替死鬼。
但不久蒋介石又找李宗仁去谈话，为了使李宗仁答应，一开始，他就搬出宪法来压李，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李宗仁还是坚持原有立场，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共产党提出了八条和谈条件，首要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噎得蒋介石说不出话来，这似乎更证实了他曾跟李宗仁说的一句话：“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而此时，解放军百万大军已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炮声。蒋介石觉得不能再等了。
1月21日上午十点，蒋介石召集在南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表情严肃，黯然无声，一片沉闷的气氛。蒋介石一改以往慷慨激昂的训话姿态，以一种低沉的，似有无限悲伤的声调说话，更使会议增添了悲凉气氛。蒋发言表示，非引退不可，并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等他说完，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和张道蕃等人突然失声痛哭，全场一片哀鸣。谷正纲忽又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纸拟好的引退文件，要李宗仁签字。李宗仁在那种一片呜咽的气氛中也来不及细看，就忽忙地签字了。然后蒋乘着美龄号专机飞赴杭州。
可是，不久他立即意识到自己捡起来的是一个烫手的鸡蛋。
蒋介石在发表文告的时候竞只字不提他自己“引退”、“辞职”，而只提让李宗仁“代行”。李宗仁一看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指示张群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修改文告。蒋介石在电话里满口应承，表示要依李宗仁的意思加以修改，直到李满意为止。可是第二天中央社发表时，仍就是原稿而非修改稿。原来蒋介石在背后做了手脚，他放下话筒不久马上就给张群和吴忠信打电话，叫他们按原稿发表。李宗仁拿着报纸立即召来总统侍从室秘书吴忠信，气愤地责问道：“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竟毫不在乎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李说；“蒋先生已经下好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有些不来烦地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李宗仁听后觉得五雷轰顶，原来蒋先生竟是这样支持他的。他气愤地说，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总统，我决不任。没想到吴的回答更使他震惊。吴以威胁的口吻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听了这话后，李不禁泄了气，“代”就“代”吧。
接下来更使李宗仁感到尴尬的是国库也已被蒋介石运走一空了。原来蒋介石看到大陆的形势已不可为，他早已准备好了退路，就是占有台湾，利用海峡作为屏障，建立自己的清一色的小朝廷，待第三次世界爆发后，即可趁机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因此在引退之前，就任心腹大将陈城为台湾省主席，并密令他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共计金钞为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土，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总计约美金五亿上下。
在他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其将该款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以免该款落入和谈成功后的联合政府手里。
对此李宗仁一无所知，直至上任后方知手头已一名不文。为了维持军饷，安定民心，他曾命财政部将这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陈诚奉蒋的暗示，充耳不闻，拒不执行。
更为致命的是，蒋介石又秘密地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并以台湾为中心，李宗仁想借海、空军巩固江防，却无法调动。在江防计划上，蒋介石也暗中作梗。他指示汤恩伯务必坚持以上海为据点的策略，反对李宗仁提出的任何其他方案。
汤恩伯得此密意当然不敢违背。在国防部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上他处处采取顶撞态度。当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指出他的计划无异于自杀时，汤恩伯回击说：“这是总裁方案，我必须执行。”蔡反问说：“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汤恩伯怒发冲冠，顿把桌子一拍，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扬长而去。
李问何应钦、顾祝同：“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苦笑：“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
当4月22日，李宗仁等亲飞杭州见蒋问：“南京马上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仍然谦然可掬地说：“无论你怎样做，我都十分支持你。”其可亲的态度，使李宗仁不惜冒犯之罪名，斗胆指出重兵防守上海之策略，必将使南京，江阴、芜湖一线兵力不足，这无异于开门揖盗。建议委员长重新调整部署。蒋介石还是笑眯眯地说：“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李宗仁此时虽获得一丝的安慰，但他知道即使蒋采纳他的建议，时间也来不及了，更何况蒋根本就没有真正支持他呢。因此当他从杭州飞回南京时，南京郊区早已响了枪炮之声，汤恩伯已将部分军队调回上海。李宗仁意识到一、二天后自己也不能再在南京立足了，不禁感慨地说：“如果蒋先生不在背后使用权术的话，局势也许不会糟得这么快。”
蒋介石设计斗群雄
我们都知道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为他运筹帷幄打天下。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及要员请了三次都请不动。是蒋介石决心影息政坛，归化为民，抑或是国民党方面的心还不比刘备的诚，所以还打动不了他。也许是，也许都不是，还是让他自己来说明吧。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桂系的“逼宫”下，被迫宣布下野，并在上海发表了下野宣言。宣言称：“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黄不见发展。然武汉等同志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国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
蒋介石口头虽说“毫不踌躇”，但言辞间还是充满着沮丧、无奈和不甘心。此时的心情正如他在给宋美龄的信中所说：“今退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恢绝。所谓功业宛如幻梦”。
蒋介石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乡奉化，住在溪口的雪窦寺。故乡的清山绿水，乡民们的纯朴热情，使他很快从失败的沮丧中摆脱了出来，那种不甘心判理论”的产生和形成（30年代），2．“批判理论”的演变及，不屈服的劲头又涌起来了，连同那报复的强烈愿望。此刻，他身在奉化，而心已在南京。于是，他指示他的人不听从李宗仁、白崇禧的命令，令他们难堪。
在南京，拥护他的人，就迅速行动起来。胡汉民等“长衫佬”誓与蒋“共沉浮”，加剧政局的不稳。他的爪牙群起鼓噪，为他喊冤，要求速请蒋介石复职。李宗仁主持的南京政府几乎陷于瘫痪。连远在西北的冯玉祥也打来电报责备南京、武汉两政府逼蒋下台，他说：“北伐吃紧之时，乃党国要人不以国家民众为前提，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顾斤斤焉，而操同室之戈，徒使敌人张目，能不令人失望耶！”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五人联合回电冯玉祥，称：“一柱擎天，惟有此公焉！”。上海的买办势力一直支持蒋介石。他们是否肯为南京政府出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干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通过他们控制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孙科当了南京的财政部长，上海的买办不与他合他，政府财源受到了影响。白崇禧派张定У鄙虾Ｊ谐ぃ萸⑶淇刂频纳虾８魃桃低盘辶肭竺裱∈谐ぃ允鞠嗫埂＝槭牡障挡慷尤匀恍е矣谒�
南京当局开始意识到蒋介石辞职带来的重大损失，这对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抗衡很不利。于是李烈钧等人遂改变态度，极力电请蒋介石复职。在蒋介石看来，这太早了。他于八月十六日致电南京婉拒了，他说：“中正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们心，益滋惶惑，伏恳请辞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之罪。”南京当局立即于十七日回电蒋介石，称赞他的电报“语重心长，哀而无怨”，劝他“不避劳怨，勉任艰巨，克速回宁”。蒋介石还是不动心。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经过几年的分裂对抗之后，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敌人，还是走向了统一。随着军事对抗的结束，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又产生了。最大的分歧就是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主要著作有《论数学发现的逻辑》、《证明与反驳》、《证伪科，为此汪派与桂系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双方都向资历深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