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现在她还是一个人，还可以无所忌惮地在房间里脱掉全部衣服，光着全身走来走去。她端详着镜子中自己的躯体，俏挺的胸脯和扁平的小腹，细而有力的腰部，几乎和中学毕业时没有差别。她依然像少年时那样光着脚，不理会地面的冰凉，走进卫生间。她把热水器的火力调得很大，任凭滚烫的热水自上而下长时间地冲淋。
头脑在热水的包围中处在一种麻痹的状态，几乎昏昏欲睡。她没有计算这样一动不动地冲了多久，直到父亲的敲门声将她惊醒。
“你们队里打电话来，让你马上回单位。”父亲隔着门喊她。
家里的电话是装在父亲那个单元里的，因为他全天都在家。
“你不用着急，他们说呆会儿来车接你。”
尽管父亲这样说，庆春还是匆匆擦干头发。她猜不出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非要接她回去。是不是有什么材料锁在她的抽屉里马上要用？她想不起来。
她刚刚穿好衣服，车就来了。开车来的是大个子杜长发，拖着刚刚烫伤的左脚一瘸一拐。庆春上了车才问：“什么事找我？”
杜长发支吾了一下，说：“新民、新民出了点事。”
庆春倏一下紧张起来，“新民出什么事啦？”
“你别着急，没那么严重。刚才六里桥派出所来了个电话，新民受了点伤，让他们送到医院去了。”
从杜长发的口气上看，新民没有什么大事，但庆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他们赶到医院以后庆春才知道，情况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新民身中两枪，其中一枪击穿肺叶。派出所是接到群众的报告才在六里桥附近的一个仓库的门口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直到庆春赶到医院时还未醒来。闻讯赶来的人还都守候在急救室的门外。
庆春完全无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她甚至已经无法正常地思维和平静地呼吸。
处里和队里都来了很多人，她被无数同情的目光包围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明天结婚！这就使得新民的意外变成了两人共同的悲剧。
处长马占福也已经先于她到了医院，正在面色沉重地与医生商量。新民的父母和妹妹也被接来了，在哭泣中等待亲人苏醒。
李春强没有来，他带着人去六里桥现场了。那个穿西服提公文箱的毒贩开枪打倒新民之后不知去向。他是怎么把新民引到那个偏僻的仓库去的，看来只有等新民醒来才能知道。
庆春也想哭，但看到新民的母亲和妹妹止不住的欷殻В腿滔铝恕４蠹叶嘉ё拍嵌园簿膊幌吕吹哪概酶髦职哺У难杂锟砦克恰６托旅竦母盖鬃谝黄穑妥磐纺挥铮挥腥松侠窗参克Ｒ残砣嗣窃谙乱馐独锇阉驳背闪四腥恕Ｒ桓龅绷撕眉改晷叹呐耍Ω糜凶藕湍腥艘谎嵊驳男模�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叫了新民的父亲，处长，还叫了她，一起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并没有——问他们谁是谁，甚至也没有请大家坐下来，便笼统地问：“单位领导和家属都来了吧？”没等回答又接下去说：“病人的心脏已经停跳了，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抢救。我们想把情况和你们说一下，你们也要早点商量，应该准备准备了。”医生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在这屋里只有庆春是女人，她第一个哭出来了。她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坍塌下来。
之后所有的协商和安排都是在马处长和新民的父亲之间进行的。庆春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新民的床前，也记不得她最后又向新民哭诉了些什么。接下来她又被人带到医生的办公室里，新民的父亲和处长都在。李春强也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新民的父亲递给她一张表格，用充满慈祥的声音说：“庆春，这个字，就由你来签吧。”
清晨他们离开医院时，庆春没有回家，她陪着新民的父母去了新民家。她想这是她最后应尽的媳妇的义务。和新民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克服悲痛的最好方法。同时，她也需要躲避开他们那间已经布置得一切就绪的新房。说不定父亲现在刚刚起床，开始替那间新房里的花浇水了。这是他每天照例要做的事情。她想也许该打个电话告诉父亲，那些花的香气和艳丽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让它们随着这间新房的主人一起凋谢了吧！
二
接下来的几天，几乎全是办理新民的后事。庆春的悲痛已渐渐被麻木代替。新民的办公桌先是由队里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关的材料及属于公家的物品取走。
剩下私人的物品队里叫庆春来清理，庆春拒绝了。她和新民毕竟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法律上她无权以家属名义清理遗物。于是队里就通知新民的父亲来了。但是李春强把新民留在办公桌里的几封信交给了庆春。这都是前两年庆春出差时写给他的。
李春强同时给她的，还有从新民的皮夹里找到的两张去杭州的火车票。“要我找人帮你退掉吗？还能退。”他问。
庆春拿过那两张票，摇摇头。这是她和新民最后的纪念，怎么能退呢。她把那两张票还有一张她本人在新民追悼会上和烈士遗像骨灰的合影，仔细地收藏起来。
她在那西洋楼对面蹲守的时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经冲洗出来了，最后几张就是杀害新民的那个穿西服的嫌疑人。处里从中选出一张面目相对清楚些的，印到通缉令上发出去了。毕竟罪犯没有抓住，新民的牺牲因此缺少了壮烈而完整的色彩，无法像当年甘雷、崔大庆那样热闹地公开宣传。所以开完了追悼会，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顿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到此为止算是正式结束了。胡新民的名字也开始慢慢消失。新民的父母取走了儿子的烈士证书、追悼会上的签名簿和写着“献爱心、送光明、功德无量”的角膜捐献纪念册，以及总共不到两万元的抚恤金和各种捐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结发的妻子，甚至没有给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遗物。这时庆春心里想着的，只是新民留下的那双眼睛。这是新民没有死亡的唯一的身体组织，她觉得那双眼睛就是新民的整个儿灵魂和象征。
她去了医院。
她去得也许太早了。虽然没费什么劲就在一间阳光充足的单人病房里，找到了那个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双眼睛却还被纱布厚厚地蒙着。纱布几乎缠住了那人的半个脑袋，但从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轮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这张脸的年轻和俊朗。陪着病人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静，庆春进去的时候她正削了苹果一块一块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里送呢。
庆春也带去了一兜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同他们寒暄。她的身份及与病人的关系，那姑娘似乎已从医生那里知道，脸上自然堆满笑容，嘴上说着空洞而俗套的感谢的话。躺在床上的病人看不见她，不甚礼貌地沉默着。庆春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和他们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况。
“你在上大学二年级吗？”
病人答：“啊。”
姑娘替他补充道：“应该上三年级了，他这一病都快半年了。”
“这病怎么得的？”
“咳，给他们系里一个辅导员教师家里刷房子，他和另一个同学拿白灰打着玩儿，让白灰迷了眼，把角膜给烧坏了。”
庆春看那男孩子只露了一半的脸，似乎看不出他是如此的顽皮，她问：“你在哪个大学呀？”‘“燕京大学。”还是女的替他回答。
“他学什么专业呀？”她索性就问那女的。
“法律。他是主修经济法、民法的。”
“噢，那挺不错，搞这个现在挺热门的。”
“是吗，其实他才不适合研究经济法呢，他没那个经济脑子，又不稳重，干什么事都冲动得不行。”
“还年轻嘛，今年二十吧？”
“快二十二了，他晚上了一年学，到国外探了一年亲。”
“还有海外关系哪？”
“他爸爸妈妈是搞科研的，都长期在国外。”
“那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他朋友。”
床上的病人一动不动地听着她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当面议论自己，没有半点反应。庆春看着这张纱布脸，心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忧伤，那纱布里面就是新民的眼睛啊！她想，那双眼睛还会是那样沉稳、睿智、安详吗？
坐了一会儿，彼此便没有更多的话。她起身告辞，对病人说了些好好保重早日康复之类的祝福，那男孩子依然无动于衷地说：“谢谢。”
姑娘送她出来，为男孩的少言寡语做了抱歉和解释：“他刚和我吵完架，还赌气呢。真对不起啊，其实他真应该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们捐了角膜，他且等呢。”
庆春说：“那倒没什么。不过你跟他说，生这种病不能总生气，眼睛上的病，最怕上火。”
她们在走廊上边说边慢慢往前走，姑娘说：“没办法，他就这脾气，这些年他父母一直在国外，没人管他。”
庆春笑笑，说：“那你管管他。”
姑娘很老实地说：“我可管不了，我一管，他就急。”
庆春站下了，看看他们这一对，都还是孩子，挺有意思。她问：“你和他是同学吗？”
姑娘摇头：“不是，我们两家算邻居吧。”
“他没有兄弟姐妹吗？每天只有你一个人照顾他？”
“他没有兄弟姐妹，他动手术那两天他妈从国外赶回来看了他一眼就又走了。
现在只能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顶着。人没了眼睛，什么也干不了。他们系的那个辅导员卢老师倒是来过几次，每次给带点水果、罐头什么的。肖童是给他家刷房子迷的眼，他不来也说不过去。他动手术之前他们同学也来过几批，不过也就是陪他聊聊天。他们功课都挺紧的，也不能总请假出来呀。我在医院都几天几夜了，我也快顶不住了，他还冲我发脾气。“
姑娘文文静静地发着牢骚，精神上却透着无怨无悔。庆春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晚上来替替你，你可以回去睡睡觉。”
“哎呀那怎么行，这已经够谢谢你们的了，哪能再让你受这个累呀。”
“没事。”庆春拿定主意，“这也算为了我爱人，为我自己吧，我也希望他早点睁开眼。”
姑娘不知是理解了她这份心情还是确实顶不住了需要有人替换，又客气了两句便说了感谢的话，两人就这么说定了。
那几天队里没怎么给庆春派工作。新民尸骨未寒，他们考虑到庆春的心情，所以想让她放松一段时间。而庆春却很想找点事做，来充实新民走后的空虚。她想，这也挺好，亲自去照顾一下病人，让新民的眼睛早点睁开，这对她自己，确实是一个安慰。
下午她回家想睡觉，可睡不着。晚饭时她和父亲说了这个想法，父亲迟疑着没有表态。他的暧昧使庆春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受到挫伤，她问父亲：“这样不好吗？”父亲低头往嘴里执拉着米饭，半晌才说：“我倒是觉得，你呀，应该早点振作起来。
人固有一死，更何况新民也算是死得其所。你总生活在怀念中，也不好。“
庆春低头吃饭，没有回答，吃着吃着眼泪珠子啪哒啪哒地掉下来，这似乎更证实了父亲的担忧。父亲宏观微观地又说了许多道理，庆春心情烦乱，似听非听。到了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