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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问题像在耶稣时代一样，是个教育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句话。但是，如果不依据原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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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原则３７１
从共同的信念中汲取它的生命力，不努力争取它的胜利，那又有什么教育可言呢？
（１８３６年１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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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未来
《信仰与未来》于１８３５年在瑞士比安用法文写成，当时路易。菲利普撕下假面具，公然与支持他上台的民主运动决裂。文章的宗旨在于鼓励因１８３０年革命失败而灰心丧气的人民党，把革命鼓动工作推进一步。
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的议会策略，即少量改革的妥协政策已经失败；它仅仅揭露了现行制度的缺点，没有提出较好的替代办法。立宪改革派由于抱有疑惧而已被击败；民主党必须恢复大革命的热情并坚持它的原则。它必须与习俗和偏见决裂，大胆地推行共和制政策。这并非因为共和制的形式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全世界需要共和精神，这种精神的精髓是个人献身公共福利，其外部的表现为以联合的力量代替个人经营。要把一项与此相类似的伟大原则向世人公布的人们不能容忍或缄默不语；在意大利、波兰和德国，新闻出版遭到压制，从事公开鼓动有被送上断头台的危险，人民除与政府公开冲突外别无出路。
从后面马志尼仔细作出说明的注释中可以看出，他并非鼓吹狂热的、有欠考虑的暴乱运动；必须把利用秘密出版物和秘密结社进行的教育置于革命之前。
一
十字军正在组织起来。君主制准备战斗。它已恢复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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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未来５７１
易十四的独裁习性，准备用１６世纪的武器进行政变。
在１８３０年的民众大骚动中，君主政体一度乱了阵脚，以为末日来临。
事实上，我们，只是我们，才使它免于灭亡。
我们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忘记了胜利的黎明比胜利的前夜要危险得多。我们被胜利和自豪所陶醉，在我们应当加速前进的时候却安营扎寨，像无知的孩子那样玩弄起我们所征服的敌人的武器来。外交手腕几乎被埋葬在人民的街垒下，然而我们却把它当成朋友迎进我们的队伍；我们采用了它的种种手法，大搞照会和议定书，学着模仿那些被我们击败的主子。像对待过去的雇佣兵那样，我们释放并武装了战俘。专制君王被打倒了，听从我们摆布，而我们共和主义者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后退两步，仿佛让他有机会重振旗鼓似的。他冷静地盘算着，利用我们骑士般的热情，开始力求东山再起，这样做需要思想的坚定和统一，与我们的互相倾轧和懒散松懈相比，应当使我们感到汗颜。
当我们正在计算阵亡战士的人数时，他们悄悄地开始扩充队伍。当我们正在争论以１７９１或１７９３年的名义、以罗伯斯比尔①或巴贝夫②的名义前进时，他们却在慢慢地、静悄悄地前进着，一边奉承一些人，一边威胁其他一些人，他们的活动是隐蔽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不敢冒险公开活动，尽量避开他们无法克服的障碍。他们不是从坟
①罗伯斯比尔（１７５８—１７９４）
，法国革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特别是在１７９３—１７９４年雅各宾派共和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译者②巴贝夫（１７６０—１７９７）
，法国大革命的早期政治鼓动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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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攫取过去所用旗帜的碎片，而是用生动的伪装掩盖整个过去的丑恶面貌，再用未来的色彩重新修饰一番。愤怒、野心、妒忌等等都从属于夺权这一目的。在北方，他们放弃形式以保存实质，放弃专制主义的习性以便使篡权者的君主制与拥有神权的君主制亲如手足。在南方，他们在困境中屈膝下跪，在外交上饱尝凌辱，以求得和平和援助。今天新旧权力已结成联盟，重新确立了均势；这两种权力都压在我们头上。仇视进步的敌人占据了权力的最高点。腐败已经征服了恐惧所无法影响的心灵；金银结束了监狱的作用。良心被买进卖出，天才被迫卖身投靠，思想家中间被播下思想混乱的种子，一些人蒙受哄骗，领取补助金，另一些人遭到排斥和恐吓；资产阶级被阴谋诡计所诱惑，怀疑成风，监视活动形成一种制度。君主制为它自己的力量感到自豪，已经把伪装的外衣扔到一边，今天竟然邪恶地否定上帝、进步、人民和人类。他们一方面用警察，另一方面用刽子手，剥夺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利和走向未来的权利；它摧毁我们的记忆和希望，用暴力代替思想，像告诫我们那些充当农奴的祖先那样吩咐我们屈膝顺从，当思想遭到禁锢时，智力和良心噤若寒蝉，沉默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令。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甘于灰心丧气吗？难道我们要暂时放弃像我们的心灵那样坦率、忠诚和热烈的斗争口号吗？
难道要重演那１５年的喜剧吗？难道要让人看到我们是像绵羊般驯顺了吗？难道要诓骗我们能够消灭但不想消灭的君主制吗？难道要仿效它的方法、习性和策略吗？难道要含笑地引导它走过弯弯曲曲的道路，走向悬崖峭壁的边缘，然后突然摘下我们的面具，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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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未来７７１
后捅它一刀，把它推进深渊吗？
有人采用这种策略并且向我们推荐，说这是眼前我们应当采取的唯一策略，同时他们鼓吹忍耐是医治我们疾病的唯一灵丹妙药，或者承认有必要进行斗争，但是要由那些有权势的人发起，但我认为这种人并不了解目前的事态。他们把号召创造的呼唤变成号召反对的呼唤。
他们歪曲时代的特征；他们不自觉地背叛他们谋求推动的事业；他们忘记１９世纪应承担的任务是一项实质上旨在创造、倡议、革新的任务，这种任务只有靠自由的自发行动和自由而大胆的良心才能完成。
仅仅把君主制拖进深渊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准备填满那个深渊，把它永远封死，在上面造一座坚固耐久的大厦。
君主制可以在一天之内被废除和重建。拿破仑的铁腕推翻了６个，但君主制依然存在，并以胜利的微笑向他的坟墓致意。
１８３０年，在人民的三次打击下一个存在了８００年的王权被推翻了；可是今天君主制从它的废墟中站了起来，使我们失去法律的保护。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所谓的十五年的喜剧在法国上演得非常成功。演员们把。。。。。。
阴险狡滑的角色塑造得淋漓尽致，无懈可击，足以使君主们称羡不置。但结果又如何呢？
十五年的喜剧扼杀了波旁王朝老一代的君主制，但它同。。。。。。
时也扼杀了那种曾使法国居于欧洲各国之首的真诚而严肃的革命朝气。喜剧在使当权者惊恐地夜不成眠的同时，还使法国进步党长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这是因为虚伪通过这个角色慢慢地钻进人的灵魂，精打细算取代了热情，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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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１信仰与未来
代替了勇气，消极抵抗的理论继一向奋力追求新生事物的创造能力之后出现。有气魄、有活力的民族思想在形形色色无聊和低劣的片面思想的影响下枯萎了，变节行为侵入了政治生活领域。那场背信弃义的勾心斗角的战争给法国文明蒙上了一层腐败气象，其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再来一场这样的战争将肯定是致命的。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机成熟可以摆脱现在向未来前进的时候，任何犹豫不决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它使人气馁，涣散斗志。行动迅速是一切重大胜利的秘诀。当一项原则的重大意义丧失殆尽，我们已经住了几百年的大厦有倾倒的危险时，我们应当掸掉脚上的尘土，迅速向别处转移。生活在外面。在里面，只有坟墓中那种冷冰冰的令人麻木的空气、弥漫在废墟中的怀疑主义、紧跟其后的利己主义，然后便是孤立和死亡。
今天时机已经成熟。往日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的原则。。。。
已失去意义。君主制已经实现了第二次复辟，它自身已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优点了；它的生命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剽窃。如果你们做得到，就请告诉我，欧洲生活的哪一项重要行动、哪一种迹象不是来自那条社会的原则，不是依赖人民即未来的。。。。。
国王的。旧世界只能进行抵抗；它的残余力量不过是消极抵。。
抗的力量。今天的贵族无非是一些僵尸，有时受到刺激才采取行动。
君主制是一种业已逝去的生活的反映，即影子。
１８１４年以来，未来一直在召唤我们。在２２年的期间，人民急于跨出一步，竖起耳朵聆听那种召唤。难道你们要重走老路，退回来重新开始已经着手进行的任务，沿用以往的办法，并且由于君主制已经年老昏愦，你们就想回到幼年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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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在敌人的营垒中乞求灵丹妙药并步敌人的后尘时，你们希望什么呢？你们想把年轻一代引向革命外交曲折道路，可是你们沿着这条道路将走向何处呢？要当心！像你们这种单纯采取反对方式的道路只会导致君主制。
一般说来，。。。。
手段和目的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立宪制的策略只会产生立宪制的变革。
１５年的反抗产生了１８３０年。
一切相似的反抗（未预见的情况除外）
都将产生相似的后果。
１８３０年，人民根据宪章限定了进攻的范围，因为他们惯于以同样的范围规定防御的限度。他们将永远是这样。如果说在旧日的革命中法国人民用杀掉一个国王和高举共和旗帜的办法愤怒地回答了欧洲君主国家的联合挑战，那么我们决不要忘记，那种挑战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是一场殊死的战争。在王室的成员中，有些在国境线对法作战，有些在巴黎不断密谋反对法国。
如果没有这些原因，革命本来决不会轻易地发展到那种情况。
法国议会的要求所给予的推动本来也不会超越１７９１年的运动。但是今天君主制的欧洲并没有向一个有三千多万人口的民族的革命公开发动战争，它给他们提供了叛徒之手和犹大之吻。它并不向他们挑战，它企图使他们丢脸。于是它使他们与外界隔绝，像对付蝎子那样用一圈火把他们包围起来，让他们在那个圈子里消耗自己的力量，由于革命的生命力在于成长，他们便因困顿而亡。
但是，假定情况不是这样；假定人民超越第一次冲动，抛掉一项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加以修正；假定他们把拥护君主政体的革命变成共和革命，达到你们心目中的目标。那时，你们将得到一个共和国的形式，而不是它的风俗、习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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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信仰与未来
和信仰。人民倘若不是靠信仰而是靠对君主制弊病的简单反对前进，就将保存君主制的先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