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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桌上的东西茶杯、作业本、课本、粉笔纸盒等等全部没有了，还是那张桌子，那张椅子，还如他生前那么干净，我坐了下来。
他的抽屉没上锁，里面只有些白纸片，没有笔、课本，只有截得方方正正的纸片，我一页一页翻看，没有他写的那种诗一般的文字，更没有给我的信。他真了不起，真能做到一字不留！看来抽屉是被他自己事先整理过。
我想起他说过“报纸和书是通向我们内心世界的桥梁”，要明白他为什么自杀，或许只消看看报纸。后来我去了一次图书馆，历史老师自杀前几天的报纸，上海、江苏等省市镇压了文革打砸抢分子，判处武斗头子死刑。早在这一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要求及时惩治一批文革中杀人放火强奸犯和打砸抢劫分子。在10月初的全国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反反复复的社论及报道，主旨相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
这样的宣传轰炸之下，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了。是害怕判刑坐牢，还是真觉得他罪有应得，害了弟弟？还是他有更深的失望，更充分的理由？我不知道。也无法想个水落石出，他自杀了，他再也不需要呼吸。
我对他充满了蔑视，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着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他值不得我在这儿悲痛，这么一个自私的人，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看穿了历史的人，既然看穿了，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
也许我冤枉了他，我不该这么看待他。他们家，他本人，不断挨整，他一家从未喘过气来。只有文革造反，好象给了他一点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其结果却是更可怕的灾难，更大的绝望。为弟弟的死母亲的死，他一直精神负担沉重。
我想起那次与他谈到遇罗克，说遇罗克为了说真话被枪毙的事，他突然不许我说下去。那副神色，眼睛很亮，实际是一片空白，是他深藏的恐惧。当时，我认为他不该那样粗暴对待我，还为之暗暗伤心。
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地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好象我是他，而对面那张椅子坐着的是我，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她说着，而我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没有说话声，这个房间多么可怕，没有说话声，这个孤独的世界，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他的开水瓶，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远处打蓝球的人在抢球，投球，在奔跑，从左边跑到右边，从右边跑到左边。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好象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我朝自己点头，在我点头之际，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就象有手指很轻地在拔弄我的心一样，这种有旋律的声音，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爱时，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稀稀密密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他含着我的乳头，牙齿轻轻咬着，叫我又痛又想念，我的眼睛既含羞又充满渴望，象是在祈求他别停下，千万别松开。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间，那燃烧的手，重新深入那仍旧饥饿又湿热之处，仅仅几秒钟，我的阴道就向他难以抑制地展开。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就算周围站满了指责的人，我也不愿他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我记不清那乐曲叫什么名字，但那音乐美而忧伤，那音乐让我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
到这时我才想到，他为什么做到一字不留，不只是为了照顾我的反应，或是怕给我的名声留下污点，而是因为他清楚：他对我并不重要，我对他也并不重要，如果我曾径疯狂地钟情于他，他就得纠正我，用他沉默的离别。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江边，把他给我的诗，包括我写给他的信、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一页页撕掉，看着江水吞没，卷走。
这城市的风俗认为，吊死的人是凶鬼，和饿死鬼一样，得不到超度，也得不到转世，去不了天堂，而河流是通向地狱的唯一途径。无论在人世或是在阴间，他都是一个受难者，如果这江水真的流向地狱，他能收到由江水带去的这些他从未读到过的文字，他还会这样说吗——“终有一天你会懂的”？
3
近半月时间中，一个男人早就离开现在却突然进入，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现在却突然离开，好象我的生活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
我是在这个时候坚定了要离开家的决心。
我知道自己患有一种怎样的精神疾勃—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玻仰望山腰上紧紧挤在一块的院子，一丛丛慢慢亮起的灯光，只有逃离，我才会安宁。
轮渡停在对岸，迟迟不肯过来。守候在趸船里的人异常多。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站着。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以后怎么办，更未去想我将去追求什么。离开就是目的，我背着一个包，里面有几本书和换洗衣服。我对自己说，你只要渡过江去，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慢慢的，我真的安静下来。一旁一对看上去象老熟人的男女的说话声传入我的耳朵，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妈妈的事一大堆。
听说了吗有两个劳改犯跑出来了。
不止这回了，想跑，又跑不脱，结果被逼到管教干部家属区，将就门口现成的劈柴斧头砍死人。
不对头，是专门跑去砍管教的，连家里的小孩也砍了。
逮到了没有？旁边有听者插话。
那还用得着说，早敲了沙罐！
不过这下子管教得对劳改犯好一点了。
不能手软，要管得更紧才对。“对敌人慈善就是对人民残酷。”政治口号很自然地从那男人嘴里滑了出来。
粗大结实的缆绳套在趸船的铁桩上，水手吹响了哨子，等对岸过来的客人下船后，我随趸船里的人一窝蜂地涌进船舱。那对男女抢到坐位，仍在吱吱咕咕说着什么，他们的声音被机舱的马达声淹没。
渡船摇摇摆摆地等着，大轮船经过，浊浪卷上船面，人们惊跳着避开涌过甲板的水。我站在船舷边。舱里人真多，不时还有人从趸船里走进舱内。该是退水季节了，可江水还是浩浩荡荡，淹没了沙滩和陡峭的山坡，我刚刚下来的几步石梯，被浪拍击着。江水不象有退的意思，人都说很久都没有过这么汹猛的一江水了。沿江低矮倾斜的房屋，又静又害怕地耸立着。
渡船的锚从江里升起。水手又吹响了哨子，他跳到船尾，把缆绳从趸船上收回。
轮船离开趸船，掉头朝对岸驶去，船灯打在江面上，船象剪刀剪开江水，剖开的白浪翻卷，光束没照着的地方江水昏黄黝黑，波涛起伏。
4
母亲说我占三则顺，四川话里三和山同音，我生肖属虎，有山而居，大顺大吉。一旦出走，虎落平阳遭人欺。母亲还说好多算命先生都一致认为我八字不顺，阴气足，若不靠山，诸事不利，灾厄难解。也许她是为了吓唬我，她可能比我更明白我的脾气。
但我喜欢三这个数字，包括所有三的倍数的数字，我相信我的生命和这个数字有某种秘不可宣的联系，十八岁就是三个六，我意识到这里有密码，却不知保存的是什么机密。
于是我又回到老问题上：当初，在我三岁时，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作为我的守护神？或许她早就清楚，我一生会受的最大的苦，就是“想知道”，知而无解救之道，必会更痛苦。
母亲可能比任何一人都了解我，她可能真是为我担心。
当天夜里我头枕包，睡在朝天门港口客运站涌挤的长条木椅上，周围全是拖包带箱的旅客，我蜷缩身子，一合上眼，梦就跟上来：江上结满冰，我在城中心这边，就从上面走过去。想回到南岸去，但走了一半，冰就开始融化，冰裂开，格格格响，白茫茫一片，竟没有一个活人，只有些死猫死狗从江底浮上来，我赶紧闭上眼睛，不是怕一年又一年死掉的人浮上来，而是怕我的家人追来。
已经是深夜了，如果他们今天没注意，那么第二天，第三天就会知晓。对于我的出走，他们会怎么想？母亲会痛骂，咒我，她不会茶饭不思的，她只会一提起我，就把我的背脊骂肿，她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失望；很少发作的父亲，也会觉得这是种不容原谅的伤害，他白养白带大了我；四姐和德华一定幸灾乐祸，一边嘲笑父母喂了只没心没肝的小狼崽，一边高兴再也没人和他们共居一室，弄得他们过不了夫妻生活，或许，他俩已闹得一团糟的关系，会因为我的离去而缓和起来；三哥，长子，以一家之主自居，会暴跳如雷，认为我背叛了这个家，欺骗了这个家，会把与我有关的东西都扔到门外或江里，甚至会跑到生父那儿去闹，向他要人？而我生父，这个该为我的出生负一半责任的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他做我父亲的心性被我挫伤，不会再跟在我的身后，现在想跟也跟不到了。
你们闹去吧，我是不会在意的。
或许这都是我心地狭隘，只想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但是无论他们高兴还是伤心，总之，不久他们就会习惯这个家没有我这个人。
行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他们现在怎么想，该是我另找栖身之地的时候了。想起晚上我往野猫溪轮渡去的时候，路过废品收购站，看见黑暗中站在小石桥上的花痴，她没有穿上衣，裸着两只不知羞耻的乳房，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在眼里，虽然整张脸的脏和手、胳膊的脏一样，眼睛却不象其他疯子那么混浊。江风从桥洞里上来，把她那又肥又长的裤子鼓满了，她不冷吗？我走近她，有种想与她说话的冲动，她却朝我露出牙齿嘻嘻笑了起来。
我没有笑，我笑不出来。
我在长条椅上再也睡不着，微微依椅背坐了起来，大睁着眼睛。
到处是纸屑、口痰，也有不少外地讨荒要饭的人，白天上街要，晚上就上这儿来占着木条椅或一角墙过夜。客运站门口，一个胡子头发一样长、花白的乞丐，实际上不过只有四十来岁，流着鼻涕，涎着口水，不断地说：“做点好事嘛，求求你了，”他逢男人喊叔叔，遇女人喊娘娘，还下跪作揖。
看着乞丐，我打了个冷颤，莫非这是我的明天不成？我开始害怕。但不一会儿，我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我能使自己活下来。不管是谁，是男是女，都可以把我带走，我已经学会了诱惑与被诱惑。这个想法，让我最瞧不起自己，但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