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利政府发行3000万古尔登的4％利率公债时，萨洛蒙只是承销的4家银行之一，而且他也未能从贝特曼手里夺得5％利率债券的转换业务。革命之后，他与他的兄弟一样，无力去想政府贷款被他的竞争对手攫取这样的事情。梅特涅1831年3月要求发行3600万古尔登的5％公债，以资助在意大利的干预行动时，萨洛蒙和其他3家维也纳的银行共同接下了这笔生意。此外，合约条款里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爆发战争，贷款需要在3个月之内偿还。但是，萨洛蒙对于梅特涅秘密的借贷没有采取任何反对举措，当时梅特涅从法兰克福分行借了2000万法郎，这些钱自1815年巴黎协定签订时便以日耳曼联邦的名义存在法兰克福分行。此外，他在1832年初，威胁梅特涅，如果他不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他将撤回财政支持，但此举似乎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殿下应该知道我们承接了上笔5000万法郎贷款的四分之一，而且还在交易所买进了证券以支撑公债的价格，而且我们也正在进行其他的重要金融活动，也在谈判新的交易。而这些都会受到政治事件最直接的影响，我希望一身轻松地去看我的兄弟，我谦卑地恳求您，殿下，让我的经理知道你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奥地利政府是否将承认比利时并批准声明。
梅特涅急忙向他保证“由于他非常清楚俄国沙皇的基本态度和意愿，他可以保证沙皇的态度与奥地利国王一样倾向和平”。但是这只是在打太极；奥地利又过了3个月才批准了协议。
萨洛蒙明确利用金融杠杆的举动出现在1832年6月，当时他在巴黎。他在一封特意写给梅特涅的信中，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口吻写道：“我不能装着漠不关心听说奥地利政府将在1832年再发行一批公债，但愿不会如此。”
你知道，我们在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维也纳所持有的奥地利公债，数量总额达到了数百万。现在，你不能脚踩两条船；如果我们公司被迫抛售我们能期望得到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将被迫兑现我们的公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资本家以及商业世界对于一年内发行两批公债会作何反应？而且第一批公债的款项支付直到今年12月才完成？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导致公债价格的急剧下跌。政府就不可能以较低的利率来得到另一笔贷款，这样的打击继而会伤害奥地利的财政，而政府也将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此外，公众又会如何评价新的贷款？“一定要打仗了，一定要打仗了，因为奥地利又筹集另一笔贷款了。”即便我们不会被迫抛售，我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但价格仍然会骤然下挫，奥地利的信用将严重受损这就是我对于今年筹集另一批贷款的看法，即便只透露出一点点风声，后果都可能不堪设想。
乍看起来，这番话似乎并不像是要施加财政压力，从而限制梅特涅采取激进的行动。但重要的是，这封信出现在国际形势相对平缓的时刻：奥地利已经批准了24条协议，围绕安科纳的争议也已经解决。仔细地分析，它更像是一个金融建议，以避免奥地利公债价格下跌，进而损害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的收益。萨洛蒙并不反对筹集贷款：纯粹出于技术原因，他坚持认为“如果确实需要钱，发行国库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进而为银行进账1200万银币这一过程几乎不用政府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的资金能够使用6～8个月。”一年后，他和其他三家维也纳银行兴高采烈地参与了另一批公债的发行，总额达4000万弗罗林；1834年又向一笔价值为2500万古尔登的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如果这些是和平的锁链，那么他们绑得并不紧。
承销和平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所使用的两个途径，其分量并不相等，拒绝提供贷款的情形与提供资金支持相比要少得多。最经典的例证就是他们对爆发革命的国家提出贷款请求的回应方式。
罗斯柴尔德家族自1827年开始，便与位于比利时的兴业银行有生意往来。布鲁塞尔爆发革命后的数天内，詹姆斯重新与兴业银行取得了联系，随后在超过1个月的时间里，提供了100多万法郎帮它抵挡革命的风暴。与此同时，他和内森讨论是否向荷兰提供贷款，可能是作为劝说荷兰国王接受比利时独立的“胡萝卜”；萨洛蒙将这类贷款看做有助于“控制我们的战争贩子”。但是内森同时也挥舞起一根大棒：当荷兰在1831年8月侵入比利时的时候，他立刻向布鲁塞尔政府出售了枪支。直到荷兰撤兵并且似乎准备接受失去比利时的事实，他和詹姆斯才准备向荷兰提供一笔利率为6％的贷款，“因为如果有了钱，他就不会再考虑任何类似于战争的行动”，当然不用说，“从荷兰政府那里能够赚很多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在比利时这边，尽管詹姆斯认为“那里有大笔钱可赚”，但兄弟几个直到24条协定得到利奥波德签署后才采取行动。1831年底，与比利时银行家厄希合伙，他们提供了一批总额为275万英镑的贷款——是前一年提供给荷兰的贷款数额的5倍。这或许被认为是一场“豪赌”，因为用外交途径来解决两方争议被认为不切实际。有趣的是，当时一幅英国漫画《协议——骚动的社会》显示，各国代表齐聚唐宁街，画面左方的内森抱怨说：“你们的协议没有任何用处；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替我争取好处，我就不再借钱给你们。”（见图11）同一时期的一幅版画描写内森正在猛拽一只比利时鹅，嘴里嘟哝着：“你和你的比利时债券见鬼去吧！我拿不出一便士买它们；在我看来，它们没有西班牙债券那么值钱。”（见图12）
安塞尔姆有一个担忧，“我认为比利时在许多年里都没有能力支付红利，这很让人担心”。另一方面，他又说：“那里确实有钱可赚我们必须装着若无其事，然后从傻瓜身上赚取利润。”由于债券发售给投资者时，荷兰国王并没有重新对比利时采取敌对行动，作为债券承销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赚了一些利润；如果荷兰再次入侵，按照“现有的一则条款，如果战争发生，我们无需再提供任何东西”。正如詹姆斯报告的那样，经纪人和银行家甚至在债券发售前“吞进（债券）就像是吃甜麦粗粮面包一样”，尽管债券发行时罗马###及比利时协议推迟签署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购买需求，迫使詹姆斯不得不回购托市。
到1832年春天，由于荷兰陷入了外交孤立状态，罗斯柴尔德兄弟准备（在比利时）做更多的生意。外交解决方案使得布鲁塞尔新政府背上了欠荷兰的债务的名声，这也浮现了一个明显的可能性。“那里有钱可赚，”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只要你给塔列朗一点好处，我亲爱的内森，他将安排你担任处理这些债务的代理人，就像巴林在1815年充当法国与其他大国的中间人一样。”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就能赚到钱”——当然前提是两国之间不会再爆发战争。1832年8月，第二批190万英镑的贷款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1/3的债券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发行——尽管当时法国政府发出了警告，“我们此刻给比利时人钱简直是疯了，这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开战的便利条件。”花花公子和日记作家托马斯·雷克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2日写道：“比利时问题已经马上就要解决，局面就如12个月前一样。”
委任统治毫无用处，荷兰不会放弃一丁点儿要求。利奥波德希望屈服，但比利时人不愿这样做。他的国库空空如也，如果不能限制比利时人再次开战，罗斯柴尔德就不会提供贷款。但将会出现更多的投机行为，套利的行为必然盛行。欧洲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钱，资金的缩减幅度超过了任何其他灾难。
但是，当法国军队在第二年11月开进比利时，迫使荷兰接受相关条约时，轮到詹姆斯有些迟疑了，当时比利时大臣希望他提供一笔1000万法郎的短期贷款。“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他有些焦虑地写道，“否则，他们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会再次采取愚蠢的行动简而言之，这些人没有钱，而且也不会赚钱。”他满腹牢骚地说，比利时是“一个差劲的国家”。直到形势变得明朗——而且得到了路易·菲利普和梅特涅的双重保证——荷兰已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并且默许比利时继续占领卢森堡和林堡，罗斯柴尔德家族才答应了比利时的借款请求。与兴业银行的合伙当中，巴黎分行获得了一半以上的新发行国库券。从许多方面来说，借贷给新成立的国家是一场赌博，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无从得知外交对立能够和平解决。但是这种“豪赌”收益颇丰，不仅仅是因为比利时被证明是欧洲工业化的发动机之一。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但是，在波兰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形。尽管罗斯柴尔德在华沙的商业联系与在布鲁塞尔一样，但他们对波兰起义的胜利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除了同情——“可怜的波兰人，我怜惜他们。”夏洛特给她母亲写信说——他们没有给起义者提供任何帮助；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希望借钱给俄罗斯，并成功地向圣彼得堡兜售了枪支。
在意大利，支持革命也不是问题。即便在政治形势得到控制之前，罗斯柴尔德兄弟就与意大利银行家托洛尼亚合伙，安排了一笔40万英镑的贷款提供给教皇。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的其他交易相比，这笔贷款更让当时的人们感兴趣，一个犹太银行借贷给天主教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可笑或恐惧。比如，卡尔1832年1月听教皇布教引来了如潮的评论。“现在世界终于进入上帝造世的时候所期望的秩序。”博恩讥讽道：
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吻了教皇的双脚；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亲了他的手。如果罗斯柴尔德以60点的价格获得贷款，而不是65点，那么就能够给主教管家1万通用金币，那么他就可能被允许亲教皇的脖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比他们的祖先犹大·伊斯卡里奥特高贵，他收了30枚小银币，就出卖了基督；如果他也拿来卖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定会把他买下来。
“与异教徒时期的罗马一样，基督徒的罗马也被攻克了，甚至还要被迫高唱赞歌。”更有同情心的海涅调侃道，他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胖胖的教皇特使，抵达罗斯柴尔德位于拉斐特街的办公室里，向“一个浅灰色头发的年轻人转达罗马的颂扬这个年轻人比他看起来要年老一些，冷静坚定，他气定神闲的表情让人以为他的口袋里装着这个世界所有的钱。而实际上，他确实把全世界的钱装到了他的口袋里；他的名字叫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那么，《犹太法典》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犹太银行家说：‘上帝给了我对财富的忠诚以及对富有的理解，它是社会的权杖。’”阿尔弗雷德·德·维尼1837年写道：“现在，一个犹太人凌驾于教皇和基督徒之上。他为国王们提供‘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