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向李鸿章“挟私报复”之说，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是关于翁、李私仇的一个传说。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说：“曾见某笔记中的记载，李鸿章居曾幕时，尝为曾国藩草一奏疏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之激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竟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盖翁同书乃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竟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项，实在很费踌躇。他最初使某一幕僚拟稿，觉得很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妥当周匝。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比，也促使朝臣之视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激赏。待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矣。”
这段故事余下的话就是：因为李鸿章代曾国藩拟疏弹劾翁同龢之兄，翁、李两家便结下了不解之仇，因此，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向李鸿章“挟私报复”。
曾国藩上疏弹劾翁同书，确有其事，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1862年（同治元年）初，但那份弹章是不是李鸿章起草的？上述“故事”的真实性关系到翁、李矛盾，也关系到翁同龢的人品，应该弄清楚才是。
《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作者谢俊美曾就此作过专门的考证，该书中说：“参招究竟是否出自李鸿章之手，《曾文正公全集》中并未提及，《李文忠公全集》中也未谈起。不过，《翁文恭公日记》中倒是提及过有关此折的作者，但不是李鸿章而是出自一个姓徐的幕僚之手。1870年”8月19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谢俊美按：当为寿州之误）旧事，……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翁同龢关心自己兄长被参一事完全出于情理，其日记所载当然不谬。徐一士先生文中述及翁同书的结局也与事实不符。翁同书后来改留甘肃军营效力，并未充军新疆。因此，说翁同龢因乃昆同书被参一事对李鸿章公报私仇，纯属子虚，根本不存在。”
在上述翁同龢日记中，翁并没有肯定徐毅甫就是曾国藩弹章的起草者，仅“疑出其手”，但至少排除了李鸿章代拟弹章并翁、李由此结仇的可能性。我们还可以看出，翁同龢即使在怀疑徐毅甫曾是弹章起草者的情况下，对于徐的诗集仍然作出了“必传之作”的高度评价，而且是写在私人日记之中，由此，翁的人品可见一斑，他是一个心胸狭窄、挟私报复的小人吗？
此事真相大白，翁、李之间的矛盾若再纯粹以个人恩怨来解释，恐怕就难以支撑了。翁、李长期不和是事实，翁同龢本人也难免封建官僚习气，但就大的方面而论，翁同龢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对日宣战诏书和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都是由他起草的，这些都应该予以肯定；而李鸿章则在甲午战争中丧师辱国，并且亲手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戊戌变法期间又亲手签订了租让“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岂止这两份，他的一生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是一位割地赔款的专家），两人的是非功过，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界限。
面对历史，我手中的笔很沉重
请读者原谅我化费了太多的笔墨来谈论历史，尽管我极力想把话说得简练，这篇《后记》还是显得太长了。没有兴趣读这些史料的读者完全可以跳过去不看，而这些事我却不能不做，这些话不能不说，因为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历史的真实就是她的生命，在动手写作小说之前，作者不能不化费许多工夫去弄清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和人物，以期尽量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反映那个时代。
我在以往的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晚清史却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因为那是一段充满民族屈辱的历史，封建末期王朝的腐败没落、软弱无能，列强的虚伪狡诈、凶狠残暴，把中华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令人目不忍睹。然而，当代中国就是从那灾难的深渊之中走出来的，从1898年大清国租让新安县，沦为港英“新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历史就已经天翻地覆，中国政府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访华，与中国政府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令人不禁想起英国在1842年、1860年、1898年以强权政治和坚船利炮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三个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的情景，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一时间将香港交还中国，百年国耻，一朝雪洗，这一伟大事件给予中华儿女何等的振奋，又使当今世界何等的震惊！
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激情，使我萌生了以小说形式再现香港历史的念头，但我也深知这一题材的艰巨，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是不可能动手的。待1987年秋天完成《穆斯林的葬礼》之后，我便把读书的注意力集中到晚清史和香港史方面，经过陆陆续续几年的准备，1994年，我终于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从此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在这期间，我尽自己的所能，考察了香港、九龙和“新界”有关历史，阅读有关书籍、文献、资料数千万字，采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并且实地踏勘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探寻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将要诞生的小说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半世纪的香港史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而对于有限的人生来说却太长了，一百五十年间已经更迭了好几代人的生命，如果要想以某个人物贯穿始终，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就只好截取历史的片断。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以十九世纪末的“香港拓界”为小说的中心事件，今天所谓的“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这一概念就是在那时形成的，那是英国强占、蚕食我国领土香港地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个总结，也是中国最终完全丧失在香港地区的主权的一个总结。香港拓界自1898年4月中、英谈判起，到1899年4月港英以武力接管“新界”止，前后整整一年的时间，其间事件紧凑，人物贯穿，再以1900年1月李鸿章就任两广总督作为尾声，比较适于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框架。站在两个世纪的交结点上，向后可以涵盖整个香港史，向前则可以瞻望二十世纪香港的前景。这些在事后说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在构思之初却伤透脑筋、费尽心思。我至今记得，在决定了小说框架的那天晚上，我仿佛找到了一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兴奋不已，懊悔自己为什么早没有想到？实际上，如果没有长期积累和苦苦探索，也就没有“偶然得之”，这是许多作家都亲身体会到的。
有了“框架”，以后的工作相对集中了，但仍然十分繁复。书中的中心事件和许多细节，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多数人物也都是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比我出生之时还要早将近半个世纪，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亲身经历、亲自体验，惟有让岁月“倒流”，让自己“退回”到那个时代去，在史料和史迹中感知我所要表现的历史。对于香港那片土地，我不能说很“陌生”，但也不敢说很“熟悉”，即使长期生活在香港的人，要把上个世纪的人和事都说得明明白白，也非易事，毕竟“人生易老天难老”，百年之间，香港的变化太大了，站在中环的摩天楼群之中，哪里还能看到当年香港的影子？港督府在修建之初，依山面海、居高临下，曾是全岛最为显赫的建筑，如今则成了高楼之间的“诛儒”；今天的德辅道、干诺道，当年则曾经是大海。如果站在“骆克道”上拦住行人，一一询问，相信绝大多数人不知“骆克”为何许人也。为了在书中“恢复”特定时期的香港旧貌，我小心翼翼地进行考证，一条街道，一座建筑，一件器物，一个名称，都不敢有些许马虎。对于那些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想方设法寻找有关他们的资料，只言片语也不肯放过，广泛搜集，仔细查证，力求详细、准确。即使在书中虚构的人物，也必须把他或她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出错。传世元散曲有一首《高祖还乡》，写的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平定英布之乱后“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往事，通篇模拟他家乡一位农夫的口吻，对当年无赖、今日皇帝刘邦的威仪，冷眼旁观，热讽冷刺，写得俏皮泼辣，活灵活现，但末尾一句“改了名，换了姓，叫什么汉高祖！”出了问题，“高祖”是刘邦死后的谥号，在他生前是绝对不可能使用的，只因这一句话，把通篇的历史感破坏殆尽。此类纰漏在当代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也常有发现，恕不举例，因为我的用意并非吹毛以求他人之疵，而是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这样的错误。这当然很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常常有张冠李戴、互相矛盾、是非颠倒、语焉不详等种种现象，需要反复地分析比较、去伪存真、纠谬勘误、拾遗补缺，而由于香港长期处在港英统治下，有关抗英斗争的史料则大量湮没，需要深人民间走访寻觅，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其难度可想而知。我非常感谢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许多同胞在这项工作中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协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获得大量创作素材，特别是埋没在民间的关于抗英斗争的史实和人物资料，那是在图书馆、档案馆都找不到的，因而更加珍贵，为本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我没有在这里将曾经帮助过我的同胞们、朋友们的名字列出，一一鸣谢，因为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有些为我带路的好心人，帮我查找资料的图书馆管理员，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也难以开列齐全，但我从心底里感谢所有的同胞和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问世将是不可能的。
《补天裂》是一部历史小说，史料的搜集、辩识、论证不是工作的结束，而只是它的开始，历史小说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却又不能仅止罗列史料，它必须以人物和事件去打动读者，以期达到读者和作者对历史的共识。艺术虚构是小说的基本手段，没有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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