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测倘若成立的话，林福久官位再大，充其量不过一个副处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副七品芝麻官”，一个小小的“腐败麻雀”，竟有劳中纪委的“大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是否因为涉罪案值巨大？还是关系网错综复杂？如果中纪委没有插手，或者说至今仍袖手旁观，那么林福久会怎么样？能不能依然逍遥法外？对此，当地有关方面要负什么责任？
还有一个现象在这起案件中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当地有关单位，一直对新闻媒体封锁消息。是的！清水衙门出了一个“富和尚”！鞍山的法律部门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贪官！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们理解鞍山的纪检司法人员，都有强烈的荣辱感，家丑不愿意外扬。鉴于案情重大，牵扯面太宽，怕案情传到社会上去，会影响正常办案；每位专案人员都有很强责任感，有严明的纪律，怕新闻媒体惹是生非，帮倒忙，一直守口如瓶。反正整个案件在爆发那一天起，一直是在严格保密、严格纪律的状态里进行的。直至今天被告人的律师，还不愿意提供判决书。其高度保密的程度就可见一斑。
还好，我们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千方百计把案件的进程，尽快地报道出去。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近万条消息，在各大网站也贴出了几千条新闻。无疑，这些对案件的进展，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为此，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新闻单位没有声音，网上没有消息，那么，这个案件能不能这么快结案呢？
林福久本该是人民的卫士，正义的化身，却异化为明火执仗的强盗，其种种方便条件和宽松的环境，是谁提供的？我们不能因为林福久被绳之以法，就淡化和模糊了有关人员的责任。
在我们侦破的所有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中，都有一个铁的规律，那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林福久案却很神奇地成为孤立的惟一。难道这正常么？这可能么？总之，应当有人为林福久案“买单”，或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或绳之以法。我想总不该叫林福久寂寞地唱独角戏吧！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副部长走向被告席
海剑
李纪周案发时近５８岁，是副总监级警衔的高级警官，同一级别的警官全国仅１０人左右，相当于军队的中将级军衔。他被定罪，成为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被定罪的最高级别执法人员及纪律部队官员。李纪周案件，被誉为中国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中纪委和监察部在通报李纪周案件时，还透露了李纪周为赖昌星干的其他事，诸如：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指示福建公安部门要为远华走私的汽车上牌照等等。据称，李纪周在回答有关方面询问赖昌星所给的钱是否属于贿赂的时候，显得很无奈，几次说的都一样：“按照中国法律，算吧。”
李纪周当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时候，月工资七八百块钱，是当时中国警察中局长的最高标准。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后，月薪一千元左右。当了公安部副部长，薪水又涨了三四百元人民币。
就这样的收入标准，李纪周却拥有至少数百万的财富。他的妻子的工资比他还低，李纪周的财富从何而来？
方工为首的专案组揭开了这个谜底：李纪周把他的“乌纱帽”——他的警衔当做挣钱的工具，把执法权力作为“寻租”的筹码。
李纪周案的公正审理，揭开了中国打击司法腐败史上的重要一页。方工和他的战友们以出色的公诉向世人警示：执法权力不容寻租！
２０００年８月初的北京，热浪还在肆虐，酷暑还在抖着余威。
８月９日，举国关注的成克杰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即判处成克杰死刑），看到裁定书，作为成克杰案第一公诉人的方工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当然，他松口气的感觉和表现纯粹是朴素的“相对论”。他不抽烟，不可能“一壶酽茶一包烟、吞云吐雾赛神仙、优哉游哉一天又一天”。他也不大会一张报纸一杯水安安稳稳坐够半小时。不是因为他缺乏坐功，事儿太多，仅仅日常的听取案件汇报、阅批案件就够他忙活的，何况众所周知的他工作主动、细致，为人随和、热情。
８月１０日，方工并没有休息。像往常一样，桌上排着四五摞案卷，堆得高高低低、略显凌乱。他翻看着、记录着、批写着。虽然他常教育属下案件不分大小、一律认真对待，不过，他现在的确是没有前些时办成克杰案时那么大压力，那么沉重的受挤压的感觉。释去重负的心情，甚至使他感受到了早秋的丝丝凉意。
电话响了：“方工，我是老叶。下午一同到高检开会。１点钟走。”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叶上诗说话历来简明扼要。
这个很平常的电话却让方工隐隐有了一种大案又到的预感：分院副职一般不会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议；自己一直主管办案、直接办案，去高检开会当然与办案有关；以往所办的大案，都是在高检检委会上接受的任务。今天去开会，没准儿又有案子交办，有案子还小得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室。
下午１时，叶上诗、方工和市院副检察长刘漳南准时到来时，高检院副检察长梁国庆、赵登举、赵虹、张穹、政治部主任邱学强、公诉厅厅长姜伟、副厅长白贵泉已经就座，没有其他人。方工的预感愈发强烈。
赵登举：“通报一下对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以来的进展情况”
果然！
梁国庆：“北京市检一分院办理过不少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司法界、法学界和社会舆论都反映很好，中央和高检院也很满意。今天上午，高检院党组研究决定：李纪周案由北京一分院负责公诉。为提高效率、加快进度，明天就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与侦查部门合作，梳理现有的证据，提出补充侦查建议。一分院尽快成立专案组。公诉厅建议方工同志担任第一公诉人，大家看怎样？”
领导们赞同的目光集中向方工。
方工看到了诸位领导眼神里面的信任和期待。
虽然方工给人的印象多是平静、沉稳，这么多领导的如此信任还是让他有些激动。他知道，这样的案子备受国内、国际广泛关注，影响大，整个办案过程要求极严、质量要求高，要经得起时间和公众的检验。这类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取证难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李纪周是一个老公安！作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高级官员，反侦查能力自不待言。对于他方工，一言以蔽之：任务艰巨、公诉难。高检院领导直接点名让自己担任第一公诉人，何等的信任！方工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责任重大。他的语调显得有些不稳，但很坚定：“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遴选新的公诉人
从高检院归来，刘漳南、叶上诗、方工立即向北京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海峰做了汇报。汇报后，一分院党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专案组的组成人员。
方工提议从公诉一处抽人，这多少有些出乎其他同志的意料之外。因为按多年来的惯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一般由公诉二处办理，他们业务熟练、经验丰富；公诉一处办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是长项，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力量相对弱些。如此重大的案件交给这类经验不怎么成熟的公诉一处，作为第一公诉人的方工，是怎么考虑的？
方工谈了自己的想法：一是公诉二处几位业务骨干办结成克杰案刚刚二十来天儿、办结李平案刚刚十来天儿，都很疲惫，应适当休整；二是办理大案是培养、锻炼人才的最佳途径，应该给公诉一处的同志锻炼机会；三是这类案子虽非公诉一处的强项，但公诉一处有几位同志也具有承办如此大案的足够的基础、条件和实力：
王忠华，市检一分院公诉一处处长。１９７９年从部队转业到海淀区检察院干了十年起诉工作，承办过各式各样的大案要案；因为业务能力强、办案质量突出于１９８９年调至市检分院（一分院前身）起诉处经济案件组（公诉二处前身），当时方工任起诉处副处长；１９９１年底到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参加过半年培训，１９９６年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本科学业，１９９９年完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研究生班学业；１９９２年６月起任副处长，１９９８年４月提升为处长。先后办理过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法轮功”组织骨干李昌、姚洁、王志文、纪烈武等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经营案（１９９９年）等，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同志们公认他踏实认真、不怕吃苦、肯动脑子钻研业务。他先后荣立一等功２次、二等功３次、三等功１次，１９９７年被评为中共北京市国家机关工委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９年被评为北京市政法系统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多年来，不但注重提高自身修养，还善于组织协调，善于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全处队伍管理和业务建设等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公诉一处也成为院里的先进单位。
朱兰，主诉检察官。１９８４年在北京大学完成四年学业分配到市检分院。工作之余继续刻苦自学，１９８７年又完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北京大学法律本科学业。有１３年的审查起诉工作经历。１９９９年通过严格考试首批被任命为主诉检察官。十多年来办理了不少有影响的大要案。提起他，同事多会说：经验丰富，头脑清晰，勤奋肯干，业绩突出，不爱张扬。
陈速，主诉检察官。１９９４年大学毕业就到公诉一处工作，１９９６年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１９９９年年度考核优秀并被评为首都五好检察干警、优秀共产党员。１９９７年曾参与办理市直某机关下属的上市公司海南民源农业发展公司（股票名“琼民源”，是“中关村”前身）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案。该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直接导致２元的股票飚升至２４元而停牌。年轻的他，已经历过大案考验。在同事眼里，他肯钻研、工作努力，业务素质较高。
书记员王大东，法学硕士，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学习勤奋刻苦，法学理论强，书写又快又好，精通电脑、办公自动化和多媒体示证系统。
这些同志的共性是：政治可靠，责任感强，事业心强，业务素质高，团队精神强，能互相配合，形成合力。
党组会经过充分研究，采纳了方工的建议，确定由方工与王忠华、朱兰、陈速共同组成公诉人阵容，王大东担任书记员。
为保证李纪周案查办工作的高效进行，北京市检察院指派审监处副处长权利新、代理检察员石磊准备李纪周案的二审工作，并与一分院的同志共同组成“８·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