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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魂魄属大小囟之论,闻诸穗卿;拉丁文一年有成之言,闻诸眉叔。至今自思魂魄之论,觉有不安,而欧、印性理之学,皆未厝治,未能豁然。拉丁文之说,再质之眉叔,固亦谓其不若是之易也。此亦先生所谓示人以可歆,而反为人所借口者矣。
变法之难,先生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数语尽之。启超于此义,亦颇深知,然笔舌之间无可如何,故诸论所言亦恒自解脱。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百举毕兴,而后一业可就。其指事责效之论,抚以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先生以觉世之责相督,非所敢承。既承明教,此后敢益加矜慎,求副盛意耳。
《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札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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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
得先生此论以权为断,因证中国历古之无是物,益自知其说之讹谬矣。然又有疑者,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顾以为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启超颇不谓然。西史谓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启超以为彼之世非民主也。若以彼为民主也,则吾中国古时亦可谓有民主也。
《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
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多君复有二种:一曰封建,二曰世卿,故其政无论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而皆可谓之多君之世(古人自士以上皆称君)。
封建之为多君也,人多知之;世卿之为多君也,人恒昧之。
其实其理至易明。
世卿之俗,必分人为数等,一切事权皆操之上等人,其下等人终身累世为奴隶,上等之与下等,不通婚姻,不交语,不并坐,故其等永不相乱,而其事权永不相越。以启超所闻,希腊、罗马昔有之议政院,则皆王族世爵主其事。其为法也,国中之人可以举议员者,无几辈焉;可以任议员者,益无几辈焉。惟此数贵族展转代兴,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继相及耳。至于蚩蚩之氓,岂直不能与闻国事,彼其待之且将不以人类。彼其政也,不过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郑之七穆,楚之屈、景,故其权恒不在君而在得政之人。后之世家不察,以为是实民权,夫彼民则何权欤?周厉无道,流之于彘而共和执政。国朝入关以前,太宗与七贝勒朝会燕飨皆并坐,饷械虏掠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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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谓之八公。
此等事谓之君权欤,则君之权诚不能专也;谓之民权欤,则民权究何在也?故启超以为此皆多君之世,去民主尚隔两层,此似与先生议院在权之论复相应,先生以为何如?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刚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
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尝言,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
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先生又谓何如?
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胡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C生之敢言之也。国之一统未定,群疑并起,天下多才士;既已定鼎,则黔首戢戢受治,薾然无人才矣。
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故庄子束教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此义也,启超习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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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言之,若其著论之间,每为一尊之言者,则区区之意又有在焉。
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
譬之禁攻、寝兵,公理也;而秦桧之议和,不得不谓之误国。视人如己,公理也;而赫德之定税则,不能不谓之欺君。
《天演论》云:“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
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
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此意先生谓可行否?抑不如散其藩篱之所合为尤广也。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者,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
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
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怜而饷之。
以上所复各节,词气之间有似饰非者,有似愎谏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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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幼陵先生书776
则启超于先生爱之敬之,故有所疑辄欲贡之以自决,不惟非自是之言,抑且非自辨之言也。对灯展纸,意之所及,即拉杂书之。未尝属稿,故不觉言之长,恐有措语不善,类于龂龂致辨也者,不复省察,以负先生厚意,知我爱我如先生,其亦必不以其见疑也。侪辈之中,见有浏阳谭君复生者,其慧不让穗卿,而力过之,真异才也!著《仁学》三卷,仅见其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无矣。
此君前年在都与穗卿同识之,彼时觉无以异于常人,近则深有得于佛学,一日千里,不可量也。并以奉告。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实引申诸君子之言,俾涉招众生有所入耳。本拟呈先生改定乃付印,顷彼中督索甚急,遂以寄之。其有谬误,请先生他日具有以教之也。又来书谓时务诸论,有与尊意不相比附者尚多,伏乞仍有以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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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康有为书
(1899年夏秋)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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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孙中山函三件976
致孙中山函三件
(1899夏秋)
(一)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谈为盼。此请大安。弟名心叩。十八。
(二)
逸仙仁兄鉴: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晚八点钟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馔,本当趋陪,惟今晚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
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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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此请大安。弟卓顿首。
(三)
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
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弟名心叩。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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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康有为书186
致康有为书(节录)
(1900年4月29日)
一、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
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
,奴隶性属于受者。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
(先生谓弟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盖日本近日盛行法国主义,弟子实深恶之厌之。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