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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伟强又给了我一百块钱路费，他要我赶紧去南京照看我母亲，等过段日子资金回笼了，他给我送钱去。耿伟强的话使我冰凉的心里弥漫起一股股暖流。
我揣着东挪西借来的五千多块钱赶到了南京，我对医生说能不能先给我母亲做手术，剩下的钱我继续借，我的血是0 型的，在南京能卖个好价，钱肯定能还上。那位戴眼镜的医生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说，医院里是从来不赊账的，此事不好办。
一个多月不见母亲，母亲已经知道了病情的真相，她脸色枯萎，神情绝望，但见到我后却强作笑颜，这回轮到她来骗我了：“妈胃里的瘤已经消掉了，现在不疼了，我们回家吧！”我说：“妈，舅舅说过段时间就来看你，他会送钱来的，我们等你做完了手术一起回家。”
我一边找医院求情，一边去卖血。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我母亲终于静静地走了，她是在夜里咽气的，没有留下一句话。父亲在医院陪护，我睡在附近的防空洞里，等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我看到那天医院的上空飞过一群鸽子，我想象着母亲跟它们一起飞走了，当鸽哨声越来越远直至无影无踪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母亲真的不在了，我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母亲走的那天下午，我舅舅托来南京出差的人将两千六百块钱送到了医院。我擦干眼泪，将钱扔在地上：“请你将钱还给郑副县长，让他买台彩电，好好看一看这世道是如何绝情无义的。”
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扶着弱不禁风的父亲回到了老家，家里空空荡荡，残破不堪的旧家具上落满了灰尘，门头上的蜘蛛网错综复杂。一只老鼠蹲在稻箩里专心致志地吃着粮食，它胆大妄为地盯着我母亲的骨灰盒，好像是我们入侵了它的领土。我赶走老鼠将家里清扫干净后才将母亲的骨灰盒抱进堂屋，然后我将母亲放在堂屋正中间的台柜上，母亲没有遗像，她活在我心里。
母亲埋在外婆的坟旁边，安葬那天舅舅来了，他将母亲的骨灰盒抱在怀里，泪流满面。我没有理睬舅舅，我觉得他的眼泪相当虚伪，既没有悲伤的真情，也没有真实的忏悔，我觉得舅舅不属于我们的亲人，他是一个政治木偶。
他跟我们一同到了墓地，所有的人都跪在了坟头，我们这里的风俗是“死者为大”，无论是长辈平辈下辈都要向死者的坟三跪九叩，而我舅舅一个人例外，在黑压压跪倒的一大片人群中，我舅舅却站着，他只是对着我母亲的坟头三鞠躬。我将舅舅理解成一种物质。
那天的风很大，天空的黑云像破棉絮一样在翻卷着，纸钱烧出的灰飘向空中在风中漫天飞舞。埋下母亲后，天就开始下雪了，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大雪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我母亲在地下非常的冷，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舅舅在母亲安葬那天，悄悄地塞给我父亲一千块钱。我要将钱送回去，父亲对我说：“你舅舅也有他的难处，一个乡下穷孩子当到了副县长，靠的就是小心做人，谨慎办事。你妈得的是绝症，我们对得起她了。”
许多年来，我一直怀疑我母亲那天夜里死于自杀，她已经感觉到了我舅舅并没有真正帮忙，所以也没凑齐做手术的钱，她是在极度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的。这一点我后来在省城曾向一位名医详细询问过这件事，他说完全有可能。因此，这么多年来，我认为母亲的自杀就是因为舅舅的见死不救，这种判断非常顽固地成为我的一种意志，所以我不会原谅我舅舅的，不管他当初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和伟大的理想，我只能从生命和亲情的本身来理解这件事，这使我在精神的幻灭中十几年如一日地持续失眠。
那一年春节过后，父亲瞒着我去县城找过一次舅舅，他带了五斤炒熟的花生和三斤糯米年糕，先是就我的无礼向舅舅道歉，然后求舅舅给我调换一个能拿到工资的单位，父亲说家里因母亲看病和办丧事欠了上万的债务，农药厂一分钱也拿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舅舅坐在那张仿冒的真皮沙发上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我不能帮这个忙，全县有多少家庭困难、工厂效益差的职工，如果有权有后台的都解决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一个领导干部失去民心了，权力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说得我农民父亲哑口无言。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跟父亲大吵一仗。
吵完后，我就背着一卷行李到省城来谋生了，转眼已是十二年过去了。
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我舅舅，也不想再见到他。
耿伟强是个预言家，我舅舅郑天良在副县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还到三省交界的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当了两年副县级的管委会主任，这足以说明他确实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连性命也被淘汰了，这让我很是糊涂，他怎么能和腐败挂上钩呢，受贿索贿的钱比胡长青还多一百多万，而且还有七八个情妇。
我不相信。
于是，我决定回到老家合安县去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为素材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混点钱买口饭吃。
长途公共汽车汽车开进合安县城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
县城变阔了，楼房一幢挨一幢地站在秋天的阳光下，楼面墙壁上贴满了瓷砖和一些广告宣传画，宽敞的马路两边不切实际地栽种着美人蕉和郁金香等名贵花木，一些带有县城特色的鸡和狗还有拉着车进城的毛驴很轻松地在名贵花木中乱窜，这种感觉颇有点像一个跛子穿一件时装在T 型台上很自负地扭着屁股走“一”字步。我舅舅的声音和形象已经从这座繁荣而夸张的县城里彻底消失了，农药厂也早已被人们遗忘，也许还有一些残留的农药味还保存在县志的某一页里供后人们凭吊，就像人们需要缅怀一位死去的祖先。八年前我回来还我母亲看病借的债，老谢死于车祸，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回到了乡下已是下落不明，耿伟强的公司也转移到了市里，没见着几个熟人。此后，我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都是坐车在县城下车后立即转车去乡下，我和这座县城之间像两个相互厌恶的仇人，除了乡土情结外实际上已没有任何联系。
这么多年，我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所以也从来没有衣锦还乡的体验，每次回老家，我都有一种小偷在夜深人静时溜回家拿一两件御寒棉袄一样的别扭。
这种感觉在今天变本加厉。我对了解舅舅郑天良被枪毙的全部真相信心严重不足。于是，我决定先回到老家看看老父亲，先了解一些舅舅在乡下的经历。
天气预报说从北方来的一股冷空气提前抵达江淮之间，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乡村公路两边的大叶杨的叶子在风中纷纷飘落，田野里的水稻已经全部收割干净，于是满目枯黄的色调一直铺陈到我视线的尽头。
一个在生活中倍尝失败的人是无法在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报纸电视上手舞足蹈的，当他连自己的晚餐都不知道在哪里时，他肯定拒绝一切的脂粉和口红。我眼中的秋天一败涂地。
父亲的腰已经彻底弯了，他佝偻着腰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在晒太阳，秋天的阳光落在父亲枯萎的脸上，折射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惨淡。母亲死后，父亲的精神和身体都垮掉了，每年靠我寄一些钱回来买油盐和劣质烟卷。我看着苟延残喘的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腿脚残废的木椅子上眯着眼睛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心里像被一把刀子捅了进去，我听到我心脏里鲜血哗哗的声音。我给父亲买了一件过冬的棉袄和一条“天堂”烟，父亲迟钝地伸出了青筋暴跳的手接了过去，没有一丝激动，他似乎已经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跟他说起舅舅被枪毙的事，他好像听到一百多年前被枪毙了一只蚂蚁一样无动于衷。我问起他舅舅当年在乡下的情况，父亲抬起粗糙的手抹了一把鼻涕，然后用沙哑的嗓子有气无力地说：“你舅舅二十六年前是村里的一个兽医。”
隔壁的林福海见我回来了，就过来串门。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健谈的五十多岁的汉子，他知道我要了解舅舅郑天良，眉飞色舞指手划脚地说了整整一下午和一个晚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我递给他的香烟，在叙述过程中多次说到：“你舅舅要是在乡下当个兽医，肯定早就盖起了楼房。”他颇为自豪地说，“乖乖，郑天良那兽医的手艺还了得，什么瘟猪瘟鸡到他手里打两针全活蹦乱跳了，骟牛卵子更是一绝，他人不知鬼不觉地往牛屁股后面一站，突然手往牛腿裆里一伸，两个牛蛋就骟掉到手掌心了，真神了。牛蛋一跳一跳的，滚烫的，炒了下酒，过瘾！”
林福海说当年他跟我舅舅还是拜过把子的干弟兄，两人关系可好了，只是舅舅当了官后，才慢慢地少了来往，林福海说：“不过，我每次去县城，只要遇到他，肯定请我到他家喝酒。郑天良可是个规矩人，从小就很本分，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贪官。肯定是有人陷害他。说老实话，当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都有人陷害，陷害一个副县长还不容易。二十多年前我劝过他，叫他不要当官，骟牛卵子是个好手艺，他不听，这不把命都给搭上了。”林福海长长地叹了口气，烟雾在他的脸上破碎。
林福海漫长的叙述逻辑比较混乱，而且掺杂了许多个人情感，为了使故事流畅，我决定以我自己的叙述方式客观地再现我舅舅在乡下的生活经历。
先说村西头伏牛岗上的玄慧寺。
玄慧寺始建于唐天宝九年，据《合安县志》记载，修寺庙的是一个唐天宝年间的合安县令周纯法，周县令因利用职权私贩食盐败露而遭朝廷革职为民，做了老百姓的周县令就利用关系公开做起了贩盐的生意，还在县城经营了典当、茶叶、竹器等生意，聚万贯家财，娶了四房姨太太，五年后又花钱捐了一个州官，卷土重来重返政坛自是春风得意，县志中说：“忽一日，纯法酒酣，醉卧藏春阁，一梦幽帘，见佳丽如云，但无血肉之躯，形影缥缈若气之浮光。即时绯幔徐起，见一老者衣衫褴褛，执其手腾云驾雾，数万里江山，指点迷津，曰，‘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纯法梦醒，顿悟，遂倾其家产馈予贫民，留其余择城东三十里伏牛岗，建玄慧寺设坛诵经拜佛，四十余年不出山门，无疾而终，圆寂入瓮，焚身见舍利子百二十余粒，为世所罕见。”
玄慧寺曾在明景泰、清道光年间两次毁于战乱和天火，洪秀全太平军路过合安时天王在玄慧寺驻扎月余，当年曾有九十九间半庙宇矗立在树木葱茏的伏牛岗上，到解放大军作为渡江指挥部的时候，玄慧寺只剩下二十四间，文革时，生产队拆了寺庙的砖头木梁建猪圈，在族公郑九爷等几个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拼命保护下，玄慧寺也只剩下四间破烂不堪的正殿，漏风漏雨，行将倒闭。那副千年绝对“天长地久长久做善男信女，物是人非是非听晨钟暮鼓”也下落不明了。
之所以我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