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临时办了贷款手续，按规定，我们得报省里批，时间不得超过7天。由于我是新上任的主任，所以对以前的一些事不太了解，只是没有想到这事有这么复杂。如果宋卫玲真是冤枉的，我们一定根据有关规定，为其恢复名誉和工作，并按有关规定补发工资。
2002年3月8日，这是阳春三月里头一个温暖的晴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吐绿的叶芽已呈现出勃勃生机。这天上午，宋家终于从公安局领回了那笔20万元巨款。宋保家双手紧紧抱着这一大堆刚从银行里取出的20万元巨款，一家人围在一起，当着我的面数了一次又一次。他们全家个个笑逐颜开。当他们从中数出两万元现金要对我表示感谢时，被我婉言谢绝了。
宋保家紧紧抱着我说：“石记者，这冤屈已经让我们家卫玲背了整整3年呀，要不是你这次来过问，还不知要等到到什么时候呢？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呀，我们真不知拿什么来感谢你”
为了对我表示感谢，这3年多来，一直过着紧巴巴日子的老宋一家人，特意拉着我来到了县城里最好的一家酒店，请我吃饭。同时还特意请来了两位亲戚陪我喝酒。但对于这20万元近4年的利息，警方不肯退一分钱，只是让宋家向信用社讨要，称与他们无关。在还钱时，公安局有关人士再三向宋家表示：他们一定会加大破案力度，争取早日将真正的盗贼捉拿归案。
为了讨公道，宋卫玲自1998年7月遭受不白之冤后，家人为了救她，以高息贷了十多万元的款，这钱后来虽然已归还给人家，但由于高额的利息，以及她长时间的频繁上访，使全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上她的母亲一直没有工作，长年体弱多病，本来也与她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弟弟，也因此受到连累，最后被迫辞职了。全家人只靠父亲每月千余元的工资生活，一家人经济十分拮据，至今还欠着五六万元的外债。
满脸沧桑的宋卫玲对我说：从看守所出来后，四周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男友也离她而去。为了攒钱讨公道，小宋曾帮人做过会计、营业员，同时也摆过水果摊，卖过烤红薯。但每次挣的钱都用到上访的路上了。现在虽然公安局将那20万元已退还给她，但他们对此给她所造成的损失，尤其是精神上的创伤，至今也没有给予她一个明确的答复，还称此事与他们无关。她也多次欲将公安局和有关人员告上法庭，以讨回一个公道，但她哪有钱去请律师呀？无奈之余，宋卫玲于2003年底又南下深圳，现在宝安的一家公司做会计。她告诉我，目前她每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除了要用来还债，余下的还要应付日常生活，同时她还想与公安局打官司。她不但要追究警方的不作为行为，更要他们赔偿她因此而造成的工作和身心等损失。小宋咬着牙向我再三表示，她一定要用法律手段，将滑县公安局及有关人员告上法庭，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但是，至今时间已过去两年多了，宋卫玲的事情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读者们也许会像我一样发出这样的疑问：她与公安局的官司什么时候才能进行呢？她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法律的维护吗？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1节 人间自有真情在（1）
2004年春节的脚步又渐渐地靠近，远在家乡的父母频频来电催促我回家过年。流浪到北方后，虽然我也几次回过老家，但5年了，我没有回家陪亲人们度过一次春节。
春节前夕，远在北戴河的沈淑萍大姐，获知我孤身一人身居北方寒冷低矮的平房，获知我因连年的漫长官司，穷困潦倒，负债累累，身上根本无钱过年后，这位好心的大姐特意从北戴河坐了近3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北京看望我，还特意为我带来了海鲜、当地著名的“杨长子火腿肠”等特产和一大堆年货。
这个时候，沈姐给我带来了年前的快乐，也带来了由衷的愤慨：为这位热心大姐的案子，更为她的不幸遭遇。
我获知，因为我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那篇报道，后来被国内的其他多家报纸转载，使北戴河医院的“名声”传遍全国，让医院的领导面子很过不去，自然也激怒了本来早就对她极为不满的孙恒俊不顾医院全体员工的愤怒，罗列了一系列所谓的罪名，在一个月前将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长达32年的沈姐给整下岗，剥夺了在医院工作的权利！
从2001年6月开始，我曾先后6次前往北戴河，并3次出庭旁听，其中还有一次出庭做了一回代理人。我采访此案的时间先后长达4年之久。2003年7月19日，在由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报道，随后，《京华时报》、《扬子晚报》等多家报纸转载了我的文章。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这篇文章不但没对沈姐起到任何帮助，反而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特别是，她做梦也没想到，与医院的正当诉讼竟会导致自己下岗。
早在2003年1月，一位好心院领导曾告诉沈：“小沈，你要有所准备，一旦你的官司败诉医院就让你下岗。他们说你的诉讼给医院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2003年12月12日，一位院领导和沈姐谈话时还特意指出：“到培训班里要好好学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沈姐问：“我有什么错误？”他说：“你与医院打官司就是错误。”
培训结束后，那几个与沈姐一起待岗的人都各自找岗位。果然不出所料，其他3人都回到了原岗位，只有沈姐一人到处碰壁。
2004年1月7日北戴河医院下发了一个通报，其主要内容是沈淑萍对自己为什么被评为末位没有认识。其他3人分别对自己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经过培训综合测评结果：其他3人合格，惟有沈淑萍不合格。
其他三人被评为末位后，他们的主管院长在与他们谈话时分别都给他们指出了不足，但北戴河医院的主管院长在找沈淑萍谈话时说：“你的工作无可挑剔，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不足。”也有个别院领导对沈姐说：“要不你就委曲求全承认错误吧，保住你的铁饭碗，别把工作丢了。”沈姐不能接受，所以她又决定找孙恒俊讨说法，但多次找孙时，孙总是避而不见。
2004年1月10日下午，院方又专门为沈的问题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一位副院长宣读了沈的学习总结，他还强调，就是报纸给医院带来了不好的声誉，她在总结中还不承认错误。
关于是否同意让沈淑萍上岗的问题，一位副院长说：“她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报纸这点事，承认了不就行了吗？先给她做做工作”。沈姐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她也不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实和违心的检讨。同时，北戴河医院还在相关文件中认为“诉讼严重影响了医院声誉、严重干扰了工作秩序，需要浪费诸多精力”
当沈淑萍多次前往院党委办和院长办公室询问有关原因时，孙恒俊一直避而不见，那位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朱某振振有词地说：“这还用问吗？你不是一直要与医院打官司吗？你不是总爱请记者来批评我们医院么？现在就叫你下岗，有种你就去告去吧！”
朱还说，你应承认是报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医院经济收入不好，因为你开了几次庭，牵涉到很多人，还使院里20多人出庭做证，是你自己得罪了这些证人呀，所以他们才给你打低分
2003年11月27日，北戴河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孙恒俊在“工作报告和人事制度改革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我们（院）尚有两例医疗纠纷正在法院审理中，由于医疗纠纷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声誉，也影响了业务收入，同时也影响医务人员的情绪，需要浪费许多精力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严格（重）干扰破坏了医院的工作秩序。”
沈淑萍认为：孙在报告中所说的两起医疗纠纷除自己正在进行的诉讼外，另一起就是于丽梅状告医院的诉讼。
2003年底，北戴河医院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在医院四个主要系统开始实施，全院300多名职工按相关规定对在职人员工作进行投票评分，四个主要系统分别评出四名“末位”者，沈淑萍是其中之一。
沈淑萍对被评为末位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被评为末位是因为与医院打官司，领导对我报复而采取的手段。”
一位医院领导向沈淑萍表示：“如果有末位评定（你被评为末位），主要是因为报纸刊登了你状告医院的事，给医院造成了影响”该院领导还特意列举了工人日报刊登该案的情况。
一位医院职工明确表示：“院领导会议上的意思就是别给你（沈淑萍）打高分。”
另一位医院职工承认：“有院方领导曾暗示我给沈淑萍打低分。”
还有一位职工说：“某位院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说，给缺心眼的、收红包的打低分，给医院带来不好影响的或者打官司的打低分。某人当时就说：那没别人，就是沈淑萍。”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2节 人间自有真情在（2）
2004年1月7日，北戴河医院发布了“关于四名末位人员竞争上岗情况的通报”，通报称：“医院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通过全院测评，有杨某、孙恒俊、刘某、沈淑萍四名同志测评为末位，按照我院人事制度改革方案规定，由医院人事制度领导小组负责，对四名末位人员自2003年12月10日至30日进行了20天的培训，目前培训工作已结束。
“通过培训，杨某、孙某、刘某分别对自己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经过自己的努力，在竞争上岗时被科室聘用。沈淑萍同志对自己为什么评为末位没有认识，她在给医院领导的信中说：'我没有任何错误，我也不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实和违心的检讨'。经培训综合测评结果：杨某、孙恒俊、刘某三人合格，沈淑萍不合格。”
从通报下发以后，沈淑萍事实上成了北戴河医院在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惟一下岗人员。
不仅如此，院方在没有明确文字通知的情况下，于1月7日宣布在医院工作了长达32年的沈姐下岗，停止了沈淑萍的工作，并从2004年1月起恶意扣发所有奖金和有关福利，扣除了沈淑萍的部分档案工资。
当我打电话到北戴河医院采访此事时，医院否认打击报复。
2004年1月12日，《工人日报》资深记者陈明和张伟杰特意来到北戴河医院，对沈姐下岗的原因进行了深入调查。
2004年春节前，北戴河卫生局领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北戴河医院院长孙恒俊和一名前医院院长，带着一大堆礼物特意来到《工人日报》社，企图阻止报社发稿，但被陈明记者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不过，这几位领导再次表示：“医院工作人员的末位淘汰制已进行了数年，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打击报复。”
2004年2月21日《工人日报》以《原告沈淑萍：在被告北戴河医院下岗了》为大标题，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该报记者张伟杰和陈明对此事的详细报道。
下面是摘自相关报道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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