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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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 第1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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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K”、“和胜和”、“和安乐”等黑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星纱厂的一批亲台工人,又一次疯狂地向各工会和工人医疗所进攻。宝星纱厂门前有20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壮威。纱厂的董事长恐把事情弄僵,及早出面与暴徒们调停,暴徒群中一名操国语的中年男子遂提出把左派工人交出,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及赔偿其费用3200元等三项条件,厂方除无法交出左派工人外,竟然毫不迟疑地应允并兑现了后两项条件。但是,当厂方按暴徒们的要求悬起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赔偿”3200元现金之后,暴徒们立即又露出凶相,以清洗所谓左派工人为借口,一拥而入,在工人中间大打出手,致使数名工人被打成重伤。

警察的无能、暴徒的残忍,使九龙市区成为一个乌七八糟的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还不算,“闹区”中心又在上演着另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于车中,致使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二天,参赞夫人重伤不治,在死异乡。

在下午4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司机怕出事,便急忙说明,他没来得及购买,并说愿出钱购买彩旗。暴徒们并不听这番解释,只当这是一种故意抗拒行为,便不分青红皂白,四面向车袭击。他们先是掀翻车辆,然后泼上油,纵火焚烧,领事夫妇二人竟然来不及跳出车来便陷入了大火之中。车后座的埃士德先生一时着急,便用英语大叫:“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杀红了眼的暴徒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哪里会理会这等叫唤!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时,车内三人都已奄奄一息,待送往医院后,司机早已死亡;埃士德先生须长期住院施行植皮手术,埃士德夫人于13日午间不治而死。

“五大君”隐匿幕后香港这个“没有娘的孩子”正在受到一场kuangfengbaoyu的肆虐。10月11日从早到晚,从九龙半岛到油麻地、九龙城、土瓜湾等地区无一不遭烧杀抢劫,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净土。据警方资料证实,截至11日下午5点,被洗劫或焚烧的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达300家之多,死伤人数超过300人。这已经不是一场一般的冲突,而是一场由台湾潜港特务幕后策划、香港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暴乱。局势万分危急!

下午3点,署理港督戴维德在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在宽敞的港府中间的大会议厅中,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戴维德用他那略带女腔的尖声宣布了一项非常命令:从11日晚上7点半起,至12日上午10点止,整个九龙半岛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务请呆在家中,一切交通包括公共的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7点半停止行驶;人群绝不能在街道上集结;并且调派英军进入市区以维持秩序,凡违犯该戒严令者,后果完全自负。

11日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了戒严令数次,并且由戴维德亲自广播,他向市民表示港府要和广大警察及士兵一道,尽快弹压暴乱、恢复九龙半岛的秩序和安全。

根据戒严令,军警将授权开枪射击,这是暴徒们最胆颤心惊的。

是年10月12日为农历重阳节,此戒严令又被称作“重阳节宵禁”。

早已闻风而动的暴徒“指挥部”长沙湾球场在宣布戒严后不到20分钟,便举行“下旗典礼”,典礼台下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30余名着白衫黑裙少妇,抬头仰望着徐徐降落的青天白日旗,齐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一片忠心耿耿的气氛。其实在此前几小时,来自台北的5名特务中,有3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二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茎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

宵禁的范围尽管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从长沙湾球场边至下葵涌的“指挥部”,灯火辉煌,进出人流络绎不绝。由葵涌至荃湾市区仍有私家豪华上车穿梭往返。

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尤为惨烈。

500多暴徒在其主子“孙君”的率领之下,波浪式向该所发起了猛攻。

当时该所仅有留守人员12名,其中还有5名女性。当暴徒手持木棍,竹杠、水喉铁、石块、啤酒瓶等袭击时,所内的职员们仍能沉着应战,各守岗位,使暴徒一时竟然难以长驱直入。从午夜11点至凌晨1点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暴徒竟通过不同方式向该所攻击了不下7次,均未能有所突破。其后,由“水房”的黄大麻子带领10余人,爬上了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跳入屋内,遂打开大门,其余便汹涌而入。十几位职员有6名被打成重伤,其他也各有轻伤,可怜这一福利机构倾刻间便成一片废墟。

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仍时有零星的暴乱事件发生;若干未能及时回家或不知内情而外出的居民,有不少被军警当成暴徒误伤。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的牺牲品。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和香港局势的急剧变化,游东窜西的港督葛量洪真的坐不住了。13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频繁接触,商讨如何应付中国方面的压力及如何收拾香港的这场大暴乱。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头目,以借此杀一儆百,打击暴徒的嚣张气焰。葛量洪采纳了这个意见,训令迅速付诸实施。

13日晚上至14日凌晨之际,警方是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尚没有设立“反黑组”,只由刑事侦察处及各级侦缉人员,尽量提供黑社会组织名单,要宁枉勿纵。

来自台北的5名特务,除那两名没有露面,仍然匿居于罗便臣道华将军寓所之外,曾经直接指挥杀人放火的“孙君”、“逸君”等5君,从13日上午起不再公开露面,只留下几个爪牙大汉清理遗物,销毁罪证。

当天晚上,实施宵禁之后,九龙警方的车辆全部出动,各街道一片警笛刺耳的鸣叫声;尤其是调来的英国军车尾随干警车之后,再分为十余组四面出击拘捕黑社会头目。除李郑屋村、石硖尾等徙置区之外,九龙城砦、旺角、深水埗、东头村木屋、福华村木屋、荃湾等地区,均有数不清的黑社会人物被拘捕。最不幸的是,有许多滞留在街上的无辜百姓,因来不及撤走,遂成为拘拿对象,和众多真正的黑人物一道成为“漆咸营”中的“同僚”。截至14日晨为止,被拘留在“漆咸营”的已超过3000人。

港英当局脚踩双船14日晚上,港督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中发表讲演,声称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惩,同时强调局部地区仍在宵禁期限范围之内,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区秩序。只字未提北京方面的抗议之事。16日,港府宣布戒严已经全部解除,市区及郊区全部恢复正常。而此时拘于“漆咸营”中的“罪犯”人数却已超过5000戒严已被解除,秩序也终于恢复正常了。

对于这场持续的暴乱香港方面该作怎样的“交代”呢!

16日下午,新闻处通知在辅政司署之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长官除葛量洪之外,还有辅政司戴维德、署理警务处必明达、驻港三军司令史德顿等。

招待会上,名报记者争相询问,当提及周恩来总理在10月13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先生的抗议时,葛港督竟回答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中,称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匪帮特务分子操纵的暴徒们的动乱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港府被指责说没有及时采取得力措施阻止暴乱的扩散,这种抗议和指责是通过一些不确凿的报道资料作为根据的,是不合实际的。”

又是脚踩两条船的卑劣手法!

又是两面三刀惯用伎俩的复演!

望着自己的骨肉同胞惨遭蹂躏,全中国人民怎能不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呢?

“释放无辜居民!”

“严惩黑帮特务!”

“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这是正义的声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声音!

在这场由国民党驻港特务一手策划并指挥的持续数天的大暴乱中,港英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之中。对于台北的直接参与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这表明英国政府和受其遥控的港督府并未完全放弃“两个中国”的反动立场。而只是到了暴乱升级,殃及池鱼。局势若再不加以控制,整个九龙城将变得不可收拾之时,迫于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港英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所谓的宵禁政策。

好一个姗姗来迟的宵禁令!

几百家公司、学校、商店被毁,几千人被拘禁“漆咸营”中,上百人伤残、几十人命归黄泉,这就是英警察加上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战果!青山作证,历史无情,人们从中又一次领略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第八节毛人凤作古蒋介石痛失老奴1956年10月13日,郑介民因报告九龙事件来到蒋介石跟前。听完九龙情况,蒋介石对特务的活动颇为满意,突然,他想起头天曾有“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病危的消息传来,便向郑了解毛的病情。郑介民答复道:“毛局长本来有慢性支气管炎症,一直没有彻底治好。从去年夏天开始,不时咯血,甚至咯血回局办公。到本年4月再发,血咯得多,又发高烧。5月间医生断定是局部化肺癌。”蒋介石问:“不是到美国治病了吗?”

郑介民道:“是!毛局长在美国波斯顿州医院动手术,切除了右肺中叶和下叶,医了两个月,后来从波斯顿去纽约,不成了,再去华盛顿检查,发现心脏跳动太快,也不规律,就在当地住了下来,9月份才回来,这是上个月的事。”蒋介石:“美国医生也没办法?”郑介民道:“大概病太重了。9月底毛局长回国之后又咯血,痰中有葡萄球菌和肺炎双球菌,于是又动胸膛穿刺手术,取出淤血一块,咳嗽咳得厉害,到双十节过后,连饭都不想吃,精神萎疲,再检查,又发现右肺气管中有大量淤血。到大前天,再动切开胸壁手术,在心脏附近发现大块癌瘤,因为癌已从肺门深入纵隔,紧靠心脏壁压住了食道,已经无法切除了,要治好的希望不多了,从那时起,已经输血、拿氧气帮他呼吸,非常辛苦。”蒋介石越听越不舒服,挥手令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怔。

10月14日上午11时25分,毛人凤终于归阴。

18日,台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情报局故局长毛人凤事略》:【军闻社讯】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故局长生前事略,顷经治丧委员会发表如下:毛故局长讳人凤,字齐五,籍隶浙江江山,生年五十有九。幼怀大志,与戴雨衣将军同砚于江山文溪小学,常以报国相勋勉。弱冠时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旋入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中途感国事之蜩螗,愤军阀之残暴,乃毅然间道入粤,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不幸因病休学,不久病愈,转入党军戎幕,略偿夙愿。民十五年春,因封翁谢世,自粤返籍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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