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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又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传到了重庆，这是从加拿大的魁北克传来的，当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在那里同邱吉尔会谈。“鉴于罗斯福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鉴于在不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其他地区内出现的不同政见活动”，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在这封加拿大来信中，罗斯福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对他说：“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信中还要求给史迪威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的发生。
这封信一到重庆，赫尔利就看到了，他反对递交这封信。他意识到，如果见到这封信，蒋介石就会勃然大怒。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委员长”头衔就成问题了。
但是，史迪威一直同蒋介石有矛盾，因此他很想刺刺他的宿敌。他递交了这封信，而这封信的作用，比预计的还要糟糕。因为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这封信也是史迪威起草的。
蒋介石通过赫尔利给罗斯福的回信说，以前所作的有关史迪威的一切安排，以及扩大他的指挥权限的事，全部作废。委员长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蒋介石后来对赫尔利说，他认为，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而赫尔利也就信以为真了。他本人也相信华盛顿有一个共产党阴谋在实施中。无论如何，除了伴随着移交指挥权而来的各种手续，史迪威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10月9日，即国民党政府国庆的前夕，谢伟思向史迪威作了例行汇报：“共产党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将在未来的中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我提议再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使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同一天，谢伟思同毛泽东又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表现出十分了解美国政治的详细情况，并“谈到，即使要对国民党施加任何直接压力，那也得等到总统连任以后。因为蒋介石是总统扶植起来的，总统不会作任何有损于他信誉的事情，除非到连任的大局已定之后。”在这之前，毛泽东曾邀请赫尔利到延安亲自对共产党作出估价。所以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他发给赫尔利的邀请没有得到答复表示关注。
就在谢伟思和毛泽东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后，美国陆军上校麦克纳利来到延安。他是谢伟思在北京学汉语时的同学。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忆往事，麦克纳利便郑重地说，赫尔利没有答复毛泽东的邀请，因为他认为，即使只是宣布接到了这样的邀请，那也等于含蓄地承认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因此，至少在国内的选举日到来之前，这位总统私人代表不愿采取可能使选民改而投票支持别党的步骤。不仅如此，麦克纳利接着说，自从赫尔利到了中国以后，谈论给史迪威以统帅中国一切军队的权力，不如谈论蒋介石关于解除史迪威职务的要求多。
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蒋介石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他将在抗日和维护他的领导权这两条战线上作战，并明确提出，外国别干涉中国的内政，而这种插手中国事务的大国，当然只有一个。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私下告诉赫尔利，史迪威正在同共产党合谋推翻他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的干涉。
赫尔利立即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蒋介石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项建议，只有对史迪威的任命是个例外。”10月10日，谢伟思在延安给史迪威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希望给他的将军以鼓劲。那是一份写得“仓促激烈”、开门见山的文件。他写道：“虽然我身处延安，只能从远处观察重庆和华盛顿的最近事态，但是，相信你会允许我继续以坦率的态度，写出附在信后的、更加有力的政策备记录。我认为，现在是对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采取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了。”谢伟思的备记录中谈到的问题有：看来，我们仍然从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出发同蒋介石打交道。这种假设就是：蒋介石就是中国，我们的事业需要他。为了战争，也为了我们今后在中国的利益，现在是采取比较现实的方针的时候了。
国民党政府处在危机之中。它最近的失败已经暴露了它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使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会更快地来。
。。由于国民党的失败暴露了它的弱点，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这个党的威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蒋介石正在失去作为领袖一度受到的尊重。。我们不必由于蒋介石是亲美势力或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支持他。中国所有的人，所有其他重要政党都对美国友好，都期望美国现在和在战争结束之后来拯放这个国家。。我们不必对蒋介石抱什么感谢之情。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些自私、腐败、无能而又碍事的家伙。蒋介石本人同我们打交道，也一直要弄各种机会主义手法。他要求过高，言而无信，欺骗讹诈，讨价还价，等等，等等。蒋介石是被本国人民逼得无法才起来抗日的。他要我们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征服自己的国家。。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以前，有人拿中国与南斯拉夫比。这种比法越来越恰当了。只依靠在重庆同国民党商讨问题的办法去寻求中国的统一，去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并在广大的地区内动员民众，那是不切实际的。。。危机在于这是需要奋力向前的时刻，而不是可以稍有懈怠的时刻。
我们不能让蒋介石用“谁来当美国司令”这样的无谓讨论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使我们忽视了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这是一个花招。
就经验而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了解中国情况并关心美国利益的人，都不会中蒋介石的意。
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就等于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在同蒋介石的扑克游戏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牢固地掌握着所有的王牌。现在是我们打出这些王牌的时候了。
史迪威对这种要在最后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尝试一直没有理会。尽管如此，谢伟思还是像他每次写报告一样，把备忘录的副本寄给了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时常能看到美国驻外处交官信件的宋子文，看到了这份赫尔利给他看的备忘录。
赫尔利指责谢伟思把另一副本给了在延安的共产党人。谢伟思对此矢口否认。日后，赫尔利公布了这个文件，指责它是谢伟思不服从他的证据。事实上，谢伟思并不是他的下属。据国务卿贝尔纳斯说，谢伟思完全有权给史迪威写信。
谢伟思激烈指控蒋介石的做法始终未得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原谅。这个由中美两国政治家和财界人物组成的、能量很大的集团认为，美国应确保蒋介石继续控制中国，至少也要保全他的面子。
谢伟恩的“双十节”文件，还是被收进了众议员周以德编撰的《国会记录》中。周以德在中国当过行医传教士，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名誉党员。他在1942年当选众议员之前，曾说过中共一些好话。但后来，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在把这份备记录收入《记录》时，加上了这样的话：说明早在战争期间，我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在进行反对中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阴谋活动。中国政府本来有权指望它的盟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它解决压倒一切的问题。国民党比谁都清楚地知道，若是没有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它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而美国的官员却坚持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责人采取高压手段，逼它同共产党叛匪搞所谓的合作。
周以德在谢伟思给史迪威写备忘录之前访问过中国。当时在重庆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不大喜欢这位众议员。他们到处散布说，他下车就哇啦哇啦，临走的时候还是哇里哇啦，在这中间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讲的话。他来的时候，一位奉命照料他的国务院官员，曾请求在场的美国官员对他以礼相待。但是，外交官们越是想到这些，越是感到生气和抵触。
一天晚上，原定几个人同他共同进餐，但他们没有赴约，而是聚集在他房间上面的那间屋子里唱歌。他们希望所唱的“可怜的周以德已经死去”的谐音歌词能传到他的房间去。返回华盛顿后，周以德对文森特说，在重庆，一位有见识的朋友告诉他，国民党固然没有能力执政，可是要推翻它却也不易。
1944年10月底，这是一个人事变动频繁的时期。史迪威从令人心寒的重庆调回美国；戴维斯同埃默森一道北上延安。戴维斯到延安后，见到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有一张温和的圆脸盘。。他极其沉静安详，充满信心。周恩来则面部清瘦。。动作轻盈敏捷。他会成为一位很适宜上镜头的外交部长。”
谢伟思此时被召回华盛顿，表面上是例行的工作调动。在他回美国的途中，他在重庆同赫尔利晤谈了一个小时。赫尔利给了他三分钟讲话的时间。在这便短的宽限时间内，谢伟思只来得及重申了自己在激动之下写的“双十节”文件中谈到的、确信赫尔利会亲自到延安去谋求中央政府同共产党的和解。
赫尔利此时感到，蒋介石的势力和毛泽东的势力没有理由不协力打日本。他激动地说：“见鬼，谢伟思，我一定要让共产党得到武器。”
10月28日，史迪威被召回国，几天之后，报纸刊登了高斯大使辞职的消息。高斯非常沮丧。他对接替史迪威使命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他知道自己在中国不会呆多久，便要谢伟思回国正式向国务院转达他打算很快引退的意愿。
在首都华盛顿，霍普金斯对谢伟恩说，罗斯福打算让赫尔利任驻重庆的新大使，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
谢伟思说：“这是灾难。”
尽管如此，赫尔利还是被任命了。人们常说，谢伟思是当时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而实际情况也却是如此。
报界纷纷探询这些人事变动的背景。文森特告诉副国务卿格鲁说：“当记者们提到中国的国共关系时，我就竭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的实现统一，现在更迫切了。目前，我们主要是关心在中国有效地进行战争。在情况表明变革、改造和其它行动�